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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恨绵绵无绝期

陆丙安


   秉明走了,永远地走了!走得这样突然,这样匆忙,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如此残酷的事实,令人无法接受,不敢相信。从此,再也见不到他的音容笑貌,再也不能与他朝夕相伴、促膝谈心了。多少美好的回忆,竟均成了不堪回首的往事!怎不令人伤心已极,肝肠寸断。和秉明相识、相知、相恋、相伴的这二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义的二十年,失去他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我和秉明是1982年春相识的,至2002年其卒世为止,恰恰二十年。我们在1999年元月才正式结婚。可以说我们的恋爱过程比许多年青人的相恋都长,整整十七年,更不要说对上了年纪的人是多么大的考验。认识他的时候,我46岁,他60岁。在这样的年纪才真正爱上一个值得你去爱的人,又毫不动摇地等待十七年,在当今世界上恐怕不多见。人生有几个十七年?又有几个人能等待十七年?
  
  我们之所以如此苦苦相等,是因为他在离婚上遇到重重阻力与困难。他的前妻是瑞士人,从1979年起,他们就感情不好,分室而居。1982年,她便开始迁居瑞士,从此对秉明的生活不管不问,但又不愿离婚,就这样拖在那里。我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人,1957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被划成右派,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后来,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全都是靶子,劫数难逃。一次次困难,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使我变得坚强,变得自信,变得不动摇。当我决心做一件事时,总是坚持不懈,勇往直前。可是,秉明却不然。他是一个喜欢平静生活的人,不爱有麻烦和困难,遇到离婚中头痛的事,诸如对方的无理要求、纠缠甚至威胁,他真是痛苦万状,难以忍受。但他也坚持下来了,居然也有这个勇气等了十七年。他曾对我说过:“要不是因为你,我是决无勇气去离婚的”。我相信。他已经60岁,为什么还要进行马拉松式的离婚?十七年对于他比对于我更宝贵。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任教的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他当时是中文系主任。我初到法国,为了生计,想找点教书工作。在国内,我曾在大学工作过二十一年,出国前,在1979年便正式评为讲师,教书是我的老本行,驾轻就熟。听朋友说,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是位中国人,叫熊秉明,我不知道熊秉明是谁,也不了解他的名气大小,但觉得只要是中国人,总是容易沟通。于是便书函一封,请求拜见。果然,不久他便打电话到我暂住的人家,约在一个下午四点钟。这是一次极为普通的拜见,我略作自我介绍,希望能找到一点教书工作。在走进他办公室前,我还很紧张,忐忑不安,不知道此人易接触否。从他办公室出来时,我已心情轻松,如同会见过老朋友一般。并不是他应允了我什么工作,相反,他向我解释目前没有这种可能,今后若有机会,会想到我。但,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在国内,四、五十岁的人,便倚老卖老,以“老头”自称了,熊先生在我眼里当然是位“小老头”了。为什么可爱?他待人亲切和善,谦虚朴实,谈吐文雅,一看便是位谦谦君子,仁厚长者。你和他谈话,没有戒备,不需要戒备,眼前这个“老人”你是可以信任的,可以向他谈出你的心声,他的目光让你懂了一切。“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看懂了他的目光,我看到了他的心灵。他可能在我身上也看到了什么。不久便给我写了一封信,自此,我们就开始交往和谈心。渐渐地,他给我看一些自己的文章,如“看蒙娜丽莎看”等等。他写的“罗丹”一书,在台湾出版前,最后一稿是我为他校阅的。当我在文字上提出一些小小的意见时,他总是那么谦虚。我被他美妙的文笔,深邃的思想和精辟的分析所吸引、所打动。通过作品,我看到了一颗美丽的灵魂,一颗没有被污染的灵魂,在这个无处不被污染的世界里,这样的灵魂多么难得,多么难觅,我开始喜欢他了。
  
