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之前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与演变
李继华
摘要: 从1938年底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迅速滋生和蔓延。到1943年3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正式确立后, 这种个人崇拜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尽管在七大之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但它的滋生和发展，既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也有深刻的教训，因而是值得和应该允许深入研究的。
关键词: 毛泽东 个人崇拜 延安整风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曾经滋长和发展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迷信。“一个长的时期，我们在高度评价领袖的作用的时候，很少科学地说明在何种历史条件下领袖才能正确的发挥作用，很少全面地说明领袖和党、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我们越来越把领袖说成只是一个人，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革命理论说成只是个人的贡献，不讲或少讲集体的智慧；把一切成就归功于个人，不讲或少讲党和人民的作用；把领袖说成绝对正确，而不讲他也会有缺点，也会犯错误，并且不允许对领袖人物进行批评。在实践上，党的领导人的权力还是比较集中的，也没有形成一套对领袖监督的制度。”“在领袖正确和受到爱戴的情况下，正确的爱戴领袖与不正确的突出个人混合在一起了，理论上的偏差与制度上的缺陷也被掩盖了。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领袖个人不谨慎和思想上发生偏差的情况下，这些缺陷就容易发展起来，甚至酿成严重后果。”[1] (P465--466) 这些严重后果和极大危害，给今天的人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对党和国家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1](P68) 为了深深地汲取这些教训，就要了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怎样滋生与发展的。
追溯中国******的历史长河，人们不难发现，在1938年底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在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逐渐滋生和发展起来。对这个逐渐滋生和发展的过程，有关论著中尚少见系统深入的论述。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崇拜的影响也很难说彻底清除。因而，就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之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与演变作一些探讨，还是很有意义的。
一、从六届六中全会到1943年3月之前对毛泽东的颂扬与个人崇拜的滋生
众所周知，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深入分析起来，这种“确立”既仅仅是“实际上”的，又是刚刚开始。从此开始到1938年初，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不象后来那样稳固，而曾经两次受到冲击。一次是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夺取****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权；一次是1937年底到1938年初王明企图取代毛泽东。直到1938年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才稳固下来，才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从此开始，对毛泽东的赞扬也越来越多起来，并急剧升温。
就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 张闻天(洛甫)在代表****中央作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有着克服困难的优良的条件，这就是：……⑵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2](P634）王明在发言中也肯定毛泽东是“我党的最著名领袖”,[2](P658) 并指出:“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臂如北辰而众星拱之)。”[2](P680)
1939年1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第3版报道:《边区党政群众团体及全体人民 新年节向毛泽东同志致敬 联名致信：努力抗战响应两大号召 来当作献给领袖的新年礼物》。致敬信中讲到:“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你，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的领袖，而且是全中国人民所爱戴，全世界朋友所景仰的领袖。”“你是被压迫者胜利的旗帜！你是光明的象征！……在这里，敬祝你的身体健康！”
3月12日，延安举行了纪念马克思孙中山诞辰的盛大晚会。《新中华报》在16日第3版的报道中讲到:“毛泽东同志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步上了台子。他讲述了纪念两位伟大革命导师的意义。如雷的掌声冲破了会场上的肃静。”
5月4日，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作了关于青年运动政治方向的讲话。毛泽东演讲完毕，接受了延安青年的献旗。为献旗而写的致词中说：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谨向您——中国革命领袖致崇高的敬意，并献旗一面，写着新中国的火炬！
你所领导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毛泽东同志！我们向您宣誓：……
祝您的健康！[3]
6月1日，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的纪念大会，在毛泽东作了关于“抗大”政治方针的讲话后，也向****中央、毛泽东、边区政府、八路军献旗致敬。 献给毛泽东的旗子上写着：“你亲手抚育抗大 抗大日趋于壮健”。献旗时的致词是：你，人民的领袖，革命的导师，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亲手抚育的抗大，已诞生三周年了，他将要更加滋长，更加健壮！我们谨将此旗献给伟大的领袖……”[4]
7月20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讲演完毕后，全场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呼:“女大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开学典礼后，又举行了庆祝晚会。“晚会舞台顶上正中耸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毛泽东的肖像，西边则左是朱德、王明、项英、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刘少奇等，右是周恩来、洛甫、博古、康生、陈云、邓发、康生等同志的肖像,……”[5] 据笔者所见的资料，这是****历史上，特别是1938年底六届六中全会后，最早对毛泽东喊“万岁”的。[6] 当然，在对毛泽东喊“万岁”之前，先喊“女大万岁”，表明当时对“万岁”这个字眼看得还不象以后那么神圣；在挂马、恩、列、斯、季、毛肖像的同时，还挂了其他许多****领导人的像，也表明对领导人的崇拜比较普遍，还不象以后那么专一。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受到了特别突出的个人崇拜，则是显然的。
