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在清查“ 516 反革命集团”运动中
摘自（悉尼）沙 予:依然一寸结千思──怀念钱锺书先生
据 澳洲文化/文坛物语
清查无中生有的所谓“ 516 反革命集团”，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文革中 , 斗争最酷烈 , 持续最久，死人最多，也最不讲科学的群众斗群众运动。先是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 , 经授意点了所谓“ 516 反革命组织”之名，接着在全北京传达上头的话说， 516 集团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 , 而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则是该反革命集团的大本营。於是一场“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也要把 516 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的运动，便在进驻学部的军、工宣队领导下全面展开。“打倒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 ( 崇碧 ) 、王（力）、关（锋）、戚（本禹）、潘（梓年）、（笔者注：自潘以下均为社科院领导或科研人员）吴（传启）、林（聿时）、周（景方）、洪（涛）、王（恩宇）、傅 ( 崇兰 ) 为首的 516 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标语便贴满了学部大院。
据说，516 集团的主要罪行是：反军乱军，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周恩来。明眼人都能看出，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解放军高级将领；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岂有由他们领头来反对解放军，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之理。而当日所指中央文革小组，除了王、关、戚，就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个主将了。
在挟雷霆万钧之力，打击一大批无辜群众的清查运动中，钱锺书先生表现出对受害者的极大同情和置一己利害而不顾的大无畏气概。外国文学研究所郑土生先生在悼念钱先生时说：“‘文革’中，我被打成 516 分子，担心自己会被‘专政’， 更放心不下刚刚出生的孩子，情绪十分低落。钱先生安慰我，他叫我不用怕，万一有意外，他会托人把我的孩子养起来。在我人生最危难的时候，是钱先生和杨先生的真诚爱护给了我生活的勇气。”
当时，栾贵明兄和我，也被打成 516 分子，而钱先生对我们的关爱，更胜往常。每次买西瓜，他总是嘱贵明兄代买，买回後切成两半，两人坐着共享。河南西瓜又甜又大，最能解渴，但一粒瓜足够两人吃。我们这些被隔离审查者，倘两人并坐共享，无疑会被视为明目张胆的反革命串连。孟繁林兄出於对我的同情，每次买瓜总与我并坐分享。结果，钱先生、孟繁林兄等与 516 分子敌我不分，剖瓜共啖的事，遭到了军工宣队大会批评。但钱先生对此置若罔闻。那时我们借宿明港驻军一兵营内，一个大房间住了好几十个人。一日三餐从食堂领回饭菜後，大家多搬着可折叠的小帆布椅（俗称马扎），坐在各自的床前吃。钱先生的床位在最东头，我则睡在西头。钱先生每次打开他家人从北京寄来的熟食罐头，自己留下一半，端着另一半，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越许多床位，送来让我共享。我明知长者之赐却之不恭，但又担心他会为此受到连累。故不止一次对他说：“钱先生，我的饭菜已足够足够的了，您留着自己吃吧。”但他总是答以含蓄的微笑，放下罐头就走。
军工宣队有明令，我们这些被隔离审查者，收到家书或亲友来信，由专案组成员先拆开审阅，内容如不涉清查运动，始交还收信人。俗云：“事无不可对人言。”但写信人得知他的人权被如此践踏，都只好暂时搁笔。
钱先生、杨先生获准与一些老先生先回北京，我们都为他们高兴。回京後，钱先生十分记挂留在明港的同事，尤其是 516 分子。他得知捕风捉影的清查运动已难以为继，连我这个“ 516 重要分子”也获准将回福州探亲，很替我们高兴。在合写给陈骏涛、栾勋、栾贵明和我的一封信中，他用开玩笑口吻写道：“启吟返沪，德政亦将探亲；骏涛得假抢在先，於福建三杰中，现在未免向隅 , 杜诗所谓 : ‘扬鳍破浪鱼将逝，振翮冲宵鸭已飞 ; 賸有後槽千里马 , 空誇骏足不能驰！’真不愧‘诗史’（乃杜撰之‘杜’，非杜甫之‘杜’；郭老能奈我何！）”我年青时常参加游泳比赛，绰号鲨鱼。郑启吟外号鸭子，她和骏涛兄也是福建人。郭沫若那时仍是中科院院长，他写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希旨扬李柳杜，成为其盛名之累，文学所诸君对此书啧有烦言，故钱先生於玩笑中亦提及。我从福州返回河南干校後，又接获钱先生另一封给几个人合写的信，中另有一诗，信不知何在，我仅记得一句“鲨鱼扬鳍归大海”，那是他略表对我终於破网复得自由的喜悦。
清查 516 运动，在林彪、陈伯达出事消息传开後便不了了之。在军工宣队正式传达中央关於林、陈事件的前一天，一个参与整 516 分子的党员在学习班上还说：“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你们这些 516 分子为甚麽要反他？”如此荒谬的所谓清查，无须说是搞不下去了。
钱锺书先生对清查运动中为罗织罪状，大搞逼供甚为反感。他用“强者不吐实，弱者吐不实”来形容清查之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