  我们的恋爱实在是既平凡亦丰富。平凡是:我们没有卿卿我我,没有伴着玫瑰的烛光晚餐,更没有甜言蜜语。他也未给我写过情诗。我常常羡慕余光中夫人范大姐,余先生写过那么多美丽动人的情诗献给她。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感到似乎欠缺点什么。他常说我的性格如火山、波涛,激情热烈,大起大落;而他自己是细水长流。他自称为一个“不会抱的小猴子。”他对我讲述一个故事:一个小猴子从诞生下来,便不让母猴子抱它,等小猴子长大后,就变成了一个“不会抱的小猴子”。他说,我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第一次一同旅行是1983年5月,游卢瓦河畔一周,是他开车。他给我讲解这些古城堡的历史和建筑,使初到法国不久的我,第一次领略到法兰西秀丽的风光和动人的历史故事。第二次旅行是1992年去布雷塔涅游览一周,这一次已是我开车了。十年旅行一次,这对情人来说是破记录的。他也从没有送过香水、首饰、衣服诸如此类讨好女人的礼物给过我。大概很少有女人能忍受这样的恋爱。可是我得到的却是另一种更珍贵、更丰富的“礼物”。我们一同去参观博物馆、画展、美术馆。他向我介绍名家名作,我从一无所知逐渐懂得了什么是古典主义、印象派、表现主义、野兽派、立体派、抽象派、超现实主义……。他向我讲解这些大师的生平及他们画作的特点,包括构思、用笔、着色、光影和色彩的变化等等,尤其是一些极为微妙之处,一般人难以注意到,难以说得清楚的地方,他均能用十分恰当的语言讲解出来。他欣赏画的眼力和品味,简直使我为之叹服!他还常向我讲雕塑,从米格朗基诺讲到罗丹、布尔代勒、贾可梅蒂、亨利·摩尔、奇里达等等,使我大开眼界,从此我被他引进了艺术的殿堂。不单是艺术,我们也常在一起谈文学、哲学、讨论人生等问题。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充实起来,视野开阔了,知识丰富了,世界变得美妙了。这难道不比香水、首饰、名牌服装、饭馆、游乐场更有意义么?
  
  里尔克曾说:罗丹是一切,我应该说:秉明是我的一切!他不单是我的师长、情人、丈夫、知音,更是我的引路人。正是有了他,我的生命才有了价值,不再只是为了生存和金钱去搏斗,而在世俗的欲求之上,更有一种丰富的精神生活和人生境界,这是他给予我的。他是一堆财富,我曾拥有过他,这是我一生的大幸运。我常暗自感谢上帝把秉明赐给了我,这足以弥补前半生的一切苦难。但这堆财富尚未充分享用时,又突然被上帝如此无情地收了回去,使我永远失去了他,这是我一生的大不幸、大灾难。我真后悔,当他每日、每时、每刻在我身边时,没有重视,没有多加爱护,没有向他多多学习。常常是这样:当你拥有一件珍宝时,你并不懂得珍惜,当你一旦失去时,悔之晚矣!
  
  在1999年1月23日我们婚宴的晚会上,秉明曾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再说几句关于丙安和我的话。每个人都生在一个地方,那是他的乡土,成长到青年时期便会萌生远行的愿望,要到四方去,远方去,甚至定居下来,在异地长大,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另一种思想会慢慢萌生起来,和远行相反,是回归。然而,回归和乡思不同,乡思是一种情绪,一种忧伤;回归是一种认识,一种成熟,是生命的完成。正是在回归的路上,我遇到了丙安,我们性格很不相同,我习惯于书斋式的安静生活,而她是个开拓型的热情的人。我以为这对我们二人都是很好的弥补。她的聪明、能干和果断是对我有力的支持,我送给她一个称谓‘回归的守护神’,同时,她也有她的愿望。我希望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中,能更好地工作,完成我们共同的回归”。

  重读这一段时,不由一阵心酸涌上心头。他称我是“回归的守护神”,而在出事的当天,我却从未预感到什么,更未想到生离死别就在眼前。我虽尽了心力,但从未往脑溢血方面去想,若我能有一点灵气,多一点这方面的医学常识,是否有可能让他逃过这一劫?我多么后悔和自责!
  
