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反右部分
李辉：到了反右，你和所谓"小集团"问题又成为靶子。在《其他》这份材料里，有一处写道：你在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认为中国的肃反搞得如此糟，是受了斯大林错误的影响。从个人体验的角度，你认为肃反和反右之间，到底有哪些关联？
杜高：1956年的春节以后，肃反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我仍被隔离在49号院的小房子里，等待审查结论。这时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苏共召开了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大镇压和政治迫害的种种罪行，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批判。这个报告震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震动了刚刚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肃反运动的中国。我这时正在自修俄语，订购了一份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从这本刊物上，我不断读到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揭露和对他提出的"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越尖锐"的错误论点的批判。我从个人的经验和感受来读这一篇篇文章，苏联的批判不能不在我的思想和情感上引起强烈的共鸣。
这时，又发生了美国作家法斯特声明退出共产党和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自杀的事件，都在我的心里引起震撼。我记得周扬在一次报告中说到苏联揭露了一个暗藏的医生反革命集团，我们也揭露了一个暗藏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仿佛揭露胡风集团是受了苏联的启发，或者是仿照苏联的方式。在开除胡风作协会籍的大会上他还说过：解放五年来，随着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也越来越猖獗，必须严厉镇压。这完全是斯大林理论的运用。
我还记得，1955年初，周扬在出席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回国后向文艺界作报告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在苏联访问期间，他接触了许多普通工人和干部，他们都要他转达对毛泽东的问候，他们说斯大林去世后，世界革命的领袖就是毛泽东了，苏联现在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斯大林不在了，只有毛泽东才能像斯大林一样解决好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把毛泽东请到莫斯科来住。周扬说他向毛主席汇报时转达了苏联人民的愿望，毛主席笑了笑对周扬说：我不是神仙啊。
赫鲁晓夫的报告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分歧。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坚定的，对斯大林进行了保护。但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治局势开始缓和，各单位也开始纠正肃反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偏差，我的朋友们先后恢复了工作，我的境况也逐步宽松，共青团员小李也不再跟随着我了。9月中旬，中共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成，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中国今后主要是发展生产力了。公安部长罗瑞卿报告了肃反情况，他在报告中披露了这个运动有130多万人被立案审查，而真正是反革命分子的只有八万一千多人。他承认运动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
不久后，我看到了肃反结论。一些领导人又以亲切的语调和微笑的面孔同我谈话。副秘书长孙福田告诫我："党是你的母亲，肃反运动斗争你就像母亲打了孩子，打完就完了。"李之华更善于开导："在战场上，一颗子弹打中了你，那颗子弹不是敌人射过来的，是自己同志的枪走了火，你受伤了，是掉过头打自己同志呢，还是继续同敌人战斗呢？"剧协的老领导张光年这时已调到作家协会任《文艺报》主编，有一天在文联大楼门口见到我，亲热地拉着我的手，热情地说："对不起罗，黑夜里打枪伤了自己人。给《文艺报》写文章吧！"这些谈话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我当时的确受到了感动，感觉着温暖。
我觉得最关怀我的还有一个人，是同住在49号院里的当时担任创作室党支部书记的剧作家贾克。他是目睹我度过了这一年多险峻岁月的人，非常了解我的心境。他多次同我谈心，我向他一个个介绍了我的朋友们，我希望他也喜欢他们，不要把他们看成坏人。我不理解为什么几个青年人要好，谈得来，就是组织小集团，反党，是不是我们这个新社会不允许人们有几个好朋友？他点点头，表示理解我，沉思了一会儿，他说："把你的这些想法和对肃反的意见都写下来，写一个报告，一个申诉材料交给我，我替你转送中宣部，这对你对组织都有好处。"
我又一次受到感动，我觉得他真是一位关心人理解人的老党员，他的支持给了我勇气。我便开始写一个详细的报告，有一万多字，把我心里的话通通都讲了，也引用了苏联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材料。报告是写给中宣部长陆定一的。一切都按贾克说的，由他转送上去。我信任他。
这时，已是1957年春天，剧协领导要重新安排我的工作，恰好戏剧出版社成立，我童年时就熟识的老作家孟超担任总编辑，孟超是一位善良宽厚的长辈，他的女儿孟健、田汉的女儿玛俐（田野），我们三人同年生，1942年我们12岁时在桂林结成演剧的小伙伴，那时我们常常到孟健家里去玩。
孟超知道我在反胡风运动中出了事，刚刚平息下来，便十分热诚地要我到出版社工作，特意安排我和另一位非党的老翻译家陈北鸥一起编书。陈北鸥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戏剧作品的翻译。我和他过去并不熟，他大概出于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善良天性，在反右运动的大风暴中，给予了我意想不到的同情和关怀。
吴祖光在戏剧界鸣放座谈会上，对戏剧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被打成戏剧界最大的右派。为了加重吴祖光的右派罪行，小家族于是被划为吴祖光二流堂的第二代。肃反运动中不能定为反革命性质的小家族，现在顺理成章地定为右派小集团了。从这一点也可以说，反右运动是肃反运动的延续和最后完成。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贾克拿出了我交给他的那份报告，作为我攻击肃反和为小家族翻案的罪证。只此一条，我也就非划为右派不可了。贾克这时荣任剧协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我提供给他的材料，已足够他用来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我的文章了。
