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一寸结千思

──怀念钱锺书先生

（悉尼）沙予

“在钱锺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聪明、优美、善良、开放和谦虚。”

“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摘自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致钱锺书夫人杨绛的唁函

一、

钱锺书先生辞世刚刚四个月，一部由辽海出版社出版，近四十万言，题为《一寸千思》的纪念集便已面世。此书选录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唁电、唁函、挽词和缅怀文章一百多篇。不少执笔者是钱先生的好友或门生，有的交往已逾半个世纪。读这些发自肺腑感人肺腑的文字，多次使我掩卷太息，眼睛发涩。我敢断言：读这部集子，比看任何一本钱锺书传，都更能了解钱锺书。

一个人能否永垂不朽，端看他死後能否深埋在活人的心底，而跟葬礼之隆重，陵寝之堂皇，棺榔之精美，塑像之高大无关。鲁迅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了许多新词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约莫过於“接轨”二字了。全球一体化，乃今日大势之所趋，人心之所向。倘不能与世界接轨，改革开放必因前路不通而倒行逆转。

钱锺书先生的一大功绩，是在文化领域率先尝试把治学科研与西方接轨。“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徵气泽芳臭。故李斯上书，有逐客之谏；郑君序谱，曰‘旁行以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钱锺书先生这种全球意识，乃基於他对中学西学的深刻了解。他毕一生之力，引东海与西海汇聚，导南学与北学交往。并以自己卓绝的研究成果，向国人证明“接轨”非止可行，且势在必行。能撤除中西文化之阻隔，设一轨而通之者，不外两种人：一是中国之外国通，二是外国之中国通。钱锺书既是中国通，又是外国通，他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使他能在前人开拓的道路上，架设起快车轨，加速了中西文化交流。

1978 年秋，钱锺书赴意大利出席欧洲研究中国学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并用英语发表题为《意中文学的互相照明──一个大题目，几个小例子》的演讲。他说：“你们的大批评家德·桑克谛斯在《 19 世纪意大利文学》里不留情面地把意中两国相提并论：‘意大利不能像中国那样和欧洲隔绝。’你们有句表达今非昔比的谚语说：‘好些河水已经流过桥下了’，我也不妨说，北京附近那个世界闻名的古迹芦沟桥（即西方所称马可波罗桥）下也流过好多水了。意大利和中国也不彼此隔绝了，意大利学者对中国研究做出了很多有意义的贡献，而我们对你们的思想和文艺也正逐渐增添认识。”他又说：“本世纪初一位德国学者有一部影响颇大的著作，名叫《艺术的互相照明》。正如两门艺术──像诗歌和绘画──可以各放光明，交相辉映，两国文学──像意大利的和中国的──也可以互相照明”。

钱锺书在讲演中列举了几个或意大利流传在先，或中国流传在先，有的“彼此相像得仿佛是孪生子”的故事。其中一个是艺术理论上的例子，他说：“你们的一位美术史家（笔者注：指彼得罗齐）也早注意到，达芬齐对学画者的指示是传诵的：‘假如你要画甚麽景物，你先注视痕迹纵横的墙壁和颜色斑驳的石块，就会悟出各色各样的形象来。’北宋初大画家宋迪对学生有同样的训诲：‘汝画信工，但少天趣。汝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沈括《梦溪笔谈》卷 17 ）。中国宋代画风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画风完全不同；风格上完全不同的艺术成品渊源於心理上几乎完全相同的创作启发过程，这对抽象地探讨文艺理论的人是有教益的。”

讲演临结束时，钱锺书说：“这类例子一定很多，都等待发现，需要解释。它们很值得研究，都多多少少有助於意中文学家的‘互相照明’。我相信这种照明决不至於像你们的俏皮谚语所谓：‘傻和尚点灯，愈多愈不明。’”

这篇精采的讲演的中译讲演记录，前未发表过，现已作为附录，收入《一寸千思》。人们可以从钱氏诸如此类的讲演和著作中，窥见钱氏“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说，有着怎样足教中西学者心折的坚实根据。

新词汇中，又有所谓“精神污染”者，其污染源，据说无不来自封、资、修、大、洋、古。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物在文革时的别名则是“反动学术权威”），钱锺书先生恐怕是接触污染源最多，被薰染最甚的一个。只是他朝夕耳濡目染，而心灵却清明如镜。他不像某些头面人物，暗地里欣赏之极，而於公开场合，则把古与洋视作洪水猛兽，禁看、禁演、禁听、禁传，百有禁忌犹嫌不足，还要学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灿烂的古代文化和自己的列祖列宗说得一钱不值；把洋人，把同样光辉夺目的外国文化也贬得不值一钱。结果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旧的破不了，洋的挡不住，新的也一无所立。