8月13日，陕甘宁边区学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毛泽东登台讲话时，“掌声又继续的象春雷一样的响了起来。毛泽东同志屡次想开始讲话，都被这绝大的声音所阻止了。”[7]
1940年初，****中央决定成立“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即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青年干部学校。 5月3日，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未讲话，王明则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他指出:“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 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副其实，就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从建党以来, “毛泽东同志便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毛泽东同志“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王明对毛泽东的这些赞扬，并非出于真心，而是一种无奈的迎合。但在其用语上，又确实包含了个人崇拜的意味。这些话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出，四天以后(1940年5月7日)又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反映了当时对毛泽东的赞扬已经到了较高的程度，也表现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明显地滋生。此后的1945年4月1日，王明向任弼时提及此事，说这个讲话稿写好后，事先“给毛看过，毛客气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后来还是发表了。”[8] 对这个讲话稿的发表，毛泽东虽然劝阻过，却并未坚决禁止。除了对王明有所迁就外，恐怕与他自己对个人崇拜也感到需要和逐渐习惯不无关系。
当时，还创作了由胡乔木作词、冼星海谱曲的《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歌中唱道:“生在英雄的时代, 长在人民的旗下, 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9]（P151）同年, 由胡乔木作词、李焕之谱曲的另一首歌《青春曲》则唱道:“可爱的青春发着亮光，我们的生命像大船在海上前航。英明的舵师给我们掌舵，指挥着我们去冲破险恶的风波”。[9]（P153）
同年7月，郭化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八路军的军事理论》一文，其中讲到:“八路军军事理论体系之奠定，应归功中国******领袖，八路军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天才的战略家毛泽东同志。”[10]
12月25日，王若飞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八路军与抗日根据地》一文，开始称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这是就笔者所见而言，最早这样称颂毛泽东的史料。实际上，这种称呼可能开始的更早。
大约从1940年12月29日开始，周恩来在许多份致中央的电报中，都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11]这是在称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了“中央书记处”的前面。尽管最早这样做的未必是周恩来，当时的人们对这种称呼在以后产生的危害也很难看得清楚，但这种做法的不当之处还是明显的。到了建国以后，毛泽东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12]“文革”结束以后的1978年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也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提法要改变”。过去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提法]就反对过，不能把个人摆在中央之外之上。”[13]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的论著也尖锐地指出:“这种(称呼)把‘主席’凌驾于‘中央’之上，是完全违反了领袖和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个人崇拜的明显表现。”[14]
1941年3月，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的教育人才应该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 “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 (P501)
同年5月7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的宣传战的指示》中讲到:“要战胜******反动宣传, 就必须努力(尤其是宣传工作干部)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事业, 努力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真正在我们宣传战上做到使‘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 真正使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洋八股休息退位。但我们宣传工作还远没有做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15] 5月17日, ****中央华中局召开关于皖南事变的高级干部会议。陈毅在报告中指出:“毛是例外天才, 他在井冈山上就已有现在他的一套政治军事战略战术的理论轮廓”。[16]
同年7月7日,《十八集团军抗战四周年战绩总结》指出：毛泽东是“天才的政治家战略家”。[17] 9、10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详尽地检讨过去的路线问题。与会者对毛泽东都作了高度评价。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罗迈(李维汉)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 王稼祥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 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1](P501) 这些发言，既是言必称“毛主席”的，又是对毛泽东热烈颂扬的。
1942年6月8日，作为《****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附件之一的《中央直属系统四个月研究二十二个文件的计划》一文，只有短短几百字，却8次使用“毛主席”的称呼，显然已到了在中央文件中也言必称“主席”的程度。[18](P85----86) 而在仅仅两个月前的4月3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还是直称“毛泽东”或“毛泽东同志”的。[18](P53---56)
同月16日,《中央军委与总政关于军队中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中提到：我八路军新四军是党完成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是由朱毛红军发展起来的，“长期的在毛泽东同志直接的领导下。”“在部队中必须热烈的来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整风的号召”。[18](P94)
综上所引，尽管不能说每一句话都是个人崇拜的语言，但在对毛泽东的逐渐热烈的颂扬中，的确已经滋生了对他的个人崇拜。（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