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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李锐同志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我们刚进冀察热辽解放区的赤峰没几天。当时李锐同志是《群众日报》社社长。他以报社的名义，邀请从湖南地下党派来东北，成功地策划了韩梅村将军起义的两对夫妇(邓钧洪和我；周太萱和陶涛)吃饭。
吃饭的地点就在赤峰《群众日报》社的一栋大四合院里。酒席办得很丰盛，我记得我是第一次吃到那么好的酒席。那么多的菜，很多都是我没有吃过的又叫不出名字的，有一大盘白色的蚕豆那么大一粒的东西特别好吃。后来陶涛告诉我，那是海虾肉。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锐，他是那么年轻英俊，精神抖擞。说起话来神采奕奕，又真切，又生动，一看就知道是个思路敏捷，精明能干的人。我们四人当中只有邓钧洪老早就认识李锐，他们以前在湖南是通过地下党的工作关系认识的，所以他们之间话特别多。
饭后，李锐提议为我们四人照一张相，留作纪念。我们就站在院子里那棵夹竹桃树后面，李锐拿着相机，为我们照下了到东北来的第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我一直保留了五十多年，现在还在。我经常拿出来看看，回想当时的情景。那时我们都是年轻人，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解放区，心里都感到无比的幸福。
后来我们四人参加了当地的土改工作。当第一期土改结束后，组织上调邓钧洪和我去《群众日报》。那时报社迁到热河乡下一个叫“牦牛营子”的地方。
我们是一九四七年冬天去的，正好遇上李锐要调哈尔滨工作，他的爱人范元甄已经先走了，李锐正在指挥搬家。行李没有几件，书籍就有好几大箱子，是放在大卡车上运走的。
我到报社后，田绿萍、安若、其木格(蒙族)、王淑耘等一些女同志对我很好。那时我们都穿着统一的上面发的制服，深灰色的列宁装。有一次田绿萍跟我讲起范元甄，说她就不穿制服的，她穿旗袍，穿皮袍子，胳肢窝里还扎一条水红色的手帕。不晓得她那是什么打扮。
田绿萍还说，范元甄曾是重庆《新华日报》和北平《解放三日刊》的记者，她很有才干，又聪明又漂亮，很出风头的。也许是工作的需要，所以才有这样的打扮。
田绿萍还告诉我，有一次范元甄挺着大肚子(那是怀着苗苗)，站在报社门口与她们几个女同志在扯谈。李锐看见她大着肚子站着很累，就拿来一张凳子放在她的屁股后面，想让她坐下来。但范元甄回头看了一下，看见是李锐拿来的凳子，扭头就走，不领他的情，不坐那张凳子。
我那时还没有见到过范元甄，我想：还有这样怪脾气的人？
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我们报社同志也南下到各个报社，我和邓钧洪到了《新湖南报》，李锐同志是《新湖南报》社社长。当时报社编辑部就在经武路，是一国民党军长的公寓，一栋二层楼的红砖房子，一个不大的院子。
回到长沙后，李锐就去看望他那年老的母亲。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又不通音讯。因为李锐同志在武汉大学读书时，一九三八年突然去了延安，连家里人都没告诉。老娘守寡多年，只有这么一个独子，虽然还有两个女儿，但老人最看重的还是这一根独苗儿子。
李锐回到家里，看到老母亲，双膝跪下说：“不孝儿子回来了”，然后放肆叩头。老太太看到儿子终于回来了，又喜又气，啪啪两个巴掌打在李锐的脸上。然后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李锐随后把母亲接到报社宿舍，住在他的后房间里。使多年隔断的母子之情得到一点补偿。
老太太六十多了，身体单薄，清瘦，小脚，是极勤快的一个人。她每天都搞卫生，不光搞家里的，房子外面的公共院子，甚至公共厕所，她都天天清扫。
我那时管报社内部资料，办公室对门就是女厕所。经常看见老太太在忙忙碌碌。她老人家一双小脚穿着布鞋，里面不穿袜子。裤脚扎起，露出两条细细白白的腿杆子，衣袖子也卷得高高的，天天把那楼上一条长长的走廊栏杆抹得通明透亮。厕所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有一次我对她说：“老人家，您老天天这样抹，太累了。您可以隔几天抹一次嘛。”
她很认真地对我说：“不行呀!这灰尘是天天都有的啊。要天天抹，才得干净的。”
这老人家，虽说住在儿子这里，有通讯员帮忙做事，根本不用她动手的。但她是个劳动惯了又爱清洁的老人，天天做着那些事，而且还拼着力气去做，使我很受感动。
过了不久，听说范元甄就要从哈尔滨调回长沙了。李锐赶快把母亲送到在中学教书的姐姐家去了。
李锐计算着日子，打算到火车站去接。那时是一九四九年冬天，报社还穷得很，没有小车。只有一辆从旧《中央日报》接收的烂吉普车。这辆车每天用来接送社长和编委们到蔡锷路去上晚班，任何人都不能动用的。
李锐要接范元甄心切，他就借了传达室一部送信的烂自行车，骑着去了火车站。但一连去了三、四天，都没有接到人。他不知道范元甄到北京后，又停留了一段日子。