  每当我回想起当天晚上发生的情景,如同祸从天降,使我惊骇、恐怖、痛苦到极点!2002年12月3日晚上八点多,晚饭前我还对他说:“你知道吗,上海申办世博会成功了,”他很兴奋地说道:“这是好消息,那2010年我们去上海参观,”我说:“你想过没有,那时你已是近90岁的人了,还走得动吗?”一切都好象很正常。吃过晚饭后,才九点半,他便对我说:“我要上楼去睡了。”我十分奇怪,他平时都是晚上十一点至十二点才去睡,晚餐后总要在书房看书或写作两小时左右,为什么今天如此早的就要去睡?我不放心,便跟上楼去。他已脱了毛衣,打开窗户,我说:“快关上吧,你要着凉的,”他回答:“透透气。”等他进被窝后,我总觉得不对,便坐在床边问道:“告诉我,你到底哪里不舒服?”他用手比划一下胸口:“心里不舒服。”我拿起他的手搭脉,发觉脉搏比平时跳得快,每分钟85次,平时他总是72至78次,我便开始怀疑是否心脏有问题,压根没往脑血管方面去想。因为他平时血压正常,我还常说:“你很运气,像你母亲,将来会长寿,活到一百岁不成问题。”他的母亲一生经历过战争、辛劳和磨折,还坚强地活到96岁,而他的父亲和长兄都是脑溢血过世的。“心里不舒服”,使我想到他的好友杨振宁先生,1997年冬天,振宁也是晚饭后觉得“心里不舒服”,还以为是胃痛,多亏夫人杜致礼坚持要他去医院求诊,才不致发生大灾祸,因为这“心里不舒服”原来是心肌梗塞,心脏大血管有七处堵塞,因为抢救及时才救回振宁一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我立即对秉明说:“我现在带你去医院看急诊。”他说道:“不用了,睡一觉就好了。”我坚持要去,说:“现在十点还不到,找医生护士还方便,若弄到半夜三更去,可能难找人。”于是我立即开车带他到附近一所小医院急诊室,在那里经过检查,医生说体温、供氧、心跳、血压都基本正常,我提出心跳85下是否太快了些?医生说老年人有时会快点,尚属正常范围。我又看到床旁边屏幕上血压数字有点波动,提示了护士,可是等抽过血后(为了化验),血压数字又恢复平稳。在那里足足观察了一个半小时,秉明仰卧,开始还感到很累,后来他精神似乎又好起来,还和医生聊了几句天。最后医生说没有什么异常症状,回去休息休息就行了,连药都没有开,我也天真地以为这下没事了,一切都可以放心了。
  
  我们回到家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半,他说想喝点热的,过了一分钟又说:“算了,不喝了,还是去睡觉,”我便把桌上剩下的小半瓶矿泉水递给他,并道:“你放在床边,夜里口渴时就不要下楼来了。”他上去不到五分钟,我还是不放心,也跟了上去,只见他已钻进了被窝,但未穿睡衣,我说还是穿上好,不然夜里手臂露出来会着凉,他就很听话地穿上了。此时,我依然没有发现他在手、脚动作上有什么不方便,更不会想到脑溢血。他把被子往头上拉,我还说:“不要盖住头,把鼻子露出来,好呼吸新鲜空气。”他说:“耳朵冷。”我根本不懂“耳朵冷”是什么征兆,还半哄着他说:“好,好,耳朵冷,那就把耳朵的地方盖上吧。”待他就寝后,我在他头额上轻轻地亲了一下,说:“我下去做事,你若需要什么就喊我”,于是关了灯,闭上房门便下楼去了。我把客厅收拾一下,喂了狗,正在厨房洗碗,已快洗完。突然,听到厨房顶上浴室里传来一声巨响,似什么重物砸在地上,我立刻奔上楼去,只见秉明已直僵僵地倒栽在瓷砖地上,后脑右部严重受伤,出了很多血,至少大小血迹三、四滩,两手不断抽搐,嘴里发音不清楚,似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天哪!这一刻简直是我生命中最恐怖的时刻。我惊恐万状,大声地喊:“秉明,秉明,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一边顺手抓起几块毛巾垫在他头部出血处,又立即奔下楼去拿移动电话,跑上楼守在秉明身边打给救护队,我已吓得语无伦次,夹着哭泣喊:“快来,快来,我丈夫不行了,倒在地上,出了很多血,……”对方说:“你不要急,慢慢说清楚你的地址”,“我的地址是……”,随后跟着打电话给住在附近的儿子:“快来,快来,秉明出事了!”他们有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儿,媳妇是法国人,她立即赶了过来。十分钟后,消防队也来了(在法国,急救工作都是消防队负责),一共六位,其中有两名医生,我在旁边哭边看着他们进行抢救,我哀求着说:“医生,请您一定救救他吧,他是个好人,他还可以工作好多年,……”医生说:“我知道,你看,我们化这么大力气抢救,不是把他当作八十岁的人,而是当作六十岁的人来抢救的,到了八十岁,我们一般不化这么大工夫了”,话已说到这个地步,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后来,医生见我哭得太厉害,就让媳妇把我扶到楼下沙发上休息。现场抢救足足进行了两个小时。最后医生下楼来对我说:“从情况看来,是脑溢血,但严重到什么程度,要送到医院去作脑扫描才知道,现在立即转送到默伦市(melun)的马克·杰盖(Marc Jacquet)医院去”。我们在问清楚地址后,由媳妇开车,也跟着去了医院。
  
