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我被安排在新华社南京分社与新华日报工作，5-6月间，友人龚雪告知武汉传来的讯息，谓受命南下湖南办报的班子已经搭起架子，社长是平江人李锐。这是我首次闻知李锐的大名，其他一概不详。
　　我是1946年被迫撤离长沙的，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经省委组织部与南京市委组织部协商，9月间调回长沙，在省委宣传部工作。那时李锐兼任宣传部副部长，但主要的任务是办《新湖南报》，并不到部里上班。1951年，首任宣传部长周小舟出主湘西区党委，李锐继任部长。他走马上任，便将我从衡阳土改前线调回，并交代任务：“现在要大张旗鼓开展抗美援朝宣传，但缺乏人手，调你回来，要挑起开办省委宣传干部训练班这个担子。”那时省委宣传部只有几个人，地县人手更缺。李锐一来，就抓住了培训干部这项基本建设，他的果断决策与明快作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53年开展“三反”运动，省委直属机关开动员大会，由省委组织部长周礼与省委副秘书长杨第甫代表领导作检查。大会过后，组织、宣传、统战三个部门的干部举行大组讨论。我在会上放了一炮，提出周礼在解放后长期住院养病，由他代表领导作检查缺乏实际内容。杨第甫回顾自己在湘潭主政时的挥霍浪费行为还眉飞色舞，看不出有反省与改悔的诚意。此外，我还点名请省委副书记金明带头作检查。原来听得王宁说，金明每逢周末必去交际处跳舞。夫人郑琳放心不下，每次都坐在汽车上守候着，为此夫妻关系弄得十分紧张。李锐没有参加那次大组讨论，但闻知我的发言内容。第二天，当我正伏案工作时，他突然从背后走来，冲着我大声说：“汪澍白，你一点也没有经验”。听他的语调又像很高兴，我越发摸不清这句话的意思。当天晚上，他又同副部长唐麟一起邀我到半雅亭吃了一碗米粉，我仍然不大理解他“请客”的用意。直到有了1957年反右与1959年反右倾两次挨整的痛苦经历之后，才似乎悟出了那句话中的意蕴：其一是为我所表露的直言无忌的性格感到高兴；其二是担心我不懂得运动中的曲折，来日难免要像他在延安整风时那样付出沉重的代价。
　　机关“三反”的结尾是从上到下搞思想鉴定，李锐思想开阔、作风民主，对部里的工作领导有方，为大家所一致肯定。但支部认为他正在撰写那本有关毛泽东早年的书占去时间太多，没有用全副精力抓宣传部的业务。李锐强调他的写作计划是经省委同意的，难以接受这条意见。我当时兼任机关支部书记，坚持要把支部意见写在鉴定表上，注明李本人持保留态度，但后来支委们觉得这样作可能有损宣传部上下同心、团结奋进的形象。我只好到组织部找郭森副部长取回鉴定表，将有争议的这一条删掉。久后才发觉，由于我言无不尽的批评，在“三反”鉴定中，先后得罪了部里的两位老同志。幸好李锐部长“大神不计小过”，不但没有怪罪于我，反而加深了对我直率性格的了解。此后他上调中央，彼此鲜通音问，直到两人都从“文革”的炼狱中走出来，才常有相见的机会，一见面就无话不谈，倾心吐肺。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正是“三反”那时奠下基础的。
　　基层支部的争议不过是杯水风波，只有遇到来自上级的批评，那才真是麻烦。1950年，当老报人张平子将一整套从1917至1949共三十二年的湖南《大公报》奉献给国家时，李锐从中发现毛泽东作为该报特约撰稿员所发表的有关赵五贞女士自杀事件与湖南自治运动等一系列珍贵文稿，特为选编成《毛主席旧作辑录》。在报社印了五十册，并报中宣部。当时中宣部的实际负责人是胡乔木，严词指责这样作“有害无益”，责令全部上交。李锐一方面只好遵命上交书册，另一方面，又决定来它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扩大搜寻有关资料的范围，发奋撰写一本记述毛泽东早年的专书。到省委宣传部履新以后，不像在每天要出一张报纸的报社那样紧张，便挤时间来从事此项著作。那时他还只有三十多岁，精力很充沛。记得1953年夏天，他已确定上调中央，却还不顾酷暑打着赤膊在加班加点爬格子。总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书稿终于在他告别家乡之前赶出，标题为《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
　　黎澍是李锐的老友，那时在中宣部主编《党史资料》（内部刊物），他看中了这部书稿，抢先于1953年初将它在该刊第一二期摘要登出。紧接着，全文又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许多读者渴望能得到单行本，但由于受到“斯大林问题”的影响，迟至1957年才由中国青年出版正式出书，内容也有所删削。
　　李锐在初版《前记》中写道：“本书任务是从已经搜集到的材料来叙述毛泽东初期革命活动”，“这是一本史料性的书，各章、节内容的繁简，随材料多寡而定，自然不是一个对毛泽东初期革命活动的完整的叙述。”作者的态度相当低调，但此书毕竟是以毛为传主的第一本传记性作品，它的内容从多方面反映出青年毛泽东好学深思、艰苦奋斗、矢志革命的鲜活形象，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两年之内发行了一百多万册。1959年李锐罹难，书立即停印，二十年后李锐平反，书也跟着复出。再过十年，又用《毛泽东早年》这个标题出了第三版。两次改版，材料都有新的补充，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提法也有所修正，但基本思想与篇章布局未作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版的《结束语》于1990年重新写过，对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作了系统的总结，并于1992年以《毛泽东早年的道路》为题，同他这一时期呕心沥血的精诣之作《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道编入《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一书。