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解放之初。我就知道李锐老这位同乡前辈的大名，他只比我大五岁。他今年米寿，而我也进八十三岁了。称他前辈是依照我党论资排辈的传统来的，而哪年哪月入党入伍是实打实的。既然他是前辈，我是晚辈，我个性不爱巴结，自然就无缘早识“荆州”了。一九八四年，我离休一年之后，张启龙老要我去当他的秘书，我跟张老到过平江李锐老家，“生成倔性生成傻”，“自笑平生怕见官”，我仍然没有拜见这位乡前辈。一九九三年，李锐老任《平江县志》顾问兼总纂，我是《平江县志》顾问兼特约审稿，我和平江县委负责同志便到武汉向锐老汇报工作，并请示几个审稿中的问题，这才相识了。这次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好，锐老平易近人，没有官气，对我这晚辈没有一点架子，回答问题，见解正确服人，思想敏锐，语言明快，干脆利落。次年他到长沙为《平江县志》定稿，并重点审改我撰写的《县志·综述》。相处数日，得聆教诲。的确，锐老见解高远，能说真话，令我深深敬佩。后来我读到他的《庐山会议实录》和《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思想初探》，更认识到锐老是我们党内少有的、确具真知灼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后悔没有早些拜识他，以致没有早受教益。此后我见到他写的书和单篇诗文就必定要读，每读之后必受启发，必有进益。他重新高举五四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促进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倡导自由、民主、法治精神，走在时代的前列。所以我称颂他：“敬佩耀邦彭帅外，高山仰止是乡贤。”我作为锐老的同乡晚辈，感到十分光荣。
　　在一九九四年春的几天相处中，锐老对《平江县志》的审改工作做了许多有益的指示，还启发我思考问题。他问我：“有人说：我们现今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又有人说：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你的看法呢？”我率尔对曰：“我认为，现今还没有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更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新贵族向资本主义过渡。他们用权力掠夺财富，搞原始积累。”我这样认识，是因为此前的若干年里，某些“衙内”利用父辈的权力，在价格双轨制中买卖批条，一转手成为百万富翁；还有的“衙内”卖空白批文，搞进出口走私，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对此社会上早已沸沸扬扬，而“六四”反官倒、反腐败又遭到了镇压，愤慨郁积于胸，不禁冲口而出。后来过细一想，我这回答多么粗疏。
　　在地球上，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确是很美的、令人向往的，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有空想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有北欧的社会主义，有缅甸、印度的社会主义；还有过去以苏联为首的各国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解体以后，仍存在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纷布杂陈，然而哪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哪是真红？哪是假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哪是假赤？确须慎思明辨。试问我们党过去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以十届三中全会为分界，前二十年和后二十多年，哪是假赤？哪是真红？现今我们政治改革的情况，是假赤，还是真红呢？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与它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了，才要求改变生产关系。这个过程，即生产力大大发展的过程，是自然的、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超越不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党羸得了新民主主义即新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阻力，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那时，我们党对此是理解得很清楚的：新，只在于，一是由我们党来领导，二是自觉地朝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但社会性质还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乃是由于我国生产力低下所决定的，不是任何人凭主观愿望所能改变的。当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我国生产力水平既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我们党就应该按照八大决议，自觉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积极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到成熟的程度，即发展到要求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适应的高度；同时，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尽可能不断地增加社会主义因素，让社会主义随着这个过程水到渠成。而绝不能用主观唯心主义的态度来搞“大跃进”；搞一拉平，穷过渡，那样就只能是饿殍盈四方，进入乌托邦。这并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破坏生产力。到了这时，不反躬自问，还要一意孤行，大抓“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结果造成天下大乱，造成生产力的更大破坏。欲益反损，开了历史的倒车。