  等待,焦急的等待,每一分钟都是考验,盼望着不要有什么太坏的消息。过了一阵,医生来对我们说:“根据扫描片子看来,是脑动脉血管大面积出血,情况严重,我们正在与巴黎的‘萨尔彼特利耶尔(Salpétrière)’医院联系,看看能否转送到那里去。”这是巴黎脑科最有名的医院,当年抢救英国王妃狄安娜的就是此医院。又过了一会,医生过来说:“医院回答有困难,不能接受,现在只好送到奈穆尔(Nemours)市医院病危室,进行观察。”一听到这话,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下来,眼前一阵黑,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了。
  
  等媳妇开车把我送回家,已是凌晨五时,我立即给杨振宁先生写了封传真,告知情况。秉明的长子有瑞(Remy)是医生,在秉明一昏倒后,立即电话通知了他。整夜都把情况随时告诉他。六点钟,我又打电话通知秉明的二子有夏(Paolo),快七点时,给他在巴黎的侄女有华通了电话,请她转告在法国的其他亲属,之后,又给他在国内的两位弟弟打了电话,告知情况。此外,还给巴黎的一些朋友去了电话,请他们打听一下,是否认识这方面的名医。还给北京的朋友发传真,其中有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先生,请他们了解一下,有无可能送至北京治疗。美院立即派人与协和医院联系。通过振宁,又与北京301总医院脑科主任朱适大夫联系上,我把情况详述,并提到送回国治疗的可能性,振宁也委托北京清华大学试与救活刘海若的凌峰医生联系……。总之,两三天内,不停的电话和传真,直至深夜、凌晨:我在呼救!我在求救!我在寻求希望!希望能出现刘海若式的奇迹,把秉明的生命从死神手里抢救回来!最后,朱大夫回传真说,已错过了引流的最佳期,即在溢血的二、三天内把头颅戳一小孔,将血引流出来。现在即便送回国,也是采用保守疗法。我才不得不打消此念头。但,我还是抱着希望,希望秉明能熬过一、两个月,只要病情稳定,开春后决心送回中国治疗,国内可以中、西医结合,配合针灸、按摩,比在此消极等待要好。我听说过不少脑溢血患者,在昏迷了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后又醒过来的。正因为抱着一线希望,我才有勇气每天开车去医院。医院离我家非常远,在枫丹白露南面还要下去15公里,来回一次要开160公里。除了最初两天和最后两天,我的精神状态无法开车,由孩子们轮流开,其它时间,约一个星期左右,均是我鼓起勇气自己驾车。每晚回来,都把情况用传真告知振宁,我知道他内心的牵挂与焦急。
  
  在医院里,医生护士都认识我了。我总是在下午两点开始探访时间就到,晚上最后一个离去。护士说,可以带音乐唱片放给他听,跟他说话,有的昏迷病人是听得到的。于是我天天播放肖邦的“夜曲”,这是我们两人都喜欢听的钢琴曲,又不断在他耳边说话。人说足底涌泉穴是生命穴,我每日在他冰凉的双足死命地按摩此穴位,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下,右手累了换左手,可是,没有奇迹出现,没有感动老天爷,没有唤回秉明的生命。在他昏迷的第七天,下午我一进病房,见医生护士神情凝重,请我到办公室去,说根据第二次脑电图,已是脑死亡。我一听就大哭起来,说脑死亡也好,只要心还跳,就要让他活下去。成为植物人也可以,绝不能放弃抢救。第二天一进病房,见秉明左眼内角有水迹,我立即高兴地告诉护士,他有泪了!护士说:“是我们给他滴的眼药,防止感染”。晚上八点半,我要离去时,在他耳边轻轻地说:“秉明,你好好休息,我去了,明天再来看你”。当我俯下身亲吻他的头额时,明明一滴泪水从左眼外角缓缓流下,我又急忙告诉护士,这下总不能是眼药水吧,一个下午我都是守候在旁的。护士说这是神经性的,与脑子无关。但是,我知道,这确实是他的泪,这是他从心底流出的泪,这是一滴诀别的泪,一滴舍不得亲人的泪,一滴不愿离去却又自知必要离去的泪。我伏在他身边不禁失声痛哭,我的心碎了!过了两天,他便与世长辞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召去?这个世界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他,如若生死能替换,我愿死一千次,只要能换回他一次生命。我曾日夜祈祷上帝,只要他睁开眼睛,只要活着,植物人也好,瘫痪也好,我愿伺候他一辈子,为他推一辈子轮椅。天哪!为什么连推轮椅的机会也不给我!
  
