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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的软骨病 王 婕 送交者: dayang 2003年12月06日00:50:46 于 [教育与学术] 科技体制弊端
日本人在2002年分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日本三年来获得四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在该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可以看成日本的基础科学在整体上崛起的强烈信号。由于诺贝尔奖的颁发通常有着一二十年乃至更长的滞后期，因此中国不但现在没有，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性也极小。相形之下，日本达到诺贝尔级水准的成果目前已不在少数。联想到近年来日本经济虽不甚景气，却依然勒紧裤腰带，异乎寻常地加大对科技的投入，这一现象尤其值得关注。旅美生物学家、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饶毅先生结合今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直言不讳地对中国的科技体制提出了批评意见。 获得今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三位生物学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用线虫进行发育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研究。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线虫已成为现代生物学主要动物模式之一。目前，世界上有几千位科学家用线虫进行研究，美国中等以上大学普遍有一个或数个线虫实验室，欧洲、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也有。一个突出的缺席是中国内地，只有极个别的人在做线虫研究。 像线虫这样一个在科学界"热门"了近20年的模式，在中国大陆却没有。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科技决策重大项目和方向，常常不是由科学内容和发展规律决定，而是由非科技专家感兴趣的热点来决定。 中国普通的行政人员，应该是给专业人员做辅助工作的，却常常能领导和指挥专家。各机构内部的财务人员，本来只是执行专业领导决策的，却审批甚至决定专业部门的一些具体项目经费。财务人员对科技经费的影响，就变成了对科技方向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决策一些重大项目和方向有时显得奇怪——一般新闻里的科技热门会被支持，而科技内部本身的热门不被支持，有远见有战略性的课题，则更是难以得到支持的原因。
国内学术界"近亲繁殖"现象不利于形成自由平等的良好学术风气，并窒息中国科学家的创造力。据说，在哈佛这样的学校，本校学生一旦毕业，一般不会被留下来工作，这就避免了因为"师出一门"形成的"近亲繁殖"。 在优良科学文化欠缺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出现以人划线、划派的现象。一些杰出的专家常常受制于能力泛泛的科技工作者。像霍维茨那样在做助理教授期间成就卓越的人，如果在中国，却有可能被落后的人以非学术手段限制和拉下。
中国科技体制要作根本的改进，需要很多人，也许是好多代人的工作。 是硅谷还是杂货铺 1996年冬天，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传出一则关于我国科研水平现状的报道：从我国科委综合计划司和中国科技论文的统计与分析来看，1995 年按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3种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数据统计，我国科技人员在国际上发表的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共26395篇，比上一年增长了7.4%，在世界排第11位。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方面的论文数，我国继续排在世界第15位上。 同时，这则新闻又说：我国论文数量虽然逐年上升，但论文的被引用率几乎没有变化，被引用数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说明论文质量还有待提高。此外，近年来，我国内地被《SCI》收录的论文增长了84.1%，已是不小的增长，但我们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进步势头更快，韩国的增长是317.5%，台湾增长 210.2%，新加坡增长177.5%，其增长势头咄咄逼人。 事实上，在这则新闻发布之前，我们曾对中国当今的科技现状做了个大致的了解。科学家们总是带着挥之不去的忧虑描述着当今我国的科技现状以及各种足以说明情况的资料。1996年第一期的《科技导报》杂志报道说，我国科技总体水平，近几年来呈下降趋势。理由是近几年来我国重大科技成果数量明显减少，而且成果水平下降。从国家科技奖获奖数目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我国科技水平处于持续滑坡中。具体表现在我国发明一等奖明显减少：1988年4项， 1990年3项，1991年2项，1992、1993两年为零。 