　　北美、西欧曾经出现过几次经济危机。这是它们的生产力发展到要求改变生产关系的前兆。但是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拯救了它们。美国罗斯福总统采用凯恩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办法，从剩余价值中分出一小部分给工人阶级，这就不自觉地不断增加了社会主义因素。北欧国家采取福利政策，北美、西欧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国有化与反垄断，也是这样。总之，它们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用国家干预、宏观调控等等手段，缓解了经济危机，同时也增加了社会主义因素。这样，它们的三大差别缩小了，可以说离社会主义比我们更近了。我们的三大差别目前情况怎么样呢？先看工农差别，工农分成两大板块：农民进城只能领暂住证，不能上城市户口，宪法原来规定的公民有迁徙自由，几亿农民却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再看城乡差别，如对教育与交通的投资，城市公共建设由国家投资，即用的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纳税人的钱，然而农村的教育与交通投资，则几乎完全靠农民自己集资。体脑差别更不用说了，全国的文盲绝大部分是农民。农民进城打工，大多是卖苦力，技术工微乎其微，更遑论参与管理。现今的美国情况如何？我的一位病友，产业工人出身的一位副厅长，曾经带着列宁主义观点，在美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意寻找它们腐朽、垂死的东西，结果却发现它们那里山青些，水绿些，天蓝些，月明亮些（但不是圆些），三大差别小些，多数人生活好些，义务教育真些，思想自由些，政治民主些，人被尊重些，互相帮助主动些，社会公德好些。它们有贫民窟，那里面多是住的懒汉、醉鬼，但也有失业救济给予生活保障。他观察之后竟然对美国大唱起赞歌来。他慨叹：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还不及它们那里已有的社会主义因素。我们怎么能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呢？
　　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也搞不清。他要大家不要去争“姓资姓社”的问题，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加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行。这三个“有利于”，其实就在于发展生产力一条。生产力发展了，综合国力加强、人民生活改善，都是顺理成章的事。邓小平还用行动回答了“姓资姓社”的问题。他首先搞了个深圳特区。“特”在哪里？“特”就在于向香港学习，把资本主义的好东西，如技术呀，管理呀，学过来。继之，开放沿海各省十四个特区，到现在，全国各省都在招商引资，己经形成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鼎足而三了。“姓资姓社”的问题不是有了明白的答案了吗？但是，我们曾经宣告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却不能像前苏联和东欧那样“一夜西风改制度”，我们已有的社会主义，不能也不应该退到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叫做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初级阶段，这个中国特色，就是指的生产力低下，要追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三十年、五十年、八十年，甚至一百年。
　　几十年来，从斯大林到毛泽东，都叨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称这是两条道路、两个发展方向的斗争，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斗，在文化上意识形态上也要斗，要斗得你死我活。其实，这只有一条道路，一个方向，这就是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要发展生产力，我们这种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要发展生产力，通过发展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的程度，它就要进入社会主义。不论它是自觉或不自觉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还是通过暴力革命，总归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走。　　　　　　　　　　　　　　　　　　　　
　　我们共产党取得搞社会主义的领导权，这当然是社会主义方向，既然如此，我们就要自觉地、不断地、积极地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并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自觉地、不断地增加社会主义因素。一旦“超英赶美”成为事实，生产力发展到成熟的高度，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水到渠成了，那就是由初级阶段发展成真正的、成熟的社会主义了。老实说，我们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在同一条跑道上朝社会主义方向迅跑，我们的起跑线比他们还要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啊！如果我们对这一点缺乏认识，硬要打着社会主义金字招牌，由个人私有制通过公私合营、合作社变为国有制（实际是官有制）和人民公社，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发挥主观战斗精神搞阶级斗争去斗，弄得生产力累遭破坏，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结果是大家都“吃社会主义的草”。这跟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有哪点相似？简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如今面对现实，是应该彻底醒悟了。过去走了二十多年的弯路，实行“斯大林加秦始皇”，弄得民穷财尽，民不聊生，以致“资本主义尾巴”虽然割了，剩下的却是饿肚皮。再者，政治上个人迷信盛行，吹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以致封建专制复辟，冤案如山，社会道德沦丧，人际关系断裂，夫妻反目成仇，父子相互廝咬。已到“山重水复疑无路”，这才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才有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用实践检验出真理，正本清源，廓清假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加入了WTO，推进真红。
