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护 重拾艺术家的尊严
【人物絮语】
李小护曾经是国家级歌剧演员，参加过许多出名剧的演出，而他的人生经历也充满了戏剧性。
你怎么也无法想象，曾有过优越地位的他，到了国外，竟有一天露宿在多伦多的街头。反差是如此之强烈。
他后来还历逢许多戏剧性的场面，就象有人说的那样：“社会是个大舞台，人生就象一出戏。”李小护演剧，也演绎了他自己的人生。
李小护在叙述自己的故事时，情真意切，极富感染力。我随故事游历了他的身世。
采访结束后，李小护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把稿子写好？
原来他是想在他回北京探母亲的时候，把这个采访内容念给他母亲听。他母亲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退休前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过。
看不出这个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硬汉子，在他母亲面前，竟还是一个柔肠百转的孝顺儿子。
我在心里已默默答应要成全他的这份心愿。
李小护自述：
我多年前飞抵加拿大，意外的变故把我一下推入到无家可归的困境，从此开始了充满戏剧性的移民生涯。
当时来加拿大是为参加在多伦多开办的北美歌剧导演训练班，对我来说意味着在事业上有更高的追求。由于在国内办手续费时，经过半年多的折腾，我才把所有的手续办齐，启程飞往加拿大。可能是时间拖得太久，中间有了变更我都不知道，当我好容易找到训练班的报到处时，却被告知歌剧训练班已经迁到美国的纽约了。
这一下把我推入进退维谷的地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办来加拿大，怎么可能又马上办到美国呢？可留在这里又如何安置自己？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语言不通，工作没有，难道好容易出来，就这样又空手回去不成？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何去何从十分为难。
说起来我也不是没有一技在身，我在国内也有过一段“辉煌”，曾是中国中央歌剧院的主要演员，先后出演过许多著名的中外歌剧，而且大多担当主要角色。其中记忆较深的有：《茶花女》，我饰演剧中男主角阿尔弗瑞德的父亲；《小红帽》，我在剧中分别扮演三个角色－猎人、大灰狼和说书人；《詹尼斯基奇》，剧中我演詹尼斯基奇；莫扎特的作品
《费加罗的婚礼》，我饰费加罗；《卡门》中我演斗牛士和走私犯的头子；普契尼的名剧
《
蝴蝶夫人》中我是领事，还有中国歌剧《第一百个新嫁娘》里我演剧中的国王等等。
由于我演出的剧目多，对剧中人物塑造得比较成功，在中央歌剧院里，被评为一级演员，这在当时是获得各方面一致同意的，还颁发有证书。可以说在国内的歌剧舞台上，我的事业已达至顶峰；我的生活也趋于安定，单位分得有住房，自己还拥有小轿车。照说应该知足了，可这时候我却想出国。
我出国的考虑，一方面出于一种好奇心，在国内曾经受过许多风风雨雨，很想对比看看国外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正好有一个原由，就是刚才提到的多伦多要开办的有关歌剧导演的训练班。我当时已经四十出头，可还想在事业上有发展，就考虑转作歌剧导演，这样以前积累的经验都能用上。而当时国内还
没有歌剧导演这门专业，凡来干这行的大多是别的剧种如话剧等改行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
到了加拿大，没想到老天爷给我开了这么个大玩笑，可既然出来了，就这么回去，似乎太说不过去，想了想，“既来之，则安之，”不如先住下来，看看
情形再说吧。
在多伦多我也不是一点关系没有，在这儿我有一个先前很不错的朋友。在他最困难时，我曾给过他很大的帮助。后来他翻过身来，发了财。移居来加拿大后，他买了车，置了房。他得知我来多伦多，就让我暂住在他家。训练班上不了，我只好回到住处。我盘算着，这趟总不能白来，不如先去学学语言，然
后看看能否找到工做，既然出来了嘛，应该去闯闯。我把这个打算跟那个朋友说了，他什么也没说，但表情却有点不自然。
要说过来这边闯，人生地不熟哪有那么容易。首先我心理上还没有足够的准备，阴差阳错把我推到这个地步，年纪也不小了，重新去读书不现实；找工作，我又不会讲英语，而且歌剧演员能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做？想想也就只能先去上一个英语班，把语言学了再说。
