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慎之之死看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戈白丁
在“非典型肺炎”横扫北京的日子里，李慎之却因染上“典型肺炎”而死去！
2003年4月上旬，在“非典”这头怪兽横冲直撞闯进中国并攻克首都北京后，互联网上开始传布着一条消息：写出惊世名文《风雨苍皇五十年》的李慎之在北京也被感染上“非典”啦！接着，不久又有人辟谣说：不是感染“非典”，而是老年人较为容易患上的典型性肺炎。然而，不管是什么样的肺炎，这次身届风烛飘摇之年的李慎之，却没能躲过“非非典”的侵袭，终于在4月22日驾鹤西去了……
并非平头百姓的李慎之死了！然而官方的反应却极为耐人寻味。作为一位从1946年起，即投身共产主义革命的老新闻工作者和老共产党员，李慎之有着十分显赫的个人资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按照大陆“官本位”的官阶表，他应享受副部长级别的政治待遇。然而，官方的新华社却没有在他病逝后的第一时间内，向外界发布他已经死亡的事实，而是等到举行葬礼后的5月13日，也即李慎之病逝后的20多天，才向社会公布了他离世的消息。从民间社会看，除了人数不多的一些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外，大陆一般民众并不知道李慎之为何人，加上今年3月份以后，“非典”日渐成为内地媒体报道和民众关注的热点，所以，一般人很少会注意到：在北京有一位年届80岁的老人，病死于一种十分“反潮流”的典型性肺炎。尽管在互联网络上，有不少人发表一些相关的悼念性的言论，但在内地的平面媒体上，却几乎看不到关于李慎之的任何消息和评论，只有一些李慎之的亲朋故旧，写一些回忆悼念性的文字，零星发表在境外的媒体上。
上面说李慎之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不仅因为他显赫的个人资历和副部长级别的政治待遇，更主要的在于，他在1990年代以后当代中国的思想谱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认同自由主义的人，会肯定他以个人的特殊身份对推进自由主义做出的贡献。例如，1990年代以来，他通过文章、演讲、书序和专论等，不断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而鼓与呼！就是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人，也把他看作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或“教父”。然而，在李慎之身后，官方却因不喜其人而沉默待之，一般民众则因不知其人而视若无物，同道二三子又因受压而欲说无处，这就使得李慎之的身后事，显得有些寂寞与落魄！
李慎之的尴尬“身后名”，也正是一百多年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自从东渐之后在中国历史命运的逼真写照！简要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发端于西方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潮，是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历史场景中，来到中国这块饱经西方列强欺凌的多灾多难的古老大地上的。这一独特的历史场景是：无论是从什么角度接受自由主义的中国人，都无法回避如何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的历史课题。而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无论是在哲学、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个人生活的层面，都较少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等宏大历史诉求直接挂搭起来；相反，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处理国家或民族内部不同个人和集团相互关系的一种哲学理念、政治架构、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与个人的生活准则。正是上述语境的差异，埋下了以后自由主义在中国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的历史性“伏笔”。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首要历史任务，是求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以，从把西方“自由”概念译为中文的第一人严复开始，就已深刻洞察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点时，对个人自主性的尊重与实现国家富强所必需的集体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张力。为解决此一问题，当年严复在翻译英国思想家穆勒（J.