钱锺书则不然，他把五千年中华文化和同样源远流长的异国文化，视作今日文化的活水源头、茂树深根。他敢於犯禁，敢於逆潮流，在举国狠批大洋古封资修声中，埋头研治古籍，考镜洋文，并用文言文撰写煌煌巨著《管锥编》。他上溯太古，远涉重洋，广徵古人之言，博引洋人之说，为振兴中华文化，探索出一条兴异国他邦互鉴互补，互通有无的通途大道。“钱学”之所以风靡全国，其原因盖亦在此。

“全盘西化”和“一边倒”，名虽异而实则同，都表示其宁为牛後，不为鸡口的妄自菲薄。钱锺书则与之相反，他具有极强的民族自信心，既不盲目崇洋，也不夜郎自大。在外国人面前，他总是颜无愧色，膝不打弯。听到狭隘民族主义者的高谈阔论，或假清除“精神污染”之名，行拆轨闭关之实的似忠奸言，也从不苟同。

丁志伟先生在《送默存先生远行》（见《一寸千思》，以下诸引文，凡已收入该书者，不再一一注明）一文中说， 1978 年，他随许涤新、夏鼐、钱锺书访问意大利时，“钱先生成了欧洲学者们包围的对象。他在欧洲同行面前，表现得从容大度，坦诚、幽默而自尊。旅德华人学者乔伟教授和夫人，到旅馆拜访我们，备好纸墨，请题词留念。钱先生挥笔写了 1936 年在欧洲所作《莱蒙湖边即目》七绝一首：‘瀑边淅沥风头湿，雪外嶙峋石骨斑。夜半不须挟持去，神州自有好湖山。’当时我就惊叹，钱先生选写这首诗，是多麽得体啊。它贴切而委婉地表达了中国文化人的自信与自尊。”

钱先生曾不止一次说过，他读了一辈子中西之书，但读来读去终究还是觉得中国的典籍更耐人寻味。

诺贝尔文学奖，被不少中外作家视为求之不得的殊荣。有人曾在国外报纸著文，认为钱锺书大有资格问鼎此奖，钱先生对此非但不乐闻，反著文数落诺贝尔文学奖之误评、错评和漏评，并借萧伯纳的话挪揄此奖道：“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危害还大。”

1987 年 1 月 15 日，《联合报》刊登了采访诺贝尔评审委员、瑞典皇家学院院士马悦然先生的文章，这位专攻语言的瑞典汉学家，在提到钱锺书时说：“我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钱不时引述了些拉丁文、希腊文，存心考考我到底懂多少。”

钱先生精通数种外语 , 他英语之好 , 曾教一些美国学者自叹弗如。丁志伟先生亦提到他们访意时，“法国学者于儒伯，用汉语提问，钱先生当即用法语援引法国文献加以回答，于儒伯先生听了，立即大声说：‘他知道的法国东西，比我还多！’引起了全场赞叹的轰动。”

外国文学研究所罗新璋先生 , 专攻法国文学 , 他曾讲过一个小故事：“《中国文学》杂志法文版创刊之初 , 凡是涉及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 , 全都请钱先生核稿。有一次，法文专家巴农改了一处柳宗元散文翻译中钱先生的法文 , 钱先生说，他改错了，这是‘ oxymoron'

（矛盾修辞法），不宜粗线条处理。第二天巴农查了字典後承认，过去并不知道这个修辞术语。”

然而，钱先生跟文学研究所同事交谈时，则绝少夹杂外语。我认识钱先生已逾三十五载，又有幸跟钱先生同在古代组十五年多，不论在公众还是私下场合，我仅仅听到钱先生讲外语四次。

文革前，古代组每周有一次政治学习。有一次，大家谈到美国的军事威胁时，钱先生插了话，以讽刺的口吻说，美国某政客，曾扬言要把中国炸回到旧石器时代，并引述其原话说：“ Bomb China back to the Old Stone Age! ”我英语程度极差，但这句话却记住了。

又一次，小组学习时，有人提到当日《参考消息》上报导，苏联国家元首访美，带去了一套精美的中国茶具作礼物。那时正值中苏交恶，有人质疑，泱泱大国首脑出访，何以要拿敌国东西做礼品。钱先生听後，立即说：“必是编辑把 china （瓷器）误译作‘中国’了。”

