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肖像 丁聪 作
明年是李锐同志八十八岁寿诞。在日本，八十八岁寿诞称为米寿，盖因正反八字再加十字合在一起便成为米字，故米寿由此得名。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的寿命延长了，但要活到八十八岁也不容易。特别是李锐同志历经坎坷，而又一身正气，老而弥坚，就更不容易了。我们是他在湖南创办新湖南报之初所办的新华社湖南分社、新湖南报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他是我们的革命引路人，在他米寿寿庆之际，我禁不住遥望北国，深深地祝愿他老健康长寿，越活越年轻！
李锐同志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他对工程上马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力主慎上缓上，坚持科学论证。我曾经是他的著作《论三峡工程》的责任编辑，因此，想专门谈谈这本书出版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以及它的出版对国家建设和决策所起的巨大作用。
还在1984年下半年，我当时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一次，我的同学朱正从北京回到长沙，他带回一部书稿，对我说：“老社长李锐同志（因为李曾经是新湖南报的第一任社长，所以我们都这样亲热地称呼他）有一部论述三峡工程的书稿，想要出版。”我因对三峡工程不太熟悉，不知出版此书的效益如何，便向他提问。朱说：“这是一项关系全国人民利益和幸福的大事，你看了书稿就会知道的。”我熟知李锐同志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而又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的老革命，为说真话曾经受过多次打击，因此相信他的书稿一定是有价值的。我打开书稿细看，才知道三峡工程自从解放以来，在上马与慎上、快上与缓上方面长期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正方以林一山为代表，认为兴建这一工程既能防洪，又能发电，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有力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一项世界级规模空前的工程，能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带来极好的声誉。但反方以李锐为代表，认为这么一个举世瞩目的巨型工程，它涉及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军事直到生态环境等等方面，影响深远，因而必须谨慎从事，周密分析，方能正确决策。原因很简单：第一、三峡工程耗资巨大，目前国家百废待举，经济条件暂不允许；兴建这一世界空前规模的工程，实非当务之急；第二、这一工程牵涉面广，如有一百多万移民要动迁；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要先搞好；水庫泥砂沉积是个问题，对生态平衡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对水路交通的畅通也有一定影响，三峡附近的地质会因水庫水位增高引发山体滑坡和地震；对周围的水质环境也将产生污染，对气候也会产生影响；建设这个特大工程，现有的科技条件能够否胜任也是个问题；即使发了电，还得解决高压远程输电和用电问题；还有，持上马论者认为建坝主要解决防洪问题，但根据洪水宜疏不宜堵的原则，这一工程能否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也是个未知数；最后它对国防带来什么不利影响也值得深思……………等等，如果稍一考虑不周，就会造成无穷的后患与不可挽回的损失，后悔莫及。第三、在长江中下游建设这么大的工程，违反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的水利建设原则，这是不合工程总体设计程序的，必然会带来料想不到的后患。第四、决不能就三峡论三峡，应该放在国家经济宏观决策的高度，即放在长江全流域综合治理；放在国家整个能源决策的总体上；放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总体上来系统论证，并且要发扬民主，听取多方不同的意见。第五、国外对于是依靠水电来开发能源，还是用别的办法如核电、风力发电、潮汐发电、地热发电、太阳能发电来开发能源，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因为水电的基建投资大，建设时间长，而到底能够利用多久仍难以估计。因此，对这一工程，在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原则指导下进行广泛论证，慎思明辩，很有必要。
我看了这些书稿，觉得文章言之成理，又是关系国计民生、子孙后代的重大课题，自己作为一个编辑，不应只是为编书而编书，还应该考虑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尽一份力，因此应该力促书的早日面世。然而当时湖南“左”的思潮影响比较严重，有人说：“这与中央领导的提法不太一致，会不会说是未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我想：过去自己被划为右派，就是因为没有紧跟省委某个负责人，未与报社领导保持一致，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现在是不是又会有人像过去那样给自己扣上“帽子”呢？我反复思量：李锐同志在南宁会议上敢于在毛泽东面前与林一山展开辩论，在国家建设问题上，为了追求真理，敢于冒风险，发表不同意见，我为什么竟不敢大胆负责呢？而且道理通过辩论也将愈辩愈明，使决策更加稳妥，这又有什么可顾虑的？于是我毅然接受了这个选题，理直气壮地担任了《论三峡工程》一书的责任编辑，且在封面设计上也听取了李锐同志的意见。
此书出版以后，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许多读者纷纷来信求购此书，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全国的报章却不让发表有关此书的评介文章。我向各大报纸投稿，都碰壁而回。只是由于李锐同志的介绍，才在内部刊物《能源政策研究》杂志1986年1月的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本特大工程宏观决策问题的书――读《论三峡工程》》的书评。