《道路》对毛的早年依然持肯定与赞扬态度，而《初探》则对毛的晚年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一褒一贬，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但有人却为此指责李锐背叛了毛泽东。在他们看来，李既然受到过毛的青睐和当过毛的秘书，两人之间就应是君臣和主仆的依附关系，即令毛晚年已被“绝对权力”所腐蚀走上了擅权误国的迷途，臣仆也只能盲目跟从，不许道半个不字。然而李锐却偏偏是一个具有独立品格与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没有皇权时代臣仆们所铸就的那种奴颜与媚骨。亚里斯多德有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当吾师能掌握与奉行真理时，遵师与重道自然可以“合二而一”。一旦吾师与真理相乖离，毅然舍吾师而从真理，那就是最明智的选择了。

（二）
　　1959年湖南省委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惊悉李锐已作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追随者被打倒。我面承过黄老（克诚）与周公（小舟）的教诲，在李锐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两年，更形成了一种“风义兼师友”的亲密关系。几位最敬爱的领导人都蒙难了，我自忖难逃此劫。事后才听说，原来与彭黄张周有牵连的周惠在庐山就开始转向，回湖南除狠整周小舟以外，又扩大范围开列了内定为斗争对象的十七人名单，连我这个在反右时挨过一棒但未戴帽的待罪之人也没有放过。既然上了名单，材料当然不虞匮乏。一经大会批斗，立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于拒不认罪，我下放农场、工厂与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间比同案的“犯人”都长，持续达二十年之久，几乎耗尽了我的少壮年华。
　　1978年在真理标准讨论与落实政策的高潮中，我得以结束颠沛流离的放逐生活，重返宣传文教战线工作。1979年5月，又作为湖南学术界的代表上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时李锐已同彭黄张周一道彻底平反，并重新出山，被任命为电力工业部主管水电的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的副主任，但因“左”派妻子范元甄早已同他离异，无家可归，只好住在电力部的招待所。我赶到招待所去拜望他。由于两人的性格与命运有相似之处，劫后重逢，倍感亲切。谈话中涉及中央正在酝酿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传闻邓小平有“宜粗不宜细”的指示，李锐表示希望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能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作出彻底唯物主义的评价，不要为尊者讳。同年9月，又在长沙相会，李锐征询我对其发表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的《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再版中的一章）一文的意见。我在“文革”落幕以后，下决心以后半生的主要精力来研究毛泽东。这项研究也是从早期入手，因而相当认真地拜读过他的近作，便直捷了当地提出此文的主要缺陷是对青年毛泽东评价过高。举例说，新民学会创建时，只是一个敬德修业的社团。在经过五四运动的冲击以后，会员开始向两极分化，毛蔡等人才走上俄式革命道路。又如，此文用对比手法贬低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也有不妥。李锐说他在北京听到的都是肯定性的意见，回湖南才听到我提出的问题。他为此感到高兴，立即邀我和爱妻张慎恒一道去韶山协同他修改原书。我们同车从长沙前往韶山的旅途中，公路两旁每隔百米就竖立了一块语录牌。当他看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七八年又来一次”这一条时，便惊呼：“好家伙，七八年又要来一次！”李锐一生多次挨整受难都是“祸从口出”，此次刚刚从秦城大牢走出，还是像原先一样，口无遮拦。我很赞佩他这股不折不挠的锐气。
　　韶山宾馆很安静，是个闭门写书或改稿的好地方，但由于时限只有五天，匆匆修改了一些问题的具体提法，增补了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件等重要材料，标题中的“初期”改为“早期”，但全书主旨与整体结构没有大改。
　　早在1978年下半年，中央为彭黄张周的冤案平反已成定局。李锐也被允许离开流放地磨子潭去合肥医院治病。老友黎澍此时写信向他提出：“我建议你以忠于历史的态度写一本庐山回忆录，把前后背景及经过全部写下来，这是历史。现在不能出版，俟将来看情形再说。”李锐最尊重黎澍的意见，自己原来也有这个想法，但苦于当年对会上发言作了详细记录的黑皮笔记本已被抄走。通过中央组织部向专案办查找也杳无踪影。幸而最后从陈伯达（将李锐打入秦城监牢的就是陈伯达）的档案中找到了。但1979年平反复出以后，又忙于水电工作，特别是1982年进入中央组织部和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后，工作日益繁重，一直未暇执笔。直至1984年离休以后，才有时间认真收集和整理这方面的材料。1988年更利用到青岛消夏的机会，最终完成《庐山会议实录》书稿，由春秋出版社与湖南教育出版社付梓，于1989年作内部发行。说也奇怪，我国有许多官方编定的书籍是用公款订购的方式来扩大发行的，但读者却不一定有心阅读。而一些有丰富信息与独到见解的书籍，反而只许内部控制发行，热心的读者往往因求之不得而兴叹。《实录》刚一印出，即被广大读者目为奇书而抢购一空。报刊上没有对此书发表一篇评介文章，但海内外学者却公认它是难得的信史，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传世之作。