S. Mill）的《自由论》（On
Liberty）时，就有意抛弃他先前已经使用过、且被当时许多人接受下来的“自由”概念，而又煞费苦心地把Liberty另译成“群己权界”一词。因为，在严复看来：中文“自由”常含有放诞、恣肆、无所忌惮等贬义，而“自由”的真义却在于个人自主无所挂碍。因此，在社会中讲“自由”，就必须对个人自由作出限制，以避免不同个人之间的相互冲突。“自由”的具体实现，就是要达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的状态。这样一来，实际上，严复就把穆勒对个人自由的关注，转换成一个能够适合中国当时语境要求的社会与个人之间权利划界的问题。严复对“自由”概念的“另类”处置，已经凸现出他对西方自由主义难以适应中国水土的深沉忧思。后继而起的重要思想家，无不沿着与严复类似的思路，以极为矛盾的心态看待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例如，孙中山先生在讲到自由问题时，虽然一方面把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作了区隔，但在另一方面，他同样强调：在革命时期，个人自由必须服从于民族和国家独立的需要。从精神气质和出处辞受等方面看都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蔡元培先生，尽管保持着与蒋介石政权不合作的态度，但在国家民族问题上，也会不时偏离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即使是被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胡适，在抗日战争及国共剧烈斗争的环境中，也被一些学者批评为一个无法始终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表露在上述历史人物身上的自由主义困局，恰好反映出注重个人自主的西方自由主义，虽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但却难以承载国家统一和社会改造的集体行动使命。
自由主义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尴尬境遇，也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不无关系。自古以来，宗法制度及其精神弥漫中国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在此社会结构下，个人永远只是庞大社会网结中的一分子，整个社会建立起“尊尊卑卑”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社会本位主义取向的价值观念。186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这一社会结构，个人终于冲破了原有地域和社会结构的约束，进到一个从未经验过的新世界：乡下人进城当上工人，脱下草帽的农民成为新式军队的士兵。然而，旧有小生产者的散漫习气，却并非那么容易改变。正如严复所担心的：这些不适合大规模社会行动的散漫习气，在中国就被冠以“自由主义”的名目，受到人们毋庸置疑的批判。而根本与此习气无涉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也被“循名责实”，扫入“洪水猛兽”之列，遭遇了不尽的轻慢和羞辱！翻开毛泽东的名文《反对自由主义》吧，看看他所开列的11种所谓“自由主义各种表现”的清单，与西方传入的自由主义究竟有何相干？但是，造化不仅弄人，而且还会捉弄人们的理性和智慧：自由主义从进入中国到现在，就一直处于这么一个不尴不尬、令人欲哭无泪的境地中。
在一个可以预见的将来，自由主义不可能成为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潮流。其中的主要原因，除中国国情的制约外，更有自由主义思潮的内在基质在起作用。因为，从前一方面看，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才刚刚展开，中国社会还缺乏一个能够欣赏和接受自由主义思潮的较大规模的社会群体。从后一方面看，由于自由主义所特别强调的一些基本原点，如尊重个人自由，注重独立思考，主张宽容异己等，都使之缺乏强制性动员社会成员进行大规模社会行动的能力。因此，在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思想遗产中，自由主义最像一种“不是主义”的主义，从实质上讲，它仅仅是一种有着一些基本共识的不同思想观念的集合体，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不同社会成员和集团之间，能够相互交往与沟通的观念化和制度性平台。所以，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主张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不同意使用强制手段组织大规模的社会行动。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一种较为缺乏社会行动能力的人，也是对别人最没有危险性和侵略性的人，他们最多是能够组成一种十分松散的联合体而已。而现代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都会产生大规模社会行动的要求，自由主义显然对此不如左翼或右翼思潮那么迅速见效。而且，由于自由主义秉持的理性、中道和包容性立场，很容易让左翼思想指称为保守，却又被右翼思想目之为过激，从而总是处于一种两面受压、动辄得咎的窘困局面之中。因此，即使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也在迭经冲击后，不断丧失自己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内的固有地盘，以致今天放眼望去，竟使有些人认为：除少数社会成员在个人生活领域内尊奉自由主义哲学外，它也仅仅还能固守大学这一象牙塔的个别系所中了！这种说法虽然不免有些耸人听闻，但却不能不让人反省：自由主义本身有无界限？其局限性又在何处？
所以，李慎之之死，既非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终结，亦非它在中国的重新开端。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潮头观察，考虑到自由主义自身的界限及其局限，毋宁说：李慎之之死，仍然只是自由主义这一人类思想遗产，在资本主义体系全球化大潮的裹胁之下，向中国进军征途中的一个短暂小憩而已。自由主义思潮将来一定会在中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这肯定不会是件一蹴而就的事情。
李慎之走了，但在他身后，一个自由主义的幽灵，在当今中国徘徊着，徘徊着……
五柳村2003/08/10收到并制作上网
五柳村海外版||五柳村国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