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夺权的方式，不仅能使暴力施行者在权力分享上优先那些曾退避刀剑的盟友，而且能使他们在政治心态上震慑这些盟友。这后一方面影响常常不为人们重视。
暴力绞杀虽然残酷，但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力，激发人的勇猛精神和聪明才智。因为，不勇猛则败、则亡，不聪明则落入圈套、则陷入十面埋伏。中国历史上最有丈夫气魄的君主大都起于疆场，如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中国历史上最为实用的谋略大都出于战例，如从“瞒天过海”到“走为上”的三十六计。
暴力绞杀当属最严峻的生存竞争。能从中获胜者，自然是强者，尽管未必是善者。暴力绞杀能乾净利索地淘汰弱者以选择强者，持续且剧烈的暴力绞杀则能更进一步地淘汰一般强者以选择最强者。无庸置疑，历经长期战争而获取胜利的毛泽东及其战友当属这强中之强者。
对于这类强者，人们常存有一层怯意，特别是那些与这类强者虽属同一营垒却未下场搏击的盟友，除有怯意外，还有愧意，还有谦卑感。在这类强者与这些盟友之间存有一种不平衡的心态关系，即俯临轻慢与仰视臣服的心态关系。
公元前207年，秦围赵于钜鹿，楚欲相救。楚卿子冠军宋义奉命率军西援，行至安阳，屯兵避战，裹足不前达四十六日。楚将项羽怒而斩杀宋义，被拥立为上将军，旋即引兵西渡，“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接而九战九胜，大破秦军。
楚兵虽是孤军作战，但非孤军临敌。就在战场四周，还有其他十几路诸侯援军。他们先楚军而到，屯于壁寨。当楚秦大战时，他们无一敢出壁助战，只是“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战毕，众诸侯受项羽召见，“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为属焉。”（司马迁《史记》卷十七）
项羽正是通过这种惊心动魄的暴力绞杀，既击败敌兵，又威震盟友；既使前者溃亡，又使后者臣服。掩卷而思，中共红色暴力似也如此，既使八百万国民党军队灰飞烟灭，也使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心悦诚服。
毛泽东1949年进京，也是一身征尘，八面威风。那些赶来晋见的民主人士，虽不是“入辕门”而“膝行”，但多有诚惶诚恐状。在这位有着魁伟身形的古都新君面前，诸公最常做的动作是“竖起大拇指”，最爱用的字眼是“真伟大”。
不过，在一些人那里，这种心悦诚服很快就变成心有余悸了，钦佩之余，惶恐又生。民主人士多为读书之人，虽文弱却有心数，虽安份却很敏感。他们很快就能通过那张挂得满中国都可见的领袖画像，感受到画上人的那种君临天下、无所不在的威严；很快就能透过那张安宁祥和且少有浓须的银盆大脸，感受到慈面人的那种说一不二、难容异己的霸气。
他们既敬重又畏惧这位比老蒋更强大更有手段的执政者，故采取了一种比以往更小心更少有作为的政治态度。
在老蒋专政时期，他们多少还能保持一些政治独立性，还能发出一些自己想说而执政党不想听的声音，如在由国民党主持的会议上直接批评政府，如在民办的报纸上公开讥讽权贵。中国民主同盟曾经隔三差五，不是发文告，就是答记者问，发难国民党，奚落委员长，忙得不亦乐乎。
到了毛公当家时，他们就逐渐失去政治独立性。尤其到了五七年后，他们已不可能发表独立意见、不可能公开批评执政党及其毛泽东主席，尽管此党此主席可批可评东西越来越多、几成大错误常有小错误不断之势。
他们中虽有一些仍敢直言者，但多遭不测，轻者挨批，重者被抓，并累及三代。其亲属们每每在填写政审表格中的“家庭关系”或“重要社会关系”的栏目时，都久久不能下笔，可又不能不下笔，不能不写上那个会给他们带来恶运的至爱亲人的名字，并注明他所戴政治帽子的称谓，是“右派份子”还是其他什么“份子”。当然，他们中也不乏有精明乖巧者。这些人识时务，晓利害，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处世方式，言不敢大气，行不敢独为，观风向说话，听号召做事。他们以住多是生性高傲不愿嫁人的政治老处女，如今变得也要委身他人了。
不过，这些出阁者已是旧日黄花，嫁到他人家自是难获宠爱，多数时间被弃之一旁，只是在逢年过节或遇重大礼仪性活动时，才被从布满尘封的后院里呼唤出来，打扮一番，呈花枝招展状，摆设在共和国礼堂中，供人观瞻，以显示此当家者不是孤家寡人，还有三房四室，并相敬相爱，共享家政。
