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冰封兄谈起李锐老的近况，他说，锐老明年进入米寿，朋友们提议写些文章来祝贺他的米寿……
李锐老的道德文章，心仪已久，在当代思想、文化、学术界是我最为敬重的前辈之一。但是，十分遗憾，我无缘认识锐老，只是在青年时代见到过他。从那时起，他就在我心目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永恒的印象。
说起来已50多年了，还是他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任内，为省级机关干部作形势（时事）报告。那时，大概他自己也不过三十出头吧。在我的记忆中，他风流倜傥，气宇轩昂，报告没有讲稿。由于他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对世界形势的分析解剖，入木三分，对我这个参加革命不久的听众来说，眼界大开，听得目瞪口呆，大为倾倒。心想这可是一位很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大干部啊。我常对周围同志说起李部长的精彩报告，嘱咐他们，有李部长的报告，一定要去听啊。不久以后，读到了他的《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这本当时在青年中十分流行的著作。再后来，听说他调离了湖南。
这中间差不多时隔30年之后，上世纪80年代，意外地读到他的著作，是一部诗集——《龙胆紫集》。这之后，在一些报刊上间常可以看到他发表的诗词。这与我解放初期听他的形势报告的感觉截然不同了。如果那时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国际问题专家的形象，那末，这时候就是一位富有感情的传奇色彩的诗人形象了。不过与此同时，更多的是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政论。有很多都是叫读者振聋发聩、启人深思的文论，影响所及，越来越引人瞩目，有的读者甚至象收藏家一样，见了李锐的著作就买下来。这一现象说明李锐老在读者心中的地位。这些年来，锐老影响最大的是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建党以来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研究文章。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范围和浅薄的知识水平，认为在当代研究毛泽东的理论界，无有出其右者，称研究毛泽东权威专家是当之无愧的，也是中外学术界公认的。他在研究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中，其结论就是一个字：“左”。历史事实昭然若揭，只要我们客观冷静地思考，就会理所当然作出同样的结论。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尤其是他老人家的晚年，比起臭名昭著的王明“左”倾路线来，王明不过四年，而毛有二十年之久；王明路线自己人杀自己人，从根据地创始人，省军地县级干部，一直杀到士兵，估计总共七、八万人，损失不能说不大了。但是，与毛的“左”倾相较，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1957年反右就整掉了当时九分之一的知识分子，计55万人之多。这些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各个领域最需要的有用之才，其中多是当时少有的学者专家。尤其是在民主革命中共过患难，为革命作过巨大贡献的民主人士，也是他自己肯定的，革命胜利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中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在这次运动中摧毁过半。庐山会议反右倾后，伤及380万人，他们中有些还是久经考验、和他出生入死的革命中坚，也是他的战友。而“大跃进”中，农村饿殍遍地，满目疮痍，保守估计，非正常死亡也在3000万人以上。至于十年“文革”更无论矣。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国上下，无有不被冲击者，社会上全面内战，许多地方还发生远比“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过之而无不及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有的人家满门抄斩。国家主席刘少奇竟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受尽磨难而后惨死；陶铸这位堂堂政治局常委，被秘密押送合肥，43天后，孤寂地死去；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一大批元老们未死者，多被投入监狱，长期关押。教育、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等各界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首当其冲，是重灾区，不啻是反右后又一次彻底大扫荡。闻名中外的文学巨匠老舍被打个半死自溺身亡；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双双自尽。……如果把所有受害者的株连家属等算在一起，那这个数字就太大太大了。同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其损失之惨重，危害之巨大，罄竹难书。这就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社会主义引导到了一条绝路。可是，他老人家还说什么每隔七、八年又要来一次。
可以这样说，这场“左”的空前大劫难，是从“个人崇拜”开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个人崇拜”，相反，有点民主意识，有点法治观念，遵循“八大”精神，就不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荒唐事，也就可以避免这次错误和灾难，避免这场不应该有的历史悲剧。由于毛“迷信”“个人崇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说，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
“在中苏论战中，中国党就公然指责苏联党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现代修正主义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见李锐《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于是这就给一伙心术不正，特别是野心家钻了空子。他们挖空心思，用尽心机，投毛之所好，阿谀奉承，蓄意强化“个人崇拜”，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这方面，林彪领先，康生、柯庆施、陈伯达之流紧随其后。林为邀宠，使出了许多绝招，如信奉耶苏一样，规定人们要作祷告：“早请示”、“晚汇报”，还有“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又加上四个“伟大”尊号：“导师、舵手、领袖、统帅”。他说：“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还提出“活学活用“的学习方法，什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一大套。而且威胁人们：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个人崇拜”到了这个程度，毛就被他们从“人”异化成了“神”。“本来在毛泽东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总统、主席三者，不过形式不同而已。”（见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其所以自诩“马克思加秦始皇”，其所以他毫不忌讳地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就因为这样一来，他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为所欲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必须跟着干什么，且唯恐跟得不紧。顶礼膜拜还来不及，还有谁敢反对呢？