　　《实录》取得的成功绝非偶然。中国传统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等最为重视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等基本条件。就为庐山会议作史而言，李锐除了上述基本条件以外，还因亲身经历了会议的全过程而具有特殊的优势。下文拟从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视角对此略加论析。以史德而论，通过1958年南宁会议为三峡工程而进行的御前辩论，李锐即为毛泽东所垂青而成为红极一时的“宠臣”，但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居然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敢于批逆鳞直言进谏，致与彭黄张周一同落难。由这种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人来撰写当代历史，自能继承和发挥在“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优秀传统，展现出直笔写春秋的可贵史德。其次是史学，主要表现为对有关历史材料的深入发掘与整理。李锐不仅是会议的参加者，而且还将会上的主要发言及本人的感受都详细记录在那个黑皮笔记本上。也是苍天有眼，此本在长期动乱中戏剧性地失而复得，这就为他撰写《实录》保存了无法取代的珍贵材料。钱钟书在给李锐的信中写道：“公以局中人，述幕后事，欲识东坡所谓‘庐山真面目’者，斯焉取斯。”此语可谓切中肯綮。再次是史识，即洞察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能力。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与公社化运动，以超赶英美与苏联为祈向，表面上“左”得可爱，实际上却不过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误导下的狂热冒险，其性质是倒退的。彭黄张周等人力主纠“左”，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现在由其积极“追随者”、深察祸变之故的李锐来撰述当年的史实，当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最佳人选。最后是史才。青壮年时期，李锐曾在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评论和《群众日报》、《新湖南报》担任社长，长时间的笔墨生涯练就了他挥洒自如的文笔。南宁会议上的三峡之争，李锐又在御前笔试中取胜。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自然是激赏李锐的文采。事隔一年有半，李锐因在庐山坚持纠“左”而被取消“秀才”资格，戴罪下放北大荒。二十年之后，大地回春，幸得平反复出。现在，让他用那支在南宁会议上擅场夺锦的笔来抒写庐山会议上的诡谲风云，正所谓文章天成、妙手自得！总上四点，可见《实录》一书的成功，是德、学、识、才等综合素质所铸就的。古之所谓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立言。1989年的立言建立在1959年庐山会议立德立功的基础之上，此之谓三不朽！

（三）
　　1988年末，正当《实录》脱稿之时，北京有一批中青年党史工作者自发地组织了一个关于晚年毛泽东的座谈会，李锐应邀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会后又以发言录音稿为基础，广泛征询和采纳友朋的意见，在理论辨析、史料核实、文字推敲等方面都不厌其烦地斟酌再三，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和精力，完成了八万余言的长篇论文《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1992年趁着邓小平南巡讲话批“左”的那股东风，将此文纳入论文集《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同读者见面。
　　如果说《实录》通过对庐山会议进行微观的历史考察为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作出了重点突破与典型示范，那么，《初探》就将这一研究由重点推向了全面，它是从宏观上对毛晚年的“左”倾错误进行理论探讨的破题之作。
　　“回顾这二十年发生的事变，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两者密不可分。前者是目标，后者是途径；前者是核心，后者是外壳。两个理论构成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主体内容。”这两句话可以看作是《初探》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集中概括。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以及市场经济的阔步登场，毛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已为几十年的实践所驳倒，显得奄奄一息。另一方面，“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帜虽不再高高飘扬，但毛所开创的将中国皇权与苏联模式相结合的专政体制却根基稳固，甚至在倡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仍有绵延不绝之势。