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触发静悄悄政治变革 郑永年 2004/01/20新加坡联合早报言论 　　人们或许还没有认识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3年10月24日为重庆农民熊德明一家追讨工钱的举动，已在中国触发了一场并不轰轰烈烈但具有深刻政治意义的静悄悄政治变革。 　　温家宝的这个举动可能出于他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关心普通平民生活的政治本能，但由此而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像力。 自温家宝的这个举动之后，中国大地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列的为民工追讨工钱的运动。 　　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了诸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为追讨工钱提供政策乃至法律依据。进而，国务院也付诸于行动，由副总理曾培炎专人负责落实这项工作。 　　上行下效，总理已经作了表率，中央各个部门和各级地方官员纷纷仿效，在很多地方由第一把手亲自出来抓这件事情。 　　动员这么庞大的政治行政资源关注“民工”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利益，在中国可以说是还是头一回。 这场追讨工钱的运动令很多官员和企业人士头痛，但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好评。 　　关注社会底层的利益是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以人民为核心的政策取向。在其他很多事情上也已经显现出这种政策取向。对执政党来说，这一政策取向的确立已经涉及到了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即政治合法性基础和国家治理方式的问题。 　　首先是重新确定中国目前政治主体的问题。在任何国家，政治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治主体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20多年导致了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很大变化。最显著的就是中产阶级的产生及其这个阶级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执政党与时俱进，调整其社会基础，把这些新兴社会阶层纳入政治过程。但改革开放也造就了一个人数相当庞大的“民工”阶层。如何在政治上对待这个阶层及其他底层社会阶层？这是新领导层要解决的问题。 鼓励新兴阶层入党 　　中产阶级有多大？很多研究发现，尽管这个阶级的绝对人数不少，增长速度很快，但只占全部人口的很小一部分。 　　西方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还是少数阶级。重视这个阶级，保护这个新阶级的利益，这些都很重要，因为中产阶级的健康成长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造就这样一个中产阶级。所以，鼓励新兴阶层入党、修宪保护私有财产很有必要。 　　但是，在保护中产阶级利益的同时绝对不能损害仍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忽视了多数阶级的利益，国家的政治就会很快失去平衡，少数阶层的利益反而会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这就是新领导层把工人、农民重新拉回到政治话语的中心位置的政治意义。 　　其次是统治方式转型的问题。从前中国是个固定社会，单位、公社、生产队等组织把人们紧紧束缚起来。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流动社会。且不说日益增多的人才流动，光农民工就已经达到一亿多，差不多占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这是阶层已经存在了十几年，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庞大的流动民工一方面减轻了农村由过剩劳动力而产生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 　　然而，这个庞大而重要的阶层基本上被政治体系所忽视。执政党要对中国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必须把这个阶层考量在内。不管中国政治体制会发生怎样的变革，不把这个流动的阶层纳入政治过程的制度很难说会是一个有效的制度。 公民权概念起革命性变化 　　其三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公民权概念上的革命性变化。在固定社会下，中国实际上没有西方那样的公民权概念。 　　人民更多的是单位人，而非国家公民。当时所有与公民权益有关的福利都是由组织来分配的，离开了人们相处的单位就很难享受所谓的公民权益了。但在流动社会下，原来的公民权概念不够用了，也起不到真正保护公民权益的作用。 　　很显然，原来的制度就根本没有考量到一亿多的流动人口。如果一亿多人享受不到公民权，这会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农民工在中国的政治词汇里，一直被看成是负面的因素。各级政府设置了不让这个阶层享有公民权的条规，而不见容许他们享有公民权甚至保护他们的权益的任何机制。 　　农民工从其产生以来就是二等公民甚至是三等公民。上面所说的拖欠工钱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 从这些方面来说，人们可以说温家宝触发的是一场其实是意义深远的政治变革。 　　更进一步说，这样做是也避免了一场恶性革命。中国还不是一个全面小康的社会，如果作为社会主体的底层阶层的利益继续被忽视，中国很可能在走向富裕的同时发生一场穷人对富人的革命。 　　新领导层开始对这个庞大的社会底层给与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正在导致很多具体社会政策的变化和制度性的改进。 　　这是一场由政治领导层所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意在重组现存政治体系的渐进变革。这场变革刚刚开始。中国的政治问题积重难返，并非一时所能解决。这场变革能否进行下去，能否成功？这是新领导层面临的考验，但这样的方向无疑也就是中国政治和平进步的希望。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04/01/21五柳村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