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六四年大概是十一月的某天下午，我听过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胡耀邦的一次报告，内容主要是国内形势，四清运动问题的。可想而知，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天天、月月、年年”讲，“一抓就灵”，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不仅大喊特喊起来，而且到处找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在此情况下，着常理，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号召和鼓励人们紧跟毛主席、党中央投入到伟大的以四清为中心的阶级斗争中，但是那次三四个小时的报告给我和大多数与会者有一种和当时报刊上的宣传不协调，甚至给泼冷水的的感觉。
有两个例子。有个人递条子给他反映，基层单位有些地富家庭出身的城里工作的职工和机关工作人员因为给父母寄钱，被认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仍然站在阶级敌人那一边，而受批判，使这些人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和思想包袱。此条子确实指出了当时的普遍现象。当时，我所在的那个单位，有几个这种情况的教师就因此被强令在小组会上检讨，让大家“帮助”，这里所谓“帮助”就是批判，严重者还发动更大范围的群众上阵“帮助”批判。其中有一个女同事，不仅给她在乡下的老人寄钱，还带他（她）们进城，逛过公园，更是不得了了，说她是地主阶级的孝女，同地主分子一起向贫下中农示威，大小会批来斗去没有完，本人痛哭流涕还不能过关，最后领导宣布挂在那里，根据斗争需要，随时“帮助”。
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说：寄钱给老人是很平常的事，出身不好的子女为什么不可以供养父母呢；他们有钱就寄，想寄多少就寄多少，别人没有权利干预！出身不好的父母不一定就是地主富农分子，就是，怎么样，其儿女难道没有义务赡养？
在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胡耀邦又对另一个条子的问题发表了意见。这个问题反映的是有些单位在清经济时，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抓住不放，既浪费时间又使群众厌烦，对这种现象，谁也不敢说不对。我记得我们那里有一个体育老师，有人怀疑他在食堂帮忙时偷饭票，于是在领导的授意下，首先在小范围内对其进行“帮助”，其实就是追查逼供，一会让他写材料，一会找他谈话，更多的是大家和体育教师面对面急风暴雨式地“揭发”，弄了一两个月，搞出了五块钱，就这样领导总结说，是抓阶级斗争取得的一个胜利。对于这种现象，胡耀
邦批评说：这是把阶级斗争庸俗化，几块钱，几十块钱，有什么搞的！好像接着说了句：吃饱了饭，没事干！那有那么多经济不清的分子！
就是听了胡耀邦对两个条子的回答，许多出身不好的人日子好多了，我们学校的几个人用后来的话说也“解放”了，我那个女同事也不愁眉苦脸了；若干因小毛病陷于挨整局面者也不在成为“敌人”，那个体育教师的事也算了。但是好景不长，到了一年后的文革，所有这些帐都变本加
厉了。
作者不详，来源:华夏快递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发布,时间:2003-3-3
五柳村2003/12/06制作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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