范元甄从北京回来后没几天，我们家就听见吵架声。因他们家就住在我家的楼上。那房子是两层楼的砖房，木地板，楼上的声音也能传下来。只听到范的声音很大，但没有听到李锐的声音。大概是为老太太来这里住过的事吵，听不太清楚。只听到什么“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你是什么阶级立场!”还听到拍桌打椅的声音，书桌上的玻璃台板也被打烂了。这种吵架是经常发生的，过了一段时间才安静些了，大概是她又怀孕了的关系。
过了不久，范元甄分配到长沙市自来水公司当军代表去了。她挺着个大肚子(怀着南秧)，穿着香云纱的旗袍，早去晚归。家里请了保姆带苗苗。
秧秧出生后，李锐非常喜爱。我记得秧秧半岁多时，李锐经常用一只手捏着秧秧的一双小脚，平举起来打登登。秧秧喜欢得两只小手撒开，像小鸟一样在空中挥动。真是逗人喜爱，也给他们家带来一些欢乐。
一九五零年春，我当时在图书室工作。一天李锐同志从楼上下来，来到图书室。看到我刚从新华书店采购来的一些新书，其中有几张复制的世界名画。他翻着看了看，说“好画好画”，并说：“这几张画给我，我拿走了。”
我说：“这是公家的，怎么可以拿走呢？”
他说：“你这个同志真是的。你拿张请购单来，我给你签个字，你再到书店买几张不就行了？”
他是个特别喜爱好书好画的人，看到就不想放下了。
李锐在报社经常要作报告，时事报告、业务报告，他都从来不写草稿，手里连一张纸条都没有。从国际、国内形势，到办报的大小事情，张嘴就来，滔滔不绝。他作报告也不讲究形式，常常是把办公室的同志喊出来，站在坪里或饭厅那里就讲。讲的话又有感情又生动，能抓住每一个人的心。那时我听他的报告喜欢记笔记，记在一个很厚的大红本子上，可惜文革时抄家被抄走了。
李锐写社论从来不自己动手写的。每遇到重大事件时，报社要写社论了，他喊来秘书陈学沛，带上稿纸。李锐就像他平时作报告一样，劈里啪啦一顿子讲下去。陈学沛思想不能开一点小差，必须精心听着，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然后李锐同志把稿纸看一遍，在某些地方修改一下。再交待陈学沛抄写一遍送总编室去发稿。前前后后不到两个小时，一篇社论就出来了。
李锐不但常写社论，还经常写些专论。专论文章常用的笔名是孙元范，是他妻子的名字倒过来的。那时报上常有许多署孙元范笔名的专论文章。我们做下级的都能体会他那种爱妻子的心，真是能把自己的心挖出来给她吃了，她还要说味道不好。
李锐对年青干部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还在《群众日报》的时候，当时有个最年轻的编辑郭志恒，听说因编稿出了一点差错，被李锐很严厉地克了一顿，直说得他哭了起来，还在批评他。后来郭志恒同志进步很快，成了有用之材，当了领导干部。
一九五零年春，报社开支部大会讨论关于刘海金同志转正的问题。刘海金是武汉大学生(在大学时入的党)，解放后到报社当记者。他人很聪明，能力很强，写出的新闻稿质量都很高。但他有点骄傲，看不起能力差的人。因此在转正的支部会上大家都对他这方面提了很多意见，李锐也发了言，他认为一个有能力的年青人，有一点骄傲算不了大缺点，改正了还是个了不起的能干角色。最后会议决定举手表决，当时会上所有的人都没有举手，只有李锐同志举起了唯一的手。
他就是这样从不怕孤立，他认为对的就要坚持。
李锐同志51年调到省委宣传部当部长，离开了报社。
李锐同志后来写的三本书《大跃进亲历记》、《庐山会议实录》和《李锐反“左”文选》，我都买来看了，看了之后，经常感动得流泪。“真是写得太好了!”透过这些书，我也看到了李锐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本性。那真是中国第一好的书，只有他才写得出。他写的全都是有根有据的客观真实情况。像大跃进和后来的过苦日子，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都在农村劳动改造，对那些情况都有亲身体会。《李锐反“左”文选》中，有几篇关于批判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文章，也写得极好。说明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到了晚年，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许讲好话，不许讲缺点错误。不顾人民的死活，把一个国家搞得饿死那么多人。
看了这些书，我常想：李锐同志也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坎坷，不知现在他的身体怎样了？能有机会再见他一次就好。
2000年冬天，他来湖南了，住在省委九所。我想我今生一定要再看他一次。于是由柏原同志帮我联系，约了一个时间，去看了他。
他还是那么精神，见到老上级我心里很激动。我语无伦次地向他讲个不停，这么多年以来的遭遇，共同的熟人的命运，要说的话太多了，我恨不得一口气全向他倾诉出来。不知不觉就谈了两个多小时。直到他现在的夫人提醒他，还有人等着要见他，我才把没有讲完的话收了起来。依依不舍地告别了。
他现在的夫人是一位贤慧的夫人。李锐在与我谈话时，咳了一声嗽，她连忙从房子里出来，手上端着一杯水，另一只手拿了一粒药，叫李锐吃了。后来我走时，李锐送我到大门口，他的夫人赶快提醒他回去，因为外面风太大了。
我想李锐有这么一位精心爱护他的夫人，他应该能活到120岁的。
2003.1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