文革期间，中共中央曾颁发批林批孔文件，其中列举了林彪家中挂的条幅和抄写的古人洋人语录、诗句，以供全党全国批判。中有洋人诗句：“漫漫思想界，长夜有明灯 ...... ”，并注明该诗作者为谁（笔者已记不清原注指拜伦或雪莱了）。一日，我到吴晓铃先生家闲聊，吴说，他认识的一位生物学家，偶从一本旧时出版的译诗上看到，此诗乃另一英国诗人所作，中共中央文件可能有误。吴问我可否向钱先生和吴世昌先生证实一下。我告辞後，便顺路先到吴世昌先生寓所，吴先生当即查了大英百科全书，证实这位生物学家所言是实。那时钱先生恰好跟我同住在学部大院七号楼，我一到家，即向钱先生求证，钱先生听罢，笑着对杨绛先生说：“这首诗，我还是在中学时读过的。”接着，他把此诗前面一段用英语背诵了出来。次日，我便把查证经过告知吴晓铃先生。没过多久，吴告诉我，北京大学校刊已把这位生物学家有关此诗原作者的一篇短文登出来了，大约算是正误罢。

还有一次，是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那时，钱先生和吴晓铃先生负责看管农具，由於干校耕地离住处较远，文学所便在田间搭了一座凉棚，并安了一张木板床。中午大伙儿回食堂用餐，便把农具放在凉棚里，交钱、吴二先生或其他老弱同事轮流看管。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吃完中饭，因凉棚四面透风，想先回那里去乘凉。刚进入凉棚，便见钱先生赤膊躺在木板床上，用外语 ( 不是英语，也非俄语 ) 大讲梦话 , 讲得极快 , 似乎在跟人作激烈争论。一个姓于的体弱同事，正静坐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听着。我不知道钱先生如此“竹筒倒豆子”般地持续讲了多久。于君虽然只懂得俄语，但我以为听人梦呓有如窥人隐私，即使不知所云，终究不太好，便上前欲把钱先生唤醒。于制止道：“让他再睡一会儿吧！”但我还是轻轻地把钱先生推醒，说：“钱先生，上工的人正朝这里来了。”

钱先生虽习惯在援引外国人著述时用原文，但从不见他以精通外语自炫，或以此作难客人。所以当我读到《联合报》刊载之马悦然先生谈话时，便把该文影印一份寄呈钱先生，果如所料，钱先生并非存心要考马悦然先生，他在回信中说：“兄虽书痴，不通世故，亦断不致作此幼稚举动。”

二、

钱锺书先生之不慕荣利，不求闻达，凡相识者，无不有口皆碑。

文革中，他跟无辜受害的同事共患难，同挨斗，相濡以沫。到了後期，由於他的声望，突被邀出席人民大会堂盛大国宴。照惯例，国宴之次日，全国报纸和电台广播必报导出席者名单。名字见报，在当时乃非同小可的政治待遇。即使你原来是批斗对象，出席一次国宴，便意味着你已从“阶下囚”一跃而为“座上客”了。造反派从此也会对你和你的一家刮目相看，以礼相待了。故我得知此事後，便力劝钱先生赴宴。但他却藉口感冒，拒不应邀。表示宁愿与“阶下囚”为伍，而不愿与那几个炙手可热的权贵同席。他曾私下对刘士杰兄说：“有那几个人在，我就不去。”

改革开放後，钱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职务象徵着很高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钱先生对此却老大不愿意，後只因是老相识胡乔木的力荐坚邀，他才勉为其难。用他给敏泽先生信中的话说，这“是八十老妪坐花轿”。而在给笔者的信中，他更以“七十老翁，捉将官里，挂名尸位，固辞未许。”以形容其一腔无奈。

钱锺书先生兼备大智、大仁、大勇。尤令笔者钦佩的，乃是这位温文尔雅的一代宗师，在反右和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在险恶的逆境中，他从未说过一句违心之言，做过一件在政治上伤害朋友的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虽说是社会科学家成堆的地方，只是那里不讲科学的事不但屡见不鲜，且层出不穷。如文革初期，在大院批斗“黑帮”时，一烧锅炉工人，指着俞平伯先生鼻子责问道 : “俞平伯 , 你说！《红楼梦》是不是你写的？”俞先生摇了摇头道：“不是。”“你放毒还不坦白！毛主席都讲了是你写的，你还敢抵赖！”俞先生只好似点非点地低了低头。当时在场的文学所同事，既不敢也无法为之申辩。