正当这场“革命”闹得轰轰烈烈之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这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亲自认定的当然接班人，并堂而皇之写进党章的林副统帅，却带着老婆儿子逃往国外，落得折戟沉沙，死无完尸。而这一事件，对毛来说是一次最不能接受的不幸事件。当时毛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其麾下忠心耿耿，雄才大略的豪杰之士，并不乏人，却偏偏选了个犹大，这对他“威望”的损害可想而知了。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写了一本书：《我的伯伯周恩来》。其中有一小段描述了当年林彪出逃给毛带来的打击程度。摘抄如下：伯伯“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
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的睁开了。
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周总理的卫士长）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读了这段文字令人感慨万千，能说这不是悲剧么？1981年，《历史决议》指出了“左”的错误，而毛泽东热，却似乎越来越有升温之势，“个人崇拜”还大有市场，其阴影依然笼罩中华大地，看来还要继续把“神”造下去。李锐老说：“要纠正‘左’的习惯，就有必要认真清理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因为‘根深蒂固’的根子，主要在这里”（见李锐《毛泽东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这话说在点子上。前些日子，我们湖南举办的全国五城运动会开幕式上，竟然以《东方红》为主旋律，配以大型歌舞，向在场的数万观众、向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展示一派规模宏大的场景，就是一例。当时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不禁大为吃惊。改革开放20多年的今天，居然还有人借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他们而言）死灰复燃。这是否欲启示新一代年轻人继承这笔“左”的遗产？难道还要叫人又回到那个大唱《东方红》的灾难年代去吗？他们不应该忘记列宁曾高度赞扬的、全世界共产党人认同的、也是每个共产党员当他们在庄严地入党仪式上高唱的《国际歌》。它告诉我们：“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皇帝神仙……要创造人类幸福，只有靠我们自己。”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邓小平说：“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见《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让我们远离“左”的观念，远离“个人崇拜”，多一点民主意识吧。
个人崇拜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之上没有更高的东西,既没有上帝,也没有神仙,当然不存在什么“救世主”。“只有相信自己，崇拜人自己，”才不致被人愚弄得成为“崇拜狂”。
领袖也是人，和一般公务员没有两样，没有特殊，都是人民的公仆，或者说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拥护他，是因为他为人民办事。因此，作为领袖，他首先要忠于人民。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却宣传“三忠于”“四无限”，“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毛主席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一切服从领袖，而不要求领袖服从党，他也是一个党员，服从人民的意志；要无限忠于领袖，而不要求领袖忠于人民。为了他，想着他，服从他，紧跟他，全中国亿万人民都围着他转，这样，把人民置于何种地位？本来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我们的领袖却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人民无条件服从领袖，绝对忠于领袖，这，本身就是封建专制主义意识的反映。我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历史,就是臣民忠于皇帝的历史,不能有二心,皇帝是“天子”，高于一切,朕即真理,不容置疑,不容异见。“把领袖神化，说成绝对正确，而不讲领袖也是凡人，也有缺点，也会犯错误；到毛泽东晚年时，尤其形成一个坏的习惯：在任何场合，对领袖只能歌颂，不能批评。”（见李锐《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这还有什么民主？还有什么人民群众的监督？还谈什么法治？刘少奇被红卫兵无理揪斗时，曾想到过宪法。但宪法并不能救他。因为高高在上的领袖，一言九鼎，他一个人说了算，“最高指示”就是“法”。这个时候，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就成了分文不值的一纸空文。由此可见，个人崇拜是完全违反民主、违反法治，和专制主义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仿佛历史倒退到了封建社会。所以个人崇拜，“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长期的全局性的错误。”（见李锐《庐山会议的教训》）使党使国家使人民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能醒悟，可以发展到万劫不复的可悲境地。这是历史证明了的。
李锐老一向是向党进诤言的人，因而几起几落，一生坎坷。在庐山会议上，他不落井下石，反戈一击，难道不可随声附和吗？为了自身利益，为了保住乌纱。否。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一个忧党忧国忧民的共产党员的党性，不准许他违背真理，陷害忠良；他，一身正气，坦荡无畏，一种凛然理念使他不屈服于权势。过去如此，晚年亦复如此。“共产党有个李锐”，我们为此而骄傲！
他不是职业学者和作家，他的研究和著作，多是结合工作进行的，比如早期出版的《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一书，就是在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任内完成的，这仅是一个例子。离开工作岗位后，由古稀进入耋耄高龄，探索真理，笔耕不辍，一本本著作问世，这种老而弥坚的精神，足为学人风范。李锐老曾手书北宋王安石《咏竹》诗中“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的诗句赠予李慎之先生。其实这也是锐老自己的人格写照。我以一个热爱锐老著作，景仰其人品文品多年的普通读者，欣闻其米寿光临，一种不可克制的冲动，也是遵循这位一生潜心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毛泽东的前辈，一位老人语重心长发自肺腑的忠言：“在我们几千年封建传统和小农经济的国家，把民主、科学、法治当作饭吃一样，当生活必需。因此，民主、科学、法治，我们应当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见李锐《封建遗毒和“左”的顽症》。写下这点感想，聊以祝贺！
仁者寿山河，哲人心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