我们被“勒令”赶出了原来的家

邓  云

我们被“勒令”赶出了原来的家，一家五口搬进一间阴暗、拥挤的小屋,爸爸几十年间用心血写成的大量手稿、札记、诗词、书法和几十年间精心搜集珍藏的大量革命文物，古今中外的书籍以及碑帖字画统统被查封。由“官方”开来的卡车进行公开的洗劫，封存的东西荡然无存。我亲爱的妈妈，她 十六岁就千里迢迢到延安去寻求革命真理，怎能想到三十年后在社会主义的首都，竟然被剃成“阴阳头”，戴上纸糊的高帽，批斗游街，受尽凌辱。姐姐小岚本在清华大学攻读工程化学，由于所谓“不能从事机密专业工作”的原因，被分配在一个小制药厂当工人。我还没有开始学习飞行，就以“政治审查不合格”被赶出了部队。 为分配工作，我在家等待了将近一年，那时，就连一个街道副食商店也拒绝收下我这个“邓拓的儿子”！弟弟阿壮无缘无故就被一群打手从家里抓走，关进了失去自由的“学习班”，小小年纪就尝够了棍棒打在皮肉上的苦味。1976年清明，我仅仅因为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就被公安机关无理拘留，企图从我的身上，抓到所谓“ 右倾翻案势力活动”的证据...

那时株连成风,冤狱遍地,几乎全国都在揪斗什么“三家村”的“二股东”、“马前卒”、“吹鼓手”、“走狗”、“分店”。我们的亲友无一免遭迫害。我的伯伯--我国著名真菌学家邓叔群，被毒打、折磨，悲惨地死去。他积几十年心血写写成的著作手稿、宝贵资料被暴徒们放火焚烧。他的儿子，一个解放军军事院校雷达专业的毕业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全军通报，赶出部队，流放到一个偏僻的林场当看林人。就连一些和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仅因说了一两句“三家村”的好话，或买过一本《燕山夜话》也被横加罪名，受尽折磨。（摘自邓云：回忆我的爸爸邓拓，据顾行等筹划编印的《悼念邓拓同志》，1979年10月）

　2004年1月23日五柳村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