陈翔鹤先生发表过两篇传诵一时的历史小说《广陵散》和《陶渊明写挽歌》，以抒发一己思古之幽情。万没料到，上头有人说，以写历史小说反对革命是一大发明。文革一开始，陈便成为在劫难逃的批斗对象。文学所同事原来跟陈先生关系相当融洽，心知其冤，但逼於形势，也不得不遵命对他口诛笔伐。陈深知上头定的案洗雪无日，也不堪旷日持久的折磨，遂吞服过量安眠药而长眠地下。“众口铄金，众煦漂山”，原指人言之可畏，殊不知能“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者，其言尤为可畏。钱先生与陈翔鹤先生同在古代组，对人们强加在陈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辞，钱先生则以沉默表示其不认同。

清查无中生有的所谓“ 516 反革命集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文革中 , 斗争最酷烈 , 持续最久，死人最多，也最不讲科学的群众斗群众运动。先是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 , 经授意点了所谓“ 516 反革命组织”之名，接着在全北京传达上头的话说， 516 集团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 , 而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则是该反革命集团的大本营。於是一场“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也要把 516 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的运动，便在进驻学部的军、工宣队领导下全面展开。“打倒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 ( 崇碧 ) 、王（力）、关（锋）、戚（本禹）、潘（梓年）、（笔者注：自潘以下均为社科院领导或科研人员）吴（传启）、林（聿时）、周（景方）、洪（涛）、王（恩宇）、傅 ( 崇兰 ) 为首的 516 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标语便贴满了学部大院。

据说， 516 集团的主要罪行是：反军乱军，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周恩来。明眼人都能看出，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解放军高级将领；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岂有由他们领头来反对解放军，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之理。而当日所指中央文革小组，除了王、关、戚，就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个主将了。

在挟雷霆万钧之力，打击一大批无辜群众的清查运动中，钱锺书先生表现出对受害者的极大同情和置一己利害而不顾的大无畏气概。外国文学研究所郑土生先生在悼念钱先生时说：“‘文革’中，我被打成 516 分子，担心自己会被‘专政’，更放心不下刚刚出生的孩子，情绪十分低落。钱先生安慰我，他叫我不用怕，万一有意外，他会托人把我的孩子养起来。在我人生最危难的时候，是钱先生和杨先生的真诚爱护给了我生活的勇气。”

当时，栾贵明兄和我，也被打成 516 分子，而钱先生对我们的关爱，更胜往常。每次买西瓜，他总是嘱贵明兄代买，买回後切成两半，两人坐着共享。河南西瓜又甜又大，最能解渴，但一粒瓜足够两人吃。我们这些被隔离审查者，倘两人并坐共享，无疑会被视为明目张胆的反革命串连。孟繁林兄出於对我的同情，每次买瓜总与我并坐分享。结果，钱先生、孟繁林兄等与 516 分子敌我不分，剖瓜共啖的事，遭到了军工宣队大会批评。但钱先生对此置若罔闻。那时我们借宿明港驻军一兵营内，一个大房间住了好几十个人。一日三餐从食堂领回饭菜後，大家多搬着可折叠的小帆布椅（俗称马扎），坐在各自的床前吃。钱先生的床位在最东头，我则睡在西头。钱先生每次打开他家人从北京寄来的熟食罐头，自己留下一半，端着另一半，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越许多床位，送来让我共享。我明知长者之赐却之不恭，但又担心他会为此受到连累。故不止一次对他说：“钱先生，我的饭菜已足够足够的了，您留着自己吃吧。”但他总是答以含蓄的微笑，放下罐头就走。

军工宣队有明令，我们这些被隔离审查者，收到家书或亲友来信，由专案组成员先拆开审阅，内容如不涉清查运动，始交还收信人。俗云：“事无不可对人言。”但写信人得知他的人权被如此践踏，都只好暂时搁笔。

钱先生、杨先生获准与一些老先生先回北京，我们都为他们高兴。回京後，钱先生十分记挂留在明港的同事，尤其是 516 分子。他得知捕风捉影的清查运动已难以为继，连我这个“ 516 重要分子”也获准将回福州探亲，很替我们高兴。在合写给陈骏涛、栾勋、栾贵明和我的一封信中，他用开玩笑口吻写道：“启吟返沪，德政亦将探亲；骏涛得假抢在先，於福建三杰中，现在未免向隅 , 杜诗所谓 : ‘扬鳍破浪鱼将逝，振翮冲宵鸭已飞 ; 賸有後槽千里马 , 空誇骏足不能驰！’真不愧‘诗史’（乃杜撰之‘杜’，非杜甫之‘杜’；郭老能奈我何！）”我年青时常参加游泳比赛，绰号鲨鱼。郑启吟外号鸭子，她和骏涛兄也是福建人。郭沫若那时仍是中科院院长，他写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希旨扬李柳杜，成为其盛名之累，文学所诸君对此书啧有烦言，故钱先生於玩笑中亦提及。我从福州返回河南干校後，又接获钱先生另一封给几个人合写的信，中另有一诗，信不知何在，我仅记得一句“鲨鱼扬鳍归大海”，那是他略表对我终於破网复得自由的喜悦。