1997年1月31日，国家专利局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透出信息：我国的科研重地大专院校的专利申请量在1995年下降的情况下，1996年再度以3%的幅度下降，年申请量仅为1319件，对于这种情况，有关部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也是在1997年1月31日这一天，《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基础学科博士生质量不容乐观》的长篇报道。报道说，自1981年建立学位制度以来，尤其是在"八五"期间，我国的博士生教育发展很快，1995年有4364人被授予博士学位，比1990年增加了一倍。但同时，这篇报道通过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李丹阳副处长之口指出："目前基础学科博士生的质量不容乐观。一方面，有的博士生基础理论和学科专业知识比较窄；另一方面，研究的课题及学位论文所涉及领域的前沿性不够，高水平的创新成果不突出，既不博也不专；有些博士生在学习期间不够刻苦努力，缺乏浓厚的学术空气。总体上讲，博士生教育的水平还难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多么可怕的"滑坡"、"下降"、"不容乐观"……所有这些让国人不愿意听到的字眼儿几乎在同一时刻一古脑儿地被用来描述当今我国科技水平的现状——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么? 近几年中国学术界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特别是享有高级职称的学者、"名"学者和拥有各种奖项获得各种称号的专"家"级学者越来越多。可断言，短期内名家辈出，中国简直成了大师的国度。二是论文专著等各种学术产品以惊人的速度递增。一言以敝之，一时间力作不断，学术界几乎成了巨著的海洋。 都说做学问难，要"甘做冷板凳"才能"十年磨一剑"。而现在有些学者混在学术界"胜似闲庭信步"，却能"不尽成果滚滚来"。他们"不坐冷板凳 "而且"一年磨十剑"，做起学问来，只求多(数量多)快(速度快)省(用力省)，快字当头，多字挂帅，省字打前锋。当然，好(质量好)字就只好摆在一边了。 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也诞生了自己的"传奇"，只不过这一"传奇"在人们脑海中划下的惊叹号后面还跟着一个大大的问号。中国学术实际上是"繁而不荣(光荣)，盛而不昌(昌明)"。对中国学术的繁盛，不少学者并没有多少光荣自豪的喜气，反而忧心忡忡、悲哀莫名，因为中国学术的繁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学术昌明的牺牲，学术腐败的盛行。这是一个什么都搞批量生产的时代，名牌学者的生产也是如此，一批又一批地诞生了。人们应该透过这令人头晕目眩的著述数量，再追问一句这些考核的质量如何。拨去这几年一本本著作和一篇篇论文堆起来的天文数字，人们看到的也许只是中国学术脆弱而单薄的内核。天文数字般的"产量"不过是一层虚假的表象，捅破这层窗纸，展现在眼前的却是苍白与空洞。也许一位读者不小心买了一本这些学者的大作，可能翻不了几分钟局步峡逖跸冉� 在优良科学文化欠缺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出现以人划线、划派的现象。一些杰出的专家常常受制于能力泛泛的科技工作者。像霍维茨那样在做助理教授期间成就卓越的人，如果在中国，却有可能被落后的人以非学术手段限制和拉下。
中国科技体制要作根本的改进，需要很多人，也许是好多代人的工作。 是硅谷还是杂货铺 1996年冬天，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传出一则关于我国科研水平现状的报道：从我国科委综合计划司和中国科技论文的统计与分析来看，1995 年按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3种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数据统计，我国科技人员在国际上发表的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共26395篇，比上一年增长了7.4%，在世界排第11位。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方面的论文数，我国继续排在世界第15位上。 同时，这则新闻又说：我国论文数量虽然逐年上升，但论文的被引用率几乎没有变化，被引用数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说明论文质量还有待提高。此外，近年来，我国内地被《SCI》收录的论文增长了84.1%，已是不小的增长，但我们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进步势头更快，韩国的增长是317.5%，台湾增长 210.2%，新加坡增长177.5%，其增长势头咄咄逼人。 事实上，在这则新闻发布之前，我们曾对中国当今的科技现状做了个大致的了解。科学家们总是带着挥之不去的忧虑描述着当今我国的科技现状以及各种足以说明情况的资料。1996年第一期的《科技导报》杂志报道说，我国科技总体水平，近几年来呈下降趋势。理由是近几年来我国重大科技成果数量明显减少，而且成果水平下降。从国家科技奖获奖数目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我国科技水平处于持续滑坡中。具体表现在我国发明一等奖明显减少：1988年4项， 1990年3项，1991年2项，1992、1993两年为零。 1997年1月31日，国家专利局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透出信息：我国的科研重地大专院校的专利申请量在1995年下降的情况下，1996年再度以3%的幅度下降，年申请量仅为1319件，对于这种情况，有关部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也是在1997年1月31日这一天，《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基础学科博士生质量不容乐观》的长篇报道。