那段时期除了去上英语课，进进出出都是在我这朋友家里。见我一时没有别的出路，想找份工也找不到，朋友就开始不耐烦起来。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觉得吃住在他这儿，挺过意不去的，可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就这样耗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朋友沉着脸对我说他不能再留我在他家住了，我明白，他终于下“逐客令”了。说实在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不怨他，这是国外的现实造成的，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吗？何况到了国外。我与他虽说是朋友之交，但时间一长，他肯定是怕我长久拖累他而终至绝交的。
那天晚上，我真的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漫无目的地走到多伦多著名的闹市区伊顿商业中心，在大楼的房檐下面过了一夜。街上熙熙攘攘地走着各色人种，霓虹灯变幻着光彩，看着这一切，我心里有种非常酸楚的感觉。不久前，我还是一个受人尊重的歌剧名演员，现在却沦落在异国他乡的街头。这一生还有比现在更惨的时候吗？脑子里就象过电影一般，回想起以往的经历……
思绪把我一下从灯红酒绿的多伦多街头带回到从前发生在我身边的许多场面。我打小时候起，就很喜欢唱歌，喜欢音乐艺术。1963年还真的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可惜“学”不逢时，大学里的五年，政治运动接二连三，一年半去搞“四清”，十一个月又用去参加大型史诗
《东方红》的排练和演出。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就降临了。
人们说文革是场“历史浩劫”，看看我亲身的遭遇你或许就会有此体会。从文革一开始我们家就受到冲击，父亲被打成黑帮，被人押着受批斗。我是“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小黑帮也被“专政”。家门口大标语上浓墨写着“打倒朱丹（我父亲的名字）”。母亲被揪回安徽原单位监督劳动，外婆在北京被强迫打扫街道。我自己也被群众监督劳动。一时间，一家四口人，被弄得四分五裂。
六八年从音乐学院毕业，我被分配到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团。这就是出演著名的样板戏
《 红色娘子军》的样本团。我一去就卷入了“揪516”的恶潮中，不知怎么，我就成了最反动的“516”分子，给抓起来关进了小黑屋，一关就是一年多，在里面受尽了非人的待遇。文革那套对付所谓黑帮的手段，什么“逼供信”啦，什么半夜提审啦，我都尝过，挨打挨批是家常便饭。从小黑屋出来后，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一年，直到林彪倒台，才把我从干校放回来。最后给我下的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我受了那么多的非人待遇，只得到这八个字。从此以后，我就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症，一紧张血压就会高上来。
我的劫难还不算完，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又把我当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四人帮”下台，我才脱离苦海。
时隔多年，淡却的过去又重新浮现出来，在人生又一次遭遇挫折时想到这些，我的心绪顿时平静了许多。我想文革时那种处境比眼前要糟多了，那时生死前途都不知道，成日受折磨，还没有人身自由。现在虽说举目无亲、流落他乡，但毕竟自己有自由，有力气去打工！以前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了，往后还有什么可怕的？想至此，精神振奋了许多。
第二天，我下了决心要找到一份工打。一清早我就沿着多伦多两条最繁华的大道，一条叫YONGE街，另一条叫BLOOR，类似于北京的长安街和王府井大街，挨家挨户地问有没有工可以打。我不停地走，不停地打听，足足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最后找到一家卖比萨饼的餐馆，终于给留用下来。这个店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侨开的，老板待我挺好，我虽然在里面干些粗活，可店里的人对我都很尊重。后来他们了解到我曾是歌剧演员，都相信我干不长。在国外，原来有身份的人，因为种种原因转而去打工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他们对我也没什么异样的感觉。