清查 516 运动，在林彪、陈伯达出事消息传开後便不了了之。在军工宣队正式传达中央关於林、陈事件的前一天，一个参与整 516 分子的党员在学习班上还说：“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你们这些 516 分子为甚麽要反他？”如此荒谬的所谓清查，无须说是搞不下去了。

钱锺书先生对清查运动中为罗织罪状，大搞逼供甚为反感。他用“强者不吐实，弱者吐不实”来形容清查之失败。

文革後，杨绛先生以其如橡大笔，写了使我们这些过来人至今读来犹怦然心动的《干校六记》。钱先生在此书《小引》中，写了以下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於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 ( 就像我本人 ) 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 , 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 , 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於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於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於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乾二净。”

由於极左路线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大批以鸣鞭整人为乐事的旗手、鼓手、打手，每借运动兼收名利，造成无数假案、错案、冤案。而个别无辜受害者，到了下一次运动，学了乖，也变成了整人能手。这类人若不真正感愧，像文革这样的大悲剧，无疑还会重演。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在悼念钱先生的文中，语重心长地说：“钱先生为他夫人的《干校六记》写小引，说其实还漏了一记──‘运动记愧’。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来做的。中国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国这一段的国耻的。”当我读到李先生这几句话时，我感触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心情有多麽的沉重。

钱锺书先生是非分明，从来不以荣辱衡量一个人。当人们错误地以友为敌时，他却敢於认“敌”为友。萧乾先生 1958 年被划为右派，被送往柏各庄农场劳动。 1960 年春节，获准回京探亲。文洁若先生给丈夫出个主意，要他到过去的顶头上司家去拜访，结果讨了个没趣，萧气得浑身发抖。他走到金鱼胡同西口时，却跟迎面而来的钱锺书先生不期而遇。文洁若先生写道：“这次他回京探亲，最怕跟熟人相遇，就急忙扭过头去，假装没认出他来。岂料钱先生匆匆赶过来，热情地大声招呼他道：‘哎呀，萧乾兄！好久不见啦！’在北京凛冽的寒风中，他们两个人伫立街头，足足谈了一刻钟。主要是钱先生谈，萧乾倾听。那可是北京首屈一指的繁华地带，又是在节下，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谁都知道，那年月要是让哪个急於立功的‘积极分子’撞见了，马上就会给汇报到人事部门去，成为日後挨整的资料 ......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岁月中，跟像萧乾这样一个被打成贱民的人在街头交谈，是需要点勇气的。此事说明钱锺书先生不仅是一位睿智的学者，还是一位坦荡荡的君子。”

原北大英语教研室主任吴兴华，於 1958 年被划为右派，吴夫妇俩有意远避亲友，以免连累别人，但钱先生见到吴兴华先生时，总是主动打招呼，态度一如既往。吴兴华夫人谢蔚英亦长期在文学所工作，她写道：“ 1966 年，吴兴华已被折磨致死，我一个人靠每月 33 元工资供养两个不大的女儿，生活拮据穷困。他们夫妇俩对我极为同情，钱先生多次问我：‘蔚英，你有困难一定要告诉我。’”

在文学所同事中，荒芜先生是唯一戴过右派帽子的人，钱先生也很关心他。荒芜先生在《纸壁齐集》的代序中，提到在河南干校时，钱先生得知队部领导认为荒芜先生常跟俞平伯先生以诗唱和，是在跟队部争夺思想领导权，决定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便私下提醒荒芜先生注意。在运动中这也是会给自己招来祸害的行为。

钱锺书先生常告诫年青人要慎言谨行，他每见朋友因言罹罪，以文贾祸，总是感同身受。有一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室工作的年轻人董磊和孙小玲，受贵明兄之托，去钱府取一份校样，钱、杨二先生请他们入屋闲谈，鼓励他们要学好外语，钱并对他们说：“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如果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他可能会抓住你话中的漏洞从你身後边捅你一刀，把你卖了；如果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在他人的恐吓、威胁下，他可能会做一些伪证，捏造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件来；如果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可能会十分坦率地承认一些对你十分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知心朋友，他可能会因保护你而牺牲了他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

有一段时期，大陆青年中颇以“哥儿们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相标榜，钱先生这些话，真可作为他们的金石良言。

