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同志是当今中国的一位大老。他是真诚的爱国者、真诚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对人民高度负责，不畏权势，坚持真理。他因直言而受到毛泽东的激赏，又因直言而受到毛泽东的严谴，九年流放，八年囚禁，九死一生而斗志愈奋。晚年他身在高层，心在底层。某些人偏爱套话空话大话假话，他只说真话直话；某些人总想歪曲历史来为政治“服务”；他坚决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某些人早把中共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抛之脑后，起劲为毛泽东大唱赞歌，他本着《决议》的精神，认真探索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某些人往往为眼前的“政绩”而陶醉，他再三再四强调政治改革的必要，警醒人们莫再重蹈毛泽东时代的覆辙。他大仁大智大勇，足为全国人民的楷模。今年他喜登米寿，自然会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和读者的祝贺。
　　李锐的大仁大智大勇，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长江三峡的坚决保护。1958年是个疯狂的年代，毛泽东那时踌躇满志，自以为他的“阳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以调动全中国去“超英赶美”同时也压倒苏联（只是不便公开宣布），好让他继承斯大林而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于是想入非非，竟在全国开展了一个说谎大竞赛、吹牛大竞赛，其实是破坏大竞赛。不过半年时光，就使全国千千万万山岭剃了光头，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对自然环境的大破坏，直到今天还使祖国锦绣山河留下累累伤痕。更造成了几千万人被饿死的悲惨局面。那时谁敢公开唱反调，连周恩来都“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何况其他！李锐那时担任电力工业部水电总局局长，他不顾巨大的政治风险，挺身而出，这岂不是大仁大勇？但他又表现出超人的大智，只把批评的对象限于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林一山，从技术上把他驳得体无完肤，这才使毛泽东从“高峡出平湖”的浪漫情调中猛醒过来，欣然接受李锐的主张，在“大跃进”中单独划出长江三峡作为例外。否则的话，长江三峡在1958年就会遭到疯狂的破坏，其后果难以想象。1975年，河南有两个水库突然崩溃，驻马店地区有两个县上十万人一夜之间化为鱼鳖。这事一直隐瞒了二十多年才曝光。倘使长江三峡在大跃进中出了问题，下游宜昌、沙巿甚至广大地区上千万人民是否会变为鱼鳖呢？很难说。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千错万错，只有这件事还算头脑冷静，没有大错。难道不值得后人深思吗？
　　李锐的大智大勇又体现在秦城监狱。这是“文革”期间，李锐已被流放九年，在大别山中当一名文化教员，但还是逃不过林彪、四人帮的凶焰，被关进秦城监狱，他不仅身体上，而且精神上受尽极严酷的折磨：单独囚禁，没有人交谈，没有书报可看，甚至在斗室中的坐卧走动都有种种限制，李锐在八年的残酷折磨中。他进行合法斗争，争取到几本马列经典著作。他本来是不写诗歌的，这时即借吟诗来抒发自己的胸怀。又用棉签做笔，龙胆紫药水为墨，把这些诗隐晦地记载在马列著作的空白处，这样又创造了一个奇迹：一本《龙胆紫集》后来问世了，带给许多读者以惊喜。柏杨在台湾狱中，九年写成一部《中国人史綱》，李锐在秦城监狱八年，创作了一部《龙胆紫集》，二者何其相似哩。
　　李锐晚年一直坚持这种大仁大智大勇的风度，因此更羸得海内外人士的尊敬。在这里，我只就自己曾经参与的一件事谈谈。李锐是湖南平江县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修志，平江也不例外。县志编了十年，县领导又请李锐担任总纂。他不便拒绝，又不愿只署空名，就想出一个主意，先提出原则性的主张，并约请四位乡贤代他审稿。三年之后，全书修成，李锐对《总述》一篇作“精审”，实际上是重写，成为全书的纲领。又委托朱正和我将全书校阅一遍，在文字上把把关。1995年，这部一百五十万字的《平江县志》出版了，真正做到了“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当年修志有两个通病，一方面，对解放前的历史多有忌讳，尤其民国史，往往是“一短二空三戴帽”。另方面，对解放后的失误也多忌讳，尤以文革为甚①，《平江县志》没有这两个毛病，尤其解放后的记载，既肯定了成绩，又不隐讳失误。如在政治上，历年的冤假错案，事后平反或纠正的约四千人，株连家属万人以上；在经济上，尽管三十五年间国家补贴县财政约近一半，平江仍是个贫困县，而且全县森林面积减少约四分之一，森林积蓄量减少近一半，尤其是横贯全县长达一百九十二公里的汨罗江，竟因“文革”中的胡闹而失去通航之大利。《平江县志》虽只叙述了一个老苏区穷县的历史，但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全国的缩影。我曾以《从一个县看全国》为题，介绍这本佳志。（见《同舟共进》1996年第4期）。
由李锐的智仁勇，使我想起汉代“曲突徙薪”的老故事。某家来了一位客人，见廚房的突（烟囱）是直的，旁边又有大堆柴禾，就劝主人把烟囱改曲，把柴禾移开，预防火灾。主人没有听他的，结果燃起了大火，幸得邻居抢救，得免于难。事后主人设宴，答谢众邻，有人提醒他，你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位劝你“曲突徙薪”的客人呀，主人才大悟大悔。今天中国的情形往往比这更糟。主人不但不感谢客人，事后还要怪客人多嘴，以表示自己一贯正确。发达国家有没有“曲突徙薪”的典故，我不知道，但他们多不讳疾忌医，有时还要立碑纪念，好给后人留下反面教材。倘若我国在这方面也肯和国际接轨，那末，单就水利建设来说，就当立两块碑：一块立在三门峡，用以纪念最早预见三门峡水库祸害的黄万里；一块立在宜昌，用以纪念毛泽东曾接受李锐的主张而在大跃进中保全了三峡（虽然如今三峡水库正修建中）。

①见全修良：《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洪雅英：《唯政治化思维对方志编纂的不良影响》，均见《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