  我永远不能忘记12月14日,他呼吸停止的那天晚上。这是一个星期六,正好秉明的三子都从外省和瑞士赶来看他。我们从下午一直呆到晚上八点半才离去。大家便在医院附近一家西餐厅吃点东西。快吃完时,一阵电话铃响起,是长子有瑞的手机,他听了两分钟,便神情严肃地对我们说:“是医院的电话,爸爸因并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于9点45分停止呼吸”。一听到,我全身一软,手上的面包立即滑落盘中,整个血都在往上涌,血化作了泪往下流。我们立即赶去医院,我一头扑倒在秉明身上,手放在他的头额上,我清楚地感觉到,他的血正在往下身流,头部从脑门起,一点点变凉,脸色一点点变苍白,我含着泪把他身上的被单轻轻掀开,手从他的头部、面颊、颈胸慢慢地抚摩下去。亲爱的秉明,让我再看一眼你,最后再抚摩一次你。你经常对我谈到人体对雕刻家的吸引和诱惑,无论是年青的或老年的,都有其不同的美感。眼前,是你的身体,是我眼里最美的人体,我多么熟悉的身体,我曾千次、百次触摸过的身体,而今它将永远消失,我将再也不能接触到你的肌肤,你的体温,一个活鲜鲜而实在的你了,我多么舍不得!
  
  他正在离去,永远离去,他的灵魂正在与躯体分开,我跪在床边,长子有瑞跪在床的另一边,有夏、有真二子站立在后面,我们向他送行,作最后的告别。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任何时候,每当我想起这一幕,都禁不住失声痛哭。
  
  在失去秉明的日子里,我痛不欲生,真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一般。我无法相信,一个活鲜鲜的生命,怎么突然就消失了!难道生命竟如此之脆弱?更无法相信我的生活中怎能没有秉明?今后的日子怎么活下去?若不是因为他留下的工作待我去完成,我宁愿随他一同离去。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想出去,不愿见人,成日哭泣,或是发呆、发楞,似乎一切不是真的,似在恶梦中。这个家,无处没有他的身影,无处没有他留下的痕迹,如今人去楼空,触景生情,怎不令人伤心不已。夫妻好比唇齿,相依为命,唇亡齿寒,一方走了,留下的一方也是独木难支!我能支撑多久?
  
  他的卧室、书房、书法间、雕塑工作室,我都维持原状,就像他还活着一样,不忍心去清理、去搬动。我知道,秉明还活着,他的灵魂活着,并会天天来看我,看他心爱的一切。我还和以前一样,和他说话。记得吗?我们曾有过许多计划,我的病情开始稳定,你已不那么忧虑,你答应教我写书法,你说我是练得出来的;你还答应带我到大茅舍去画画,因为我说过,做雕刻太脏,画画很快乐。你鼓励我对疾病要乐观,重新安排好生活。还说,只要我能早起,你愿陪我去晨练。你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只知工作,不知享受的人,我提议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共同享受我们的老年,心想,再有十年是不成问题的。十年,可以做多少事;十年,可以有多少幸福;想不到,没有几个月你竟这样突然走了!人生竟如此须臾无常,一切的计划、憧憬、对未来的向往,瞬间全部化为乌有,化作无情的烟雾,随风飘去,永远飘逝!
  
  当秉明昏迷在医院时,我在他书法房里,见到他出事当天下午写的三副字,同一内容:“心似白云常自在,意如流水任东西”。这是一位好朋友请他写的,想不到竟成了他的绝笔!第一幅字看来还算正常,第二幅字手的把握就有点“任东西”了,第三幅中的个别字已明显看出手把握不好。当天下午我正好出去买东西,未看他写这几张字。不过,即使我在身旁,是否会联想到脑溢血呢?是否在那时,脑部细血管已开始有轻微的出血?一切都是事后的分析和猜测。后来,我给郁风大姐去信时,谈到他写的这两句话,在她回信中,黄苗子先生附了一笔:“他的绝笔竟用如此潇洒的句子,真是他自己最好的生平总结,比弘一法师临去写的‘悲欣交集’境界似乎更高一些”。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一位主宰,非要召他去不可?他心明白了,便留下这两句告别的话,默默地、没有忍受任何痛苦地、潇洒地走了,如行云流水自去也!可是,秉明,你可知道留给我的是什么?无法承受的打击,摧裂肝胆的巨痛,永远守着这漫漫长夜,流不完的泪,诉不尽的情,断不了的长相思!
  
  春天来了,春天已没有你了,春天也不属于我了,我的心永远停留在那个可怕的寒冬,停留在你呼吸停止的那一刻。如若人有来世,愿我们仍结为夫妻,我会珍惜,会懂得更加爱护你、照顾你。如若天地有灵,听得见我的声音,我将仰天长号: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地夺走你的生命?让我们天人永隔,生死两茫,这种遗恨,此生此世、此情此意、此悲此痛说与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完)
   2003年5月修改稿

2004/05/18五柳村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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