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论三峡工程》像一块巨石，一石击起了千重浪。纵使权威禁止在报刊上发表反对上马的意见，但1987年《群言》杂志上，仍然发表了李锐《重大决策必须民主化、科学化》的答记者问，文中说：“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关于三峡工程，长江防洪和水利工作，我发表过许多文章，也曾多次向中央领导上书，这已编辑在去年初出版的《论三峡工程》一书中。”“像三峡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巨型工程，不是哪个部门或地区的事，是全国人民的事；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而是关系子孙万代的事。这样的大事本来是应该集思广益的，可是过去年代，主观自是，专断成风，巧言偏信，好大喜功，怎么能够谈得上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呢？”“最近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着重提出了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的问题，他说：‘今后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不能再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而应采取科学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科学的论证，力求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失误。’我认为，今后办好三峡工程的论证，得出正确决策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随后，在1987年和1989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田方与林发棠等同志陆续主编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与《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两书，在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都由我担任责任编辑。这两本书广泛收集了全国专家、学者对三峡工程的论述，分别介绍了社会的舆论，专家的总论、综合论述、专论、别论、外论以及对中国能源决策的探讨等。两书都由著名科学家周培源作序，孙越崎、黄万里、王淦昌、千家驹、侯学煜、周谷城、方宗岱、陆钦侃、何格高、茅于轼、罗西北、陈国阶等专家学者，纷纷著文主张缓上、慎上，这些宝贵意见的集中发表，便突破了过去关于三峡工程只有早上、快上意见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大促进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进程。后来，我又在《科技之窗》上写了《有力地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评介《论三峡工程的决宏观决策》等三本书》的文章，指出：这三本书突破了对三峡工程由某一部门“自我论证”，扬“一家之言”的垄断局面。在舆论的强烈要求下，三峡工程快上、早上之风得以遏制。在1987年，政府领导人姚依林就公开宣布：缓建这一超世界水平的特大工程。……《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还赶在1989年人大、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开会之前出版，并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人大、政协七届二次会议的会场上，这引起了代表们的高度重视，使得三峡工程成为两会的热门话题之一，….…….随后，出席人大会议的九个省二百七十多名代表联名向人大建议，要求把三峡工程推迟到二十一世纪去考虑。国内许多专家与学者在评论《论三峡工程》等三本书时，都指出：它的意义不只限于三峡工程本身，而且实践了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在推动我国重大问题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方面，带了一个好头，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可以说，这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还属破天荒头一次（后来戴晴又主编了《长江，长江》，《宏观决策》内部又出版了三论、四论）。而这些都是因李锐同志《论三峡工程》的出版带来的硕果，故李老是功不可没的。
现在三峡工程虽然正在施工建设中，有的机组已经发电，但出现的问题仍然不少，不论今后的成败利钝如何，李锐同志的《论三峡工程》和以后的两本书及其他书，必将在中国三峡工程以及其他工程建设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也为我国重大问题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李锐同志这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
其犹未悔”的精神，将照亮后代前进的道路，彪炳千秋。
如今，李锐同志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但他的思想的确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的前列，我们只有以他为榜样，做一个追求民主、自由、敢于独立思考，爱国爱民的人，才不辜负他过去对我们的教诲。这也才是我们对他米寿寿诞最好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