报道说，自1981年建立学位制度以来，尤其是在"八五"期间，我国的博士生教育发展很快，1995年有4364人被授予博士学位，比1990年增加了一倍。但同时，这篇报道通过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李丹阳副处长之口指出："目前基础学科博士生的质量不容乐观。一方面，有的博士生基础理论和学科专业知识比较窄；另一方面，研究的课题及学位论文所涉及领域的前沿性不够，高水平的创新成果不突出，既不博也不专；有些博士生在学习期间不够刻苦努力，缺乏浓厚的学术空气。总体上讲，博士生教育的水平还难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多么可怕的"滑坡"、"下降"、"不容乐观"……所有这些让国人不愿意听到的字眼儿几乎在同一时刻一古脑儿地被用来描述当今我国科技水平的现状——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么? 近几年中国学术界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特别是享有高级职称的学者、"名"学者和拥有各种奖项获得各种称号的专"家"级学者越来越多。可断言，短期内名家辈出，中国简直成了大师的国度。二是论文专著等各种学术产品以惊人的速度递增。一言以敝之，一时间力作不断，学术界几乎成了巨著的海洋。 都说做学问难，要"甘做冷板凳"才能"十年磨一剑"。而现在有些学者混在学术界"胜似闲庭信步"，却能"不尽成果滚滚来"。他们"不坐冷板凳 "而且"一年磨十剑"，做起学问来，只求多(数量多)快(速度快)省(用力省)，快字当头，多字挂帅，省字打前锋。当然，好(质量好)字就只好摆在一边了。 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也诞生了自己的"传奇"，只不过这一"传奇"在人们脑海中划下的惊叹号后面还跟着一个大大的问号。中国学术实际上是"繁而不荣(光荣)，盛而不昌(昌明)"。对中国学术的繁盛，不少学者并没有多少光荣自豪的喜气，反而忧心忡忡、悲哀莫名，因为中国学术的繁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学术昌明的牺牲，学术腐败的盛行。这是一个什么都搞批量生产的时代，名牌学者的生产也是如此，一批又一批地诞生了。人们应该透过这令人头晕目眩的著述数量，再追问一句这些考核的质量如何。拨去这几年一本本著作和一篇篇论文堆起来的天文数字，人们看到的也许只是中国学术脆弱而单薄的内核。天文数字般的"产量"不过是一层虚假的表象，捅破这层窗纸，展现在眼前的却是苍白与空洞。也许一位读者不小心买了一本这些学者的大作，可能翻不了几分钟就往什么地方一塞，当砖头使了。而那些作者则确确实实是将这些书当砖头使的，敲开一扇扇名利之门，步入名利场后，他自己就将这些书随手扔了。照例，书的生命历程是：作者——出版社——印刷厂——纸浆厂。 学术队伍的空前壮大，学术产品的极大丰富，只是中国学术泡沫化畸形发展的产物。中国学术的虚假繁荣在学术腐败的支持下发展起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学术"繁而不荣，盛而不昌"。 抄袭和低水平重复都能在短期内带来学术作品数量的直线飙升，是不少学者的"成功"捷径，"第三条道路"就是给学术著作注水掺沙的问题。 时风以长大为美，学术界不知何时也引进了这标准。于是，学者开始论斤两、较长短，动辄长篇幅、大部头。但是，若仔细看来，这些书本无必要写得那么厚、那么长，学者们这样做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现在市场上不少人卖注水猪肉，其实一些学者堪称是他们的同行。那么这些"学者"是怎样使自己的作品具备这些特点的呢? 一是立论宏远。侈谈微观，一开口就是三大范畴四大规律，动辄文化云云。宏而又宏，空而又空，貌似高深博大，实则"迂远而阔于事情"。 二是把尽人皆知的常识矜为独得之秘。说来说去，毫无新信息，不过是绝对正确的废话，还是过时的废话。
三是广泛联系。有时候是八竿子打不着，没有联系或没有必要联系起来的东西硬拉扯进来。 四是玩玄的。拿腔拿调，玩弄概念。把简单的说复杂了，把复杂的说玄虚了，把玄虚的说神秘了。 学者撰文著述不在于把简单的东西总结归纳为复杂的东西，而在于把复杂的问题说明白，让别人能理解进而接受自己的观点，使自己的思想能传达出去。那种能把简单的道理说得面目可憎、古奥难懂、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者绝不是真的有水平。 五是做文字游戏。拉长句子，堆砌词汇。
学术文章虽可雕琢，但所求者乃晓畅典雅，而非以辞害意，障人耳目。有人故意为之，多用长句奇句，实乃注水作假。有些学者好用新词怪词，生造词语，写出的时髦怪句尽人皆不知。 著书不立新说和著书不立己说 学者在为学术著作和论文注水时，着眼点在膨胀作品。把一句话扩展成一篇论文，把一篇论文填充成一部著作，把一部著作膨胀为一套丛书。就像生产棉花糖，生产的东西徒有其表，徒有形式，只是一种养眼的生产方式。 拧干一本本著作和一篇篇论文中的水分，洋洋万言也许只剩下三言两语，学者们吹出的一个个"气球"只有体积上的庞大，而无质量上的厚重。从这点来说，注水与抄袭、重复说到底是一丘之貉。通过抄袭、注水和重复，学者写就了一本又一本的新书，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但是，摆满图书馆的那一叠叠新书有几本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列满学术期刊的一篇篇论文又有几篇能货真价实?在时间老人无情的吹拭下，这些五光十色的泡沫最终都会灰飞烟灭的。 （摘自《寂寞让我如此快乐》）五柳村2003/12/07制作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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