　　这二十多年的生产力发展之速，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海内外人士所公认的。毛泽东长期念念不忘的粮食问题，现在已基本上解决了。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靠的实践检验真理后，废弃了左倾错误，回归到正确政策上，从人民公社退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靠的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的社会科学和袁隆平水稻杂交育种的自然科学。现在，我们不仅解决了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头发夹子”之类的小商品问题。城乡一样，市场上货物应有尽有。科技发展迅速，微米、纳米、基因、火箭、神舟、载人等等滚滚而来，前途甚是光明。尽管“左”家仍在干扰，但他们已经形不成复辟气候，在几次交锋中打了败仗。虽然现在存在贫富悬殊问题、下岗失业问题、三农问题，但是可以放心，这些问题正在逐步解决，而且必将解决好。
　　目前，我们的政治改革滞后，仍然权大于法，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都很不尽人意。已成为当前不可回避的大事。五四精神至今未能在神州落户；党章、宪法在某些老人那里仍然得不到尊重，他们用反“自由化”来保护“一言堂”。当前用康乾来歌颂专制皇权，用万岁山呼、群臣跪拜来弘扬奴性，大搞五十周年国庆和中华世纪坛来追求虚华，也就难免重蹈造神之嫌。其结果，贪腐之风酷烈，民主监督不力，一部《新闻法》讲了十多年也搞不出来。毛泽东在解放前讲过：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以此衡量，我们的民族主义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对内五十六个民族平等，对外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虽然在边界上丢失了一些地方，那可不是打败仗割给人家的。炎黄裔胄已经列入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民生主义问题也已基本解决。以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受，八十多年来就算现今生活比较幸福了。康乾盛世、“大跃进”、人民公社，哪里比得上我们今天大多数人能用上电灯、电话、空调、烧液化气、睡席梦思？而且，生产力在迅速发展，共同富裕也在认真调控。只是，民权主义问题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以至我们党，都还没有解决好。“若无民主休言马，欲致中兴快别斯”，想再“一边倒”，推行“斯大林加秦始皇”，那是没有出路的。尽管中国特色、中国国情，如此这般，可以找出许多“理由”，但是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是尽人皆知的。《马恩全集》第一篇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可见，马克思首先主张言论、出版自由。
　　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为本的，是为了解放个人以至解放一切人的。他认为“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人，不是工具，更不是奴才。我初中时读鲁迅的《聪明人、傻子、奴才》，就以傻子自许。我读高中时的学风是“有理服从，无理反对”，至今铭刻于心，未尝或忘。我认为人就应该像一个人，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人有独立的人格。有位老同志生前对我说：“我墓碑写好了：我的一生由人变为工具，又由工具变为人。”我仔细想，我也正是他说的这样：许许多多的同志也是这样。但也有的同志，成为工具后，变为非人后，至今还没有变回来，甘为工具以终身。他羸得了名利，但丧失了独立人格，丧失了脑袋，丧失了自己的思想，行尸走肉，没有灵魂。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斯大林改造过的。我们“以俄为师”。我们党是按照列宁建党学说建立的，一建立就成了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曾经要求自己“布尔什维克化”，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更是“一边倒”，高呼“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亦步亦趋，生怕学走了样。结果呢？在生产力很落后的中国，“跃进”加“跑步”，竟从人民公社的“金光大道”跑进了乌托邦的饿乡。
　　苏联、东欧剧变以后，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回归马克思，不要死抱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不变了。我们应该回归五四，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政治改革迈进。
　　我国的政治改革，我认为首先应改革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对那种认为民主是手段、是方法，集中是目的的观点，要彻底颠倒过来。正确的应当民主是基础，通过集中的手段和方法，把多数人的意见变成决策，成为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针。十二大以后，耀邦同志是作过这样的解释的，完全符合党心民意。可惜几位老人置党章于不顾，以反“自由化”来维护专制，仅凭一个小组生活会，就逼着耀邦同志辞职了。这样，又回复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贯行之的集中制，即领袖专制制度。