这些民主人士如此恭敬执政者，执政者又如何看待这些民主人士呢？令恭敬者沮丧的是，受恭敬者仅从高堂之上投下轻蔑的一瞥。虽然毛公与某些民主人士有些私交，但他对作为整体的民主党派以及作为整体的知识份子(民主党派的主要成分)，是不抱好感且不予高看的。他认为，民主党派是软弱的动摇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既支持革命又害怕革命，在社会主义时期“既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因而需要执政党来对其“既团结又斗争”。他认为，知识份子不过是“皮上的毛”，没有独立性，只有依附性，其中大多数人都有着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因而需要执政党来对其进行“思想改造”。
可毛自己的世界观也需要好好改造，用他自己的党在他死后做决议的话来说，其间有着许多“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1)。这种封建性东西比起他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小资产阶级思想来，要落后得多、卑劣得多。尽管如此，他仍要去改造人家、整肃人家，少则整个几十万，多则整上几百万，即便整过了、整错了，也毫无悔疚之意。老人家拿民主党派拿知识份子很不吃劲，有时完全不当一回事。]
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为何如此对待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有一种较流行的解释：毛青年时曾在北京大学谋到一个图书馆小职员差事，每天跑前跑后地为那些名牌教授、正牌学生，登名记号、拿书取报，有时还不免受到一些冷落和歧视，于是在内心深处埋下了嫉恨种子。因此可以说，他晚年实行的知识份子政策，是对于他早年北大经历的一种回应，是抚平他早年心灵创伤的一种举动。连境外学者也持此看法：“看来，毛没有忘记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受到的冷遇。这使他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心理欲望，一有机会就把知识份子置于他们应在的位置。”这位西方学者还多少有些戏谑地称毛是一位“半知识份子”。(2)
这就把毛晚年做出的那些不善待知识份子举动，看作缘于他早年萌生的某种阴暗心理，即嫉恨那些有着显赫科班背景的知识份子的心理，从而把他描绘成一个心胸狭窄、得志便猖狂的小人。这显然是文人的说法，是文人爱听爱传的说法。笔者留意到，一些颇有学历者议论毛议到高兴处，常会复述这一说法。这样说或许能使文人较容易地实现自己对毛的精神胜利，尤其能使那些在毛生前备受羞辱的文人较容易地在毛死后慰藉自己、娱悦自己。
不过，这种说法终究有些勉强。我们固然不能排除毛曾有嫉妒知识份子的内心情结，但可以说这不是他屡屡整肃知识份子的主要原因。一个简单事实，就是他身上可以骄傲的东西比起一般知识份子来要多得多，故没有许多必要去劳心伤神地琢磨后者、设陷后者，以恢复自己的内心平衡。
古人韩信，早年落魄乡中，受过胯下之辱；后来辅佐刘邦，因功受封楚王。他在荣归故里时，并未报复曾迫他钻裆者，反而称之“壮士”，赏官“中尉”。(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二)赫赫楚王已犯不着与小民斗气，率千军者岂容不下一区区中尉。
古人如此，今人似也如此。1918年时的毛泽东不过尔尔，仅为一个学历不高、阅历不深的小知识份子。数十年后的毛泽东就不同凡响了，已是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词坛高手、文苑俊才。昔为寒士，今为豪士。此时他还会嫉妒谁？还会用上许多心思去倒腾那些小肚鸡肠事？
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毛主动打招呼：黄先生，我们早已见过面了。黄迷惑不解。毛爽言道：二十多年前的一天，先生发表演讲，高台宏论，就在下面众多听者中有一个叫毛泽东的人。黄先生不认得他，他倒把黄先生记住了。
1938年，梁漱溟先生访问延安。毛也主动打招呼：梁先生，我们是见过面的，不知你还记得不记得？那是民国七年(1918年)的事了。先生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我总是给您开大门。(3)