针对这种畸形发展的局面，李锐于1997年在中共第十五届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的书面发言，他根据自己离职十多年来主纂《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体会，用大量惨痛的历史事实说明在中共的七十六年历史中，无论革命阶段与建设阶段，为害最烈的都是一个字，“左”。追究“左”祸的根源，其一是在理论上形成了一套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带有主观空想色彩的“左”倾教条主义理论，其二是承受了几千年皇权专制主义的深刻影响，形成了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应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的专政体制。这篇发言的基本观点同《初探》是一脉相承的，但它还追溯到十年内战时期打“AB团”、打“社会民主党”等一系列自相残杀的历史，以及抗战时期他在延安整风中亲身经历过的“抢救运动”，从而揭示出毛的“左”倾错误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已滥觞，到晚年执掌“专政”大权以后，才恶性演发为“反右”“文革”这种历史上空前的暴政。
　　1998年李锐还在为拙著《解读毛泽东》（此书后来因故未能面世）所作的序言中写道：“1949年开国以后，他又在菊香书屋刻苦批读《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终于摒弃孔子与儒家讲求的仁政，而独尊法家与秦始皇的霸道，这也是将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与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相嫁接所得出的结论。”这就相当具体地揭示了毛晚年愈益醉心于专政体制的文化渊源。
　　为了走出“斯大林加秦始皇”的阴影，2002年11月，李锐在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的发言。我深读细思，感到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关于国家体制问题 《建议》明确提出：宪法序言所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即无产阶有专政”已不适应五十年来国内阶级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要求重新研究，“代之以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并符合党代表人民利益，同时符合世界政治潮流的新提法。”
　　李锐在这里提出“要重新研究”的问题正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反复讲过的国体问题。而且在开国前夕，他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断然宣告：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将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稍后并通过党内文件传达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的要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和修改都是按照毛的谕旨进行的。马克思当年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原本是作为革命过渡时期的权宜措置，其长远目标还是要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毛泽东晚年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为了要使专政体制永久化，并用它来扼杀人民的自由。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但只在经济领域进行得较为顺利，政治领域则有重重阻力，徘徊不前。究其根源，主要还是由于有些人舍不得丢掉从秦始皇与斯大林那里传下来的“专政”衣钵。今之当局者如能痛下决心，丢掉这个并不光采的衣钵，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问题自不难迎刃而解。
　　第二，关于民主选举问题 《建议》就党的民主化提了五条意见，其中头两条都是谈选举如何民主化的问题。按照党章和国法，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都是由选举产生的。但长期以来推行的是所谓“等额选举”的斯大林模式。候选人由上级“内定”或“协商”提名。选举人只能依样画圈或举手，并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近年来，一些基层组织出现了民主选举的新气象。从十六大起，上层也有了差额选举，这多少是一个进步，但跨度未免太小。李锐特别提出，今后要“逐步实行竞选制”。这是因为只有由选举人按自己的意愿提出多名候选人，并让这些候选人像百花竞放那样充分展示自己的政见与智能，选举人才能从中择优汰劣，选举出最能代表人民利益或党员意愿的合格代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破“暗箱操作”的老一套，提高选举的自由度与透明度。