在比萨店找到事做后，我还挺开心，最起码生活上暂时有了着落。我每天干得很起劲，也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过去。我在北京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做面食还是有些底子，在比萨店，无非就是做出比萨饼来。比萨饼的做法跟我们烙的大饼还不同，面皮儿擀是擀不开的，必须把面扔起来，让它在下坠时展开成型。而且要做得中间薄，边沿厚，才能发开。不多久，我就能做多种花样出来。
做了几个月之后，一个朋友来告诉我，说他认识一个意大利人开的家具店最近想要人，还说那里的条件和待遇比我在餐馆打工要好，如果我有兴趣，他可以帮我介绍过去。我听了觉得不错，于是朋友就带我去见对方老板。我那时英文程度不好，面试时老板问的话，很多都听不明白。对方就认为我不那么适合这项工作，说我一没有经验，二语言又不行，他们即便肯教我，恐怕我都听不懂。眼瞅着这个机会要泡汤了，这时我忽然记起介绍人说过，这是一家意大利人开的店，老板是意大利人。我灵机一动，对老板说：“您是意大利人？”老板疑惑地看着我，“是啊”，我连忙接着说：“我以前是一个歌剧演员，会唱意大利民歌，我可以现在给您唱一首。”老板先是一楞，随后不相信似地说：“那你就唱吧！”我就摆开了架式，放开喉咙唱了起来。我唱的是
《我的太阳》，刚唱到一半，老板突然挥挥手示意叫我停下。我正纳闷，以为有什么不对劲儿。老板说，“我去去就来”。不多会儿。老板把店里的意大利人
都叫了出来，然后对我说：“你再从头开始”。我就又唱了起来，唱着唱着，这些听歌的人全都兴奋起来，听完一首，他们还觉不过瘾，我又唱了另一首《重归苏莲托》。老板激动地一把抱住我说：“没问题了，明天来上班吧！”
这是一家办公家具公司，去了以后，我一干就是三年多。这个活确实比餐馆好多了。工资付得高不说，活并不累。我主要是做装配椅子的活，用工具把一批椅子的散件组装成完整的椅子。这活对我来说挺轻巧，唯一比较辛苦的是工作时要一直站着。办公家具的生意不错，他们的客户主要是一些大公司和政府机构，源源不断总有订货。一到年底，生意更是成倍的增加，因为这时各公司为了省税，就大量花钱购物。我们就要加班加点，有时连圣诞节都歇不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对周围环境有了一些了解。觉得自己的专长不是一点没有用武之地。多伦多也聚集了一批华人艺术家，其中多数是从大陆过来的。和他们认识了之后，就常常有机会去参加各类文艺演出。这里的演出很多是为社区义演，我觉得很有意义，只要抽得出时间，我都爽快地答应去演出，有没有酬无所谓。我先后参加了为许多慈善机构、医院、赈灾募捐的演出活动，譬如为安省心脏基金会、盲人基金会、中国华南水灾等大型募捐演出。如此一来，我在本地社区也渐渐有了一些知名度。
我太太一年之后也过来了，她以前也是中央歌剧院的着名演员。她在国内饰演过的角色有《卡门》一剧中的卡门，《蝴蝶夫人》中的蝴蝶夫人等。她来了之后就去多伦多皇家音乐学院读了两年，然后，留在学院里教声乐。不久我和我太太一道开了一个声乐研究室，开始正式招收学生。
白天从早晨九点到下午四点，我在家具店干活。下了班以后，我就回到家开始给学生上课。学生的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大学里的艺术系学生，他们来学习是为想考声乐学位，若考下来，他们将来也可收学生。二是教堂里的唱诗班，这边教堂很普及，每个教堂都有自己的唱诗班。再就是当地的各种合唱团。多伦多仅华人合唱团就有11个。这些学生都需要学习古典式的声乐唱法。所以我原来的专业可以大派用场。有时我还被请到渥太华、蒙特利尔去讲课。
渐渐我的学生数目越来越多，时间上开始紧张不够用，而且教学的收入也渐趋稳定。我决定辞掉家具店的工，集中精力在自己的事业上。老板得知我要离开，非常不舍，几年下来，我们相处得如同一家人，他对我一直很客气。我偶尔因为睡眠不足，在班上打瞌睡，他看到了，只是轻轻把我唤醒。有时我有别的安排需要早走，跟他一说，他都爽快地说：“没问题。”周末他还常常邀我去他家作客，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音乐，也特愿意我加入全家的演出。他父亲会拉手风琴，母亲会弹钢琴，他自己则弹得一手好吉它。每次去都分享到他们一家的欢乐热情。所以，真到告别时我也觉得心里很不好受。离开以后，我还常抽空去看他们。
除教学外，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也在摸索做生意。这方面的想法从刚过来时就有，但那时没有条件。后来也试着做过几次，但都非常不成功。不知道我这人是太老实易于受骗上当还是怎么的，做的那几笔生意都是从大陆进货到本地的，货到打开一看，说好是咸鸭蛋却变成了咸鸡蛋，天津鸭梨个个都是黑了心儿的。