毛泽东不善待知识份子，很难说是出于某种嫉恨的情结，相反倒有可能出于一种轻蔑的心态，一种小处还客气大处便瞧不起的心态。他对于知识份子，与其说嫉贤妒能，勿宁说恃才傲物。
毛泽东晚年曾对身边人说了这样一段话：“古人说，秀才造反，3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接着他又解释道：“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4)老人家说话时行将就木，快走到人生尽头，故说出来的话当属其平生经验。另外，老人家说话对象是其女服务员，一是在地位上与心智上低他许多而不对他造成任何心理压力，二是与他朝夕相处而亲近随和，故使他谈起话来少有顾忌且多显真情。
毛说话不多，三言两语，但已把自己的“秀才”观说出个大概来，其见解其语气都颇合他的那种不同寻常的经历和个性。
“五·四”以来，中国政坛上的知识份子，能言善辩者不少，舞文弄墨者不少；但实有成就者很少，改天换地者更少。1919年，一大批慷慨陈词者走上北平市街头；1949年，很少有原“五·四”运动参与者因建功立业而登上天安门城楼。
究其原因，还正应了老人家说的那几句话。他们中的许多人，说是要唤起民众，却不愿深入工农；说是要反对暴政，却不愿拿起枪杆；结社议政，略有起色，纷争即起；组团参政，稍有进展，内讧又生。
不止是党外有这种情况，就是党内也有这种情况。要说读中国书，谈文化理论，陈独秀先生要比当年毛泽东强得多；要说读外国书，背马列本本，王明也要比当年毛泽东强得多。可是，两者都是言论有余，实干不足。结果，一个对中共蒙受“一战”失败（四分实力去其三）负主要责任，另一个对中共遭受“二战”失败（八分实力去其七）负重要责任。
“五·四运动”七十年后的“八九民运”，似也有着内讧过多的问题，似也应了那位已去世多年的政治老人所说的那番话。
当然，毛不会看不起一切“秀才”。他自己就是“秀才”，他的许多同事也是“秀才”。不过，他们这些“秀才”不同于传统的“秀才”，不同于那些造反三年、三十年乃至三百年也不成的“秀才”。
他们说得多，做得也多，既动嘴，也动手，脱去长衫穿草鞋，扔掉斯文进绿林，用毛的话说，为了挽救革命，不惜“担任土匪工作。”
尽管毛泽东未必真心喜欢农家生活，曾千方百计要离开韶山冲到大地方去；但他为了革命需要，又心甘情愿地重返农村，并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尽管毛泽东未必真心喜欢玩枪弄炮，曾当了五个月大兵就退出军队；但他为了生存需要，竟兴趣昂然地搞起武装斗争，并颇有心得地写出多篇军事大作。
尽管毛泽东的党也有许多私斗与内讧，但他和他的同事们总是尽可能地强调组织纪律性，尽可能地设法将私斗控制在公斗之下，将内讧控制在不致于造成组织破裂的限度之内，并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几十年下来，那些儒雅秀才与这些绿林秀才各有什么结局呢？
四十年代末，国统区里搞民主运动的知识份子打出一幅非常醒目且朗朗上口的标语：“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标语虽只提到教授，但能反映出大部分民主党派及其知识份子的现实境况与真实心态：其内容是合乎事实的，他们越要争民主越争不到民主，越想吃饱饭越吃不到饱饭；其语气是不胜悲哀的，他们发出的只是弱者的一种喊疼叫痛的号啕声，只是被捉弄者的一种牢骚满腹的抱怨声。
就在这同时，山那边的秀才们正高唱着他们的军歌：“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正统领着自己的队伍，锐不可挡地从高山峻岭之上冲下来，从穷乡僻壤之中杀出来，越冲越猛，越杀越强，渐成铺天盖地、倒海翻江之势。
此刻的毛泽东，正晃晃悠悠地骑在马上，不无得意地告诉世人，陕北的小米好养人罗。
很难想像，这位马背君主会嫉妒那些于“越教越瘦”中等待他去“解放”的民主人士、知识份子。同时不难想像，这位政治老人在谈到“秀才造反三百年不成”时的那副似笑非笑的神态。
(摘自《毛泽东执政春秋》,五柳村取自 2003年12月29日8:0:33(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2004年1月2日制作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