　　第三，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过去由于毛泽东要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在实际上剥夺了这些自由。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自由还是没有出头之日。为此，李锐大声疾呼：“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贯彻‘双百方针’，活跃自由讨论，以促进社会稳定和进步，而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思想和舆论，成为新闻出版监控部，这也不准说，那也不准讲，甚至动辄‘查封’、‘上名单’，这些错误作法，起着破坏宪法和损害党的信誉的作用。”有人认为，这些话太“自由化”了，甚至指斥呼唤自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殊不知马克思正是从一个自由主义战士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翻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的第一篇和第三篇，就可以读到他对“普鲁土最近书报检查令”的尖锐批判和对出版自由的热情呼唤。马克思继承了西方文化关于个人自由的优秀传统，但他通过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深刻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相统一的要求。《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所追求的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但实现这种理想决非易事。1917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打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建成的却是以牺牲每个人的自由为代价的斯大林主义的专制国家。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后来所造就的也不过是更具东方色彩的专政体制罢了。“文革”把这种专政体制发展到极致，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结果引发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有人愤怒地喊出了“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响亮口号。
　　毛泽东辞世两年之后，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再过两年，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强大阻力，三个月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压倒了政治体制改革。自此以后，政治上的改革同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直到1989年的“六四”风波，用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进而催生出后毛泽东时代所特有的专政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局面。市场经济的繁荣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专政体制的延续则只体现了特权阶层的意志，它与历史潮流及人民利益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2003年12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举办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李锐应邀而未赴会，提交了一篇题为《如何看待毛泽东》的书面发言，它的最后一段写道：“人类历史发展的遗憾太多了。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有关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代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为鉴，更理性地前进。我们要学习司马迁的春秋史笔，决不要再遮遮掩掩过日子。”这段话使我联想起去冬回湘时从友朋那里借阅过的王若水、高文谦、高华、单少杰等几位学者撰写的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的传记性作品。这些学者相对年轻一些，不会像李锐那样有延安整风与抢救运动的经验。但对开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却都有痛切的体会。他们痛定思痛，决心为走出阴影与追求光明而上下求索。他们通过多年的艰苦搜寻，掌握了大量生动与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通过耐心的爬罗剔抉与刻苦的分析研究写成专著，从不同侧面揭开了一些风云人物的神圣面纱，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李锐为单少杰的书作了序，为王若水的书写了书评，以前他还为我研究毛的两本论文集写过序言与书评。他那种积极支持和鼓励友朋与后辈共同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满腔热情，也是十分感人的。今年四月十三日，李锐应届米寿之期。喜看直笔写春秋者后继有人，当可开颜一笑！遗憾的是，前面提到的几本好书都是在一国两制的香港推出的。我比李锐小五岁，头发也全白了。但愿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我们辽阔的大陆开放书禁报禁，让大家说真话、吐真情，不再遮遮掩掩过日子！

五柳村2004年2月16日收到，2004年2月17日制作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