古代组的陆永品也是个直言不讳者。在干校，一次“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发言时，谈了他在拾猪粪时的感受，赋诗道：“昔闻粪便臭，今觉粪便香；不是鼻子有毛病，而是思想变了样。”有人叫好，而紧挨着我坐的永品兄却大声挖苦道：“既然那麽香，何不尝一口？”真使我为他捏了一把汗。这位农家出身的同事，在缅怀钱锺书先生的文章中写道：“钱先生深知我的个性和为人，曾经关切地对我说：‘永品，你为人耿直，说话要谨慎一些，不要让人抓把柄。’”

钱锺书先生对不可与之言者说真话，吐心声，可能遭到的不测，洞若观火，但他却以极不谨慎的言行，对右派分子、 516 分子表示诚挚的关爱和同情。他在乎风险，但他更在乎自己的道德操守和气节。人们曾因他学术上的卓越成就，誉他为“文化昆仑”，而他那壁立千仞、仰之弥高的人格，实同样堪称为“道德泰山”。

三、

钱锺书先生非凡的记忆力，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李慎之先生说：“乔冠华就不止一次对我说过：‘锺书的脑袋也不知怎麽生的，过目不忘，真是 photogr aphic memory 。’”

黄永玉先生说：“ 50 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於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

施亮先生说：“一次，钱先生和我父亲去北京图书馆借书，书架上满登登摆着外文书籍，钱先生半开玩笑地对我父亲说 : ‘咸荣，只要你随便取下一本 , 你说出书名，我就能说出它的作者和内容简介。’父亲果真从书架上连续抽出十几本书，还找出一些内容很偏僻的书，钱先生都顺口说出了它们的作者与内容。”

王水照先生说：“面前的一张纸片也许可作‘证据’。还在河南明港干校时，一次军宣队主持开大会，我恰与他坐在一起偷偷交谈‘开小差’。那时正好毛泽东对严复所译《天演论》有个批示，我们总算多了一本允许阅读的书。严译中有‘京垓年岁之中，每每员舆 ...... ’的句子 , 我对严复用‘京垓’代亿万 , 用‘员舆’代地球的用法表示疑问，并问他对严译的评价 ( 有传闻说他对严译也如对林译一样评价很高 ), 随手写在这张纸上向他请益。他认为 , 此种代字法 , ‘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不足为训。并一口气写了唐徐彦伯以‘虬户’代‘龙门’，以‘筱骖’代‘竹马’，宋欧阳修讽刺宋祁撰《唐书》法为‘宵寐匪祯，札闼洪庥’ ( 代‘夜梦不祥 , 书门大吉’ ), 扬雄以‘蠢迪检柙’代‘动由规矩’等三四个例子，振笔直遂，欲罢不能。若不是反面是军宣队要我办事的介绍信（我那时是仓库保管员），可能还会‘演示’下去。”

刘士杰先生说：“他的记忆力确实惊人。有一次，我读《基督山伯爵》的英译本 ... 其中有一个词 cla sic ，我翻遍了所有的字典都找不到。傍晚，我遇到正在散步的钱先生和杨先生，就向他请教。他并不知道我在读那本书 , 可是我话音刚落他就说 : ‘这个词是从法语过来的 , 是法国的一个地名 , 这个地方以烹饪见长。久而久之 , 引申为佳肴的意思 , 好菜就叫 clasic 。’我回去上下文一对，果然是这个意思，心中真是佩服得不得了。”

有些普通字典里找不到的词，钱先生记忆库里反而有，要举这样例子一定还很多。有一次，笔者见钱先生兴致颇佳，便问他是否有甚麽可高兴的事，钱回答道：“没甚麽。外地有个人，碰到一个拉丁字，查字典，请教当地学者，仍得不到解释，这次来京，又多方求教，刚才找到我这儿来了，我随口就给他回答了。”我当时心想，问的人好不容易得到了解答，必定如获至宝地欢喜，而答的人因上天赐予过目不忘这个至宝，也抑制不住喜形於色。

钱先生记诗文标题的本领也是罕有其匹的。李慎之先生说：“我曾问过钱先生，我也读过不少诗，可是除了《长恨歌》、《琵琶行》这样能记得住题目外，其他的就算背得滚瓜烂熟，题目也总是记不住。他怎麽能把那些奥僻冗长的题目都记得住呢？他告诉我，他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是教过宣统皇帝的庄士敦，曾对他的论文提出过批评，说是引据不全，又不是原始出典。他说‘我以前哪里懂得这个，以後就注意了’。”