我一直都有个心愿，就是想自己做成点儿生意，赚点钱，好回国内贴补一下在歌剧院工作的那些同事。我先后回去过几次，看见这些歌剧演员生活上改进不大，除了工资以外，几乎没有别的收入。干歌剧这行，演员很辛苦，而报酬又不高。它不同于流行音乐，是属于阳春白雪，懂得欣赏的人不多。近些年，中国的物价又涨得较快，为了多有点收入，我见有些先前的同事干上了第二职业，夏天支起一个西瓜摊，夜里在外面看瓜，被蚊子叮得是大包小包；还有的卖起了花生米，也赚不到什么钱。这个想法一直存在我心里，尽管生意不容易做，但我还是不停地找机会。
直到九六年，和几个朋友商议，看好一个项目，一起在山东淄博开了一间工厂，产品是各种包装印刷。原先想象得较好，项目实际启动后，感觉也不是很快能赚到钱的。通过实际体验，我才知道投资做生意，不光是要有资金，其他象人际关系、机遇等都很重要，而且还非常牵扯精力。
我现在每年都要安排时间回大陆。一方面我在那边有了点投资。更主要的原因是照料一下我母亲。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身边没有别的亲人，就只有我一个儿子，还在海外。我想在她的晚年多尽点孝道。
大陆的艺术家到海外来发展有无必要？对这个问题我个人是比较有切身体会的。出来学习或者见识一下还是挺必要的，但若想在专业上有大的发展则很难说。以我个人例子来看，我在国内从事歌剧事业正值年龄适宜，精力旺盛的上升阶段，出来时，已经四十多岁了，这个年龄你很难重新起头。来了之后首先就面临语言问题。语言不通，你不可能进入主流社会。即使语言通，作为新移民也需要一个主流社会接纳的过程。我个人就曾因语言障碍而错失一些机会。一次我参加演出，当时多伦多交响乐团的指挥等也在场观看。演出结束后，他们特意来到后台，对我的演出表示非常欣赏，随后就提出很想与我合作。开始与他们交谈时，我还能说上几句简单的应酬话，随着谈话的深入，就如堕五里雾中，搞不清对方的意思了，只好去请来翻译。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对方的面孔从很热情慢慢地冷了下来。我也数次帮助过加拿大的政府或地方官员募捐、竞选，包括加拿大文化部长、麦咸市市长，起初对我都非常亲热。我帮他们的忙，当然他们很感激。可
我无法与他们作进一步的沟通，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就始终不会有进展。
对于歌剧这行，除了英语之外，还有其他语言。演歌剧会碰到用意大利语，法语或德语的剧目。对西方人这也许不算什么，他们可能已经会讲英语、法语了，为了艺术再去多学一门相近的语言并不难。而对东方新移民来说，英语尚且不过关，再要掌握其他外语简直是雪上加霜。就算你都去学了，恐怕这辈子也就别干别的事了。
中国国内在这方面的培养也不全面，同样的问题现在还仍然存在。有些人在国际上拿了大奖后就往国外跑，来到国外却又无声无息了。原因就在于国内培养人的方式与外界很不同。通常在国内，在一个人身上要下很大的功夫，甚至不惜工本。有专门的语言老师、音乐师、乐队等。为了取名次，一天到晚就专攻那几首参赛歌曲。到正式比赛时，当然一鸣惊人。而当一个人真的生活在外面，你所接触到的剧目是整个体系，有二、三个小时的长度，要想融会贯通就困难得多。此外语言、伴奏还有声乐方面都要分别花钱去请人。对比起来，在国内很多人围着一个人转，出来后，你一个人要去贯通各个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演员出来后，很少能象在国内那样得心应手。年纪小出来机会可能会大些，年纪大的就会吃力得多。
全世界来说，搞古典音乐的人，除了特别拔尖的，普遍不如搞流行音乐的吃香。所谓流行，就是人人都易于接受，不需要很多基础和知识，比较情绪化。古典音乐只是少数人能欣赏得了的。从报酬上看，在加拿大自然比大陆要付得公平。大陆那边虽然花了很多精力来培养人，但报酬却是不合理的。这似乎表明对搞古典音乐的人的价值不够重视，因而传媒界对古典音乐自然也不会很重视。在中国一些大型的文艺节目中，很少会安排古典音乐的演出。加拿大属于西方国家，这方面当然要好得多。比如在多伦多就有专门的电台介绍和播放古典歌剧。每年上演的古典歌剧也很频繁。
我本人因为有文革的苦难经历，所以，过来后能看得开，但内心还是有苦闷有压抑的。我也反复想过，已经出来了，如果就这么回去也没有意思。出来时，很多人都劝过我，叫我别出来。既然坚持出来，就表明选择了不归路，只能一直走下去。新移民过来都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只要咬咬牙，挺过去，都会有雨过天晴的日子。我对新来的人说，你们一定要实干它三、四年，才能慢慢体会出滋味，干过后，你心里面就会觉得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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