　　这个领袖专制制度的危害，只要回顾反右派、反右倾和大革文化命几段历史就够了。例如庐山会议，毛泽东原说开神仙会，提出十九个问题，表明要反左，大家就在集中指导下来一番“民主”、反左。到彭德怀交毛泽东一封信，毛泽东要打倒彭德怀，说彭德怀是右倾反党，于是大家在集中指导下又来一番“民主”，反彭德怀，反右倾。毛泽东就又在这反右倾、反彭德怀的“民主”基础上，集中起来，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反党错误的决议》。这中间真正的民主在哪里？实际上只有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就是“指鹿为马”的民主。若有真的民主，大家敢说真话，道实情，就决不会作出这样错误的决议，就不会有全国的反右倾，就不致饿殍几千万，也不致以后在“文革”中原来整人者自己又挨整。少奇同志在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的当年，没有起来维护宪法，在“文革”中搬出宪法来维护自己，但已经迟啦！毛泽东是从一九四三年在毛、刘、任三人书记处取得个人决定权起，一步步走向个人迷信、一言堂的。这期间，少奇同志“前献黄袍后造神”，有一定的责任啊！
　　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无任何党派可以替代执政的党，因此党内民主就特别重要，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怎样才能更好更快地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却有不同认识。比如，在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的问题上，我们同《真理的追求》、《中流》的作者们便截然对立。党心所向何在？民心所向何处？只要拿出不同政见让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选择，就知道了。过去年代曾经出现“抗日压倒民主”、“革命压倒民主”的说法，那是抗日和革命使然，如果现在谁还要用“稳定压倒民主”、“发展压倒改革”，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须知没有民主哪来稳定？没有民主哪来现代化？而且权力是腐蚀人的，绝对的权力酿成绝对的腐败，今天的执政者诸公若是腐败了，就应当由执政党中的“新鲜血液”来接替执政。这种替换没有民主制度来保证，就无法进行。这是显而易见的。
　　继之，我们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自然也应该废弃那实质上是集中制的“橡皮图章”，应该真正由选举产生，不能圈定代表，不能允许实质上的“官员代表大会”继续下去。如果由真正的人民代表选举，那个成克杰当广西自治区主席早就会混不下去，何至于选拔他到全国人大来当副委员长，做国家领导人呢？这当然是通过民主集中制选上来的。然而当他判了死刑，民心大快时，又是谁爱人民之所恨，给他安乐死的呢？须知不少癌症病人要求安乐死而不可得，“欲求安乐死，先做大贪官”。这是人民的意见啊。只当有了真正意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才能选举真正的公仆为官。因为他的“乌纱”是人民给的，而不是上级委派的，这样的官员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由此，官员直接受人民的监督以至被人民罢免，也都是自然而然的事。绝不要相信上级委派与人民意愿一致，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一致等等说教。这在过去年代某些地区可能是真的，但时至今日，特别是党风不正的今天，我们只能相信事实。“还权于民”、“还政于民”应该作为行动口号。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是否“姓马”的试金石。
　　政治改革另一急务是党政分开。党的领导应是政治领导，政策领导，思想领导。主要是通过在政府工作的党员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而不应由党直接出面来干预政府工作。党政分开，党只管党，第一大好处是“精官简政”，现在党政两套班子吃“皇粮”，实在使人民不堪重负。第二个好处是取消了党委任意调动人事之权。我省一位民选市长，姑且无论其政绩如何，只因为他不是党委内定的，便在他上任之后调走了，另外派来一名市长。岳阳选举市长，有一位已经落选，但党委硬要把落选市长抬上去，搞二次选举，这样做，民选云乎哉？民主安在哉？这种党高于一切，党权大于一切的现象，怎能赢得党心民心？
　　政治改革还应该做到司法独立，党不应该干预司法。任何一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和党的领导机关，更应该带头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十五大、十六大一再提出“依法治国”，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国，首先在于党是否能够做到不干预司法，党权是否低于国法。过去有个罪犯正在供认与之有关的嫌疑人犯时，党委某同志提出把他杀了，如此杀人灭口，嫌疑人犯便被保护过关了。这样的事最失民心，绝不能重复了。
　　最后一点，我希望要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普及宪法教育，让全国人民都了解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用宪法保障自己，不受恶势力的打击报复。我还希望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普及教育，尽管这个决议还有缺点和错误，需要修改，但从“反左”、“防左”的角度看，它仍可以让全国人民认识到二十年左倾错误的祸害，今后少受其干扰。
　　我在病中，每天在滴注输液，手中没有任何资料，提出以上的几点，只是平日所想到的。现在我也无力展开和深入思考了。所以，这篇初稿仅仅是表达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声而已。我希望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国早日实现现代化，早日富强起来，早日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以此良好的愿望来祝贺李锐老的米寿大庆。我期望党中央接受二十年来的左倾教训和二十多年的改革成就，今后大力推进政治改革，使我们党更加兴旺发达，使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
　　廓清假赤，方葆真红！

五柳村2004年2月12日收到，2004年2月16日制作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