有一次 , 笔者在与钱先生闲谈时 , 提及汤显祖《邯郸记》“这四般儿 , 非亲者故 , 四般儿为人造畜。”总觉得“为人造畜”四字，遣辞造句有点特别。钱先生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聊斋》里头就有一篇叫‘造畜’嘛。”《聊斋》近五百篇，题目虽多简短，但能记住这个篇目的人恐怕不多。

钱先生对读过的书，不单能记住篇名，有的还能记住在第几册，第几卷。黄永玉先生曾受国家重托，花了一个月时间，画了一幅以“凤凰涅槃”为内容的大幅国画，作为送给外国某城市的大礼。画完後，要写一个简要的有关“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他查遍《辞源》、《辞海》、《中华大字典》、《佛学大辞典》，又到《人民日报》资料室去查，遍北京城一个庙一个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仍找不到答案，便打电话向钱先生求助。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这算甚麽根据？是郭沫若 1921 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的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 ... 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 ... 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黄先生说：“我马上找到了，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1974 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批儒尊法运动。中华书局要出一套历代法家著作选读，请文学研究所古代组承担章炳麟的《秦政记》、《秦献记》二文的标点、注释并译成白话文。组里谁都不愿承担，结果公推胡念贻负责《秦献记》，我负责《秦政记》。因时间紧迫，无暇细查资料，好在组里有俞平伯、孙楷第、王伯祥、钱锺书、余冠英、吴世昌、吴晓铃、陈友琴、范宁 ... 诸先生可就近请教。《秦政记》里有这样一段话：“武帝以降，国之辅拂，不任二府，而外戚窃其柄。”我才疏学浅，不知汉代“二府”何指，便向钱先生请教。钱先生说：“我也记不清楚了，但可以帮你查一查。查不到，你自己再慢慢查去。”说罢他走到书架前，随手抽出一册《後汉书》，迅即打开第三十三卷的《朱冯虞郑周列传》，翻了几页，便指着书上“历任二府，十馀年无异政绩”给我看，说：“这可以给你做个参考了。”“二府”一词，在《汉书》、《後汉书》里均不多见，《後汉书》尚有把丞相、御使大夫、司徒、太尉 ... 等合称为“三府”、 “四府”、“五府”的，而钱先生居然能在五人合传中准确地把它找出来，且前後不到五分钟。我连声道谢，并说：“钱先生，我真服了，真的服了。”

我每次向钱先生求教，他不但有问必答，有惑必解，且不厌其烦。你问的问题越刁钻古怪，他回答时越显得高兴。有时他口头回答後意犹未尽，第二天还会上楼来，如果我不在，他便推开虚掩的门，在我饭桌兼书桌上，找一张纸片，把他要说的写下，搁在桌子上面。如果所问并非难题，钱先生则会给我指个方向，让我自己去寻答案。

有一次，文化部录音录像组要注释刘宝全的京韵大鼓《大西厢》，内有一副对联“秦兰谢草燕桂树；唐诗晋字汉文章。”参加注释者都猜想“燕桂树”大约跟《三字经》上“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有关，但又不能十分肯定，而清人注的《三字经》多语焉不详 , 而章炳麟增订的《三字经》 , 此句已改为“荀季和，有义方 ... ”更跟“燕桂树”风马牛不相及了。我於是又向钱先生请教，钱先生看了我一眼说：“没错，是指窦禹钧教五子的事，你自己能找到的。”经他这一指点，我才去查史书，见到冯道赠窦禹钧诗云：“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时，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愧，责怪自己很不该拿这个启蒙读物上的典故去麻烦钱先生。

吴世昌先生记忆力亦强，腹笥亦非常人所及，只是有时有误记。他曾为一生僻英语单词的拼写与人争论，钱先生指出吴记错了其中一个元音字母，吴不服，查字典後才承认记错了。军工宣队进驻学部後，集中学习，晚上在办公室睡地铺，八九个人并排紧挨着。三顿饭也各自端着饭碗坐在床尾吃。吴先生的床位跟我相邻，一日中午，食堂供应红烧肉，吴便对我说：“有一次，猪八戒被妖魔擒拿，吊在樑上。孙悟空化作小虫，飞停在猪八戒耳朵上，打趣道：‘老猪，老猪，他们今天就要把你宰了吃，你愿意被红烧呢，还是宁可被清炖？’”我说我记不得《西游记》上有此描述，吴说有的。钱先生隔着三个床位，说：“绝对没有。”於是又打赌，赌注是天津金丝蜜枣二斤。钱先生要我做证人 , 说 : “输了我出钱，赢了蜜枣归你。”钱先生是打赌常胜将军，当然又赢了。那时整天开批斗会，个个板着脸孔，回到住处，大家才敢说笑，於是斗嘴打赌成了常事。胜者固然高兴，败者钱包亦无损，因为总是赖账。

人上了年纪，多半都会为健忘所苦，但钱先生至老仍健记如昔。然而，也难免有被考倒的时候。在河南干校时，陈骏涛兄曾装作一板正经的样子，问钱先生李玉和是哪一朝代的人。有人这样形容当时钱先生的窘态 , 说他自言自语道 : “汉代？”摇了摇头，“唐代？”又摇了摇头，支支吾吾哽噎了半天仍回答不出，在场的人无不大乐。原来钱先生向以眼疾为由，不看所谓“革命样板戏”，而李玉和正是妇幼皆知的京剧《红灯记》里的男主角。

还有一次，他的女儿钱瑗写信向他请教几个英语单词，他也被问住了，且为此大为沮丧。後来他女儿才告诉他，那是美国刚刚出版的词典里最新收入的词汇，是故意拿来寻他开心的。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中智之人，皓首能穷一经已不容易，而擅於考据训诂的乾嘉学派诸大师，对一些僻典难字的解释，也不免有失手的时候。钱锺书先生博览群书，对古诗词中的用典十分熟悉。对一些典故，他即便一时寻不到出处，但他也会尽力探索出个究竟来。

1975 年，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负责，江青亲自把关，组织大批艺术表演家赶制传统戏曲和古典诗词演唱的彩色电影和彩色录像。每制成一本，即火速分送中南海和钓鱼台。文化部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向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借调了八九个人参加剧本和诗词的注释、整理及文字说明工作，我亦被借调参与其事。在注释南宋蒋捷的《贺新郎·秋晓》一词时，我不知其上阕“渺渺啼鸦了。亘鱼天，寒生峭屿，五湖秋晓”中的“鱼天”二字当作何解。便向参与注释组工作的北大几位教授请教，亦一时得不到确解。那时各图书馆尚未对外开放，我们持特殊介绍信始得入内查阅。我查遍了能到手的各种辞书和类书，有的辞书，单是与鱼字有关的词条，如“鱼函”、“鱼扃”、“鱼丽”等 , 就有十七八页之多 , 独不收“鱼天”一词。向文学所同事和语言研究所个别专家求助，一时也未得肯定答覆。事隔多年，我已记不清是否用“未详”、“待查”这类字眼才搪塞过去的。

“四人帮”垮台後，文学研究所要编一部《唐宋词选》 ( 已出版 ) ，由六个人分头执笔。大家因我曾注释过蒋捷上述那首词，就要我把所选蒋捷五首词一并注出。我从《全宋词》中找到吴泳《水龙吟》：“一夜檐花落枕，想鱼天，涨痕新露。”蒋捷《尾犯·寒夜》：“遍栏杆外，万顷鱼天，未了予愁绝。”无名氏（一作周邦彦）《浣溪沙》：“水涨鱼天拍柳桥”等数例，又从清人词里找到近十例，参互比照，得出“鱼天”即指水面的结论。因发现在清人的词里已有误把“鱼天”解作他物者，我又写信或托友人向复旦大学几位老师和夏承焘先生求教，给我答覆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鱼天”指水为是。吴文祺老师更引清金代全《桥影》诗句：“分明鸥国鱼天界，暗渡兰桡桂楫声”作为佐证。并说把“鱼天”释为鱼肚白的天，“是增字解经，望文生训之谈，不足为训。”

在我还在寻求对“鱼天”一词的正解之时，钱先生写信告诉我，他已得到确解。这一来，我就无需再多方请教了。後来，我拜读《管锥编》第四册时，注意到钱先生对“鱼天”一词作出确切解释後，仍未满足，还要追根溯源。他说：“六朝仅言‘水含天’，唐宗楚客《奉和人日清晖楼宴群臣遇雪应制》迳曰：‘太液天为水’，宋人更进而称水为‘鱼天’，如蒋捷《尾犯》之‘遍栏杆外，万顷鱼天’，是也。别详《杜少陵诗集》卷论《渼陂行》。”

钱先生老早就把《全唐诗》读了五遍，他在论《渼陂行》时，将如何追溯“鱼天”，如何使其“水”落石出，我们尚不得而知。但仅通过这一小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管锥编》的作者有着怎样寻根究柢，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

注：“依然一寸结千思”，乃借用默存先生《无题》诗第四首“人事易迁心事在，依然一寸结千思”句。

1999 年 6 月 26 日於澳洲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