使我难忘的是，当反右运动达到高潮时，在团中央礼堂召开了有三千人参加的批判小家族的大会，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把这个批斗会从头至尾拍摄下来，准备在全国放映，以教育广大青年。斗争会的第二天上午，我在文联大楼过道里遇见北鸥先生，他异常激动地用眼神把我叫到厕所里，悄悄告诉我："周总理救了你，昨晚新闻记录片厂把影片送给总理审查，总理看了以后说，对这些年轻人，还是要以挽救为主，新闻片不要放映了。"陈北鸥在运动高潮中向一个右派传递政治信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1958年4月18日上午，公安人员把我和剧协其他四个受到劳动教养惩处的右派分子从剧协机关带走，我们五个人走过文联大楼长长的过道时，两边办公室没有一个人同我们打招呼，更没有人对我们表示怜惜。唯独北鸥先生，当我走过他的门口时，他急步走出来，跟在我的身旁，轻声说："早点回来，你会回来的。……"
21年后的1979年春天，我果真回来了，我见到了北鸥。这时他拄着拐杖，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中风了。他似乎还认识我，对我笑着用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显得很高兴。我看到他已衰老成这个样子，禁不住眼眶里涌满了眼泪。不久后我便收到了他病逝的讣告。
李辉：关于"小集团"的这些材料是如何整理出来的？如果有专案小组，其人员有哪些，怎样构成的？
杜高：反右运动编的这一本"小家族"的材料就是根据肃反中的交代材料整理出来供大批判用的。发给各戏剧团体和一些著名的文艺家，以备他们在批判会上发言和写批判稿。当时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如果收集起来可以出一本专集，但主要的几篇还是专案小组成员写的。
赵寻在《人民日报》《戏剧报》上发表的从政治上揭露"小家族"的反动性的文章，贾克在上海《文艺月报》发表的揭露"小家族"攻击肃反和妄图翻案的罪行的文章，蓝光在《中国青年报》揭露"小家族"作风腐朽，道德败坏，吃喝玩乐，玩弄女性的丑恶行径的文章，这几位专案小组的主要成员是经过讨论分别重点从各个方面来彻底揭露批判右派集团"小家族"的。但更多的人并不了解"小家族"是怎么回事，也根据这本材料写了批判文章。如张光年在首都剧场批判大会上对全国青年文艺工作者发出呼喊：《青年们，你们要警惕啊！》巴金在上海《收获》上发表反击右派进攻的文章中指名对我的批判；陈沂批判"小家族"妄图篡夺党对文艺领导权的发言，魏巍、胡可联名撰文声讨"小家族"，连京剧演员杜近芳也发表了控诉"小家族"腐蚀青年的文章，等等。
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许多我并不认识，但其中也有我非常尊敬和熟悉的前辈，例如阳翰笙，他也发表了批判文章。1993年翰老逝世后，我从《四川文学》上读到他的文集的编者和评传作者潘光武写的悼念文章《阳翰笙同志二三事》，有如下一段：
我陆续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搜集编选了《阳翰笙研究资料》（此书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我发现，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翰老只写过一篇参加政治运动的文章，那就是1957年在"反右"高潮时，他在中国剧协召开的批判所谓"小家族"的会上的一次发言，后以《斥"小家族"中人"今不如昔"的谬论》为题刊登在当年的《戏剧报》上，（关于"小家族"的冤案，杜高在今年《炎黄春秋》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小家族"冤案二十年》的长文，作了详细披露。）
我几次阅读了翰老的这篇文章，觉得它的出发点是与人为善的，而且重点放在"今不如昔"的"昔"字上，并没有具体涉及"小家族"的"现行"问题，是大谈国民党当年对进步文艺人士进行迫害的情况，也谈了解放后文艺事业的发展情况，通篇是摆事实，讲道理，并没有当时那种上纲上线、乱打棍子的恶劣文风。与其说这是在批判"小家族"，不如说是在教育全体文艺工作者。更可贵的是，文中还有自我批评之意，说"小家族"中多数是青年，要总结对青年教育的经验，要像高尔基、鲁迅那样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青年。
就是这样一篇唯一的"批判"性质文章，翰老每次提起时，也深深感到遗憾，甚至内疚，因为那是违背他当时的意愿的。他说，我当时实在顶不住文化部党组书记某某某的压力，他多次批评我，说我对"右派"（"小家族"）是"温情主义"，"态度暧昧"，"蜻蜓点水"，我不得不在安排我发言的那个会上发了言。
这段文字可以使我们了解奉命批判者的苦衷和这种批判的虚伪。
李辉：你的"小集团"一个重要"罪责"是和吴祖光的关系。"小家族"是怎么和吴祖光挂在一起的？你对吴祖光怎样看？我很想知道你对吴祖光的评价。你认为，对吴祖光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们这几个青年人的命运？
杜高：我认为吴祖光是当代中国文化人当中一个最具独特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
我这里指的不是大家公认的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也不是指的他过人的聪慧、深厚的学养和飞扬的文采。我指的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文化人，一个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生活过来，在连续不断地遭受着打击和忍受着屈辱的政治境遇中，居然能以生命的顽强保持着属于他自身的一个文化人的性格、尊严、价值和自由的心灵，这确实是个奇迹。只要想一想在我们经历过的漫长的50年岁月中，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年长的或是年幼的，无不在极左政治的沉重压力下经受着空前的精神煎熬，无一人不被改造，被扭曲，被异化，不由自主地消失着自我，变成另一个非我的存在。而唯独吴祖光，始终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纯良的天性，他始终是他自己。你能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吗？
我和吴祖光的交往已经50年。他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在他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人的许多优美的品德。他既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又是我喜爱的一位亲切的老大哥。关于他，我当然可以说很多话，但如果要我用最简略的语言来描述他的性格的最突出的特征，那么我将用这样两个字："率真"。他的确是一个真诚而率直的人。当严酷的现实生活逼迫着我们一个个都变得胆颤心惊谨小慎微，变得世故虚伪人云亦云，一个个都变得明哲保身看风行事的时候，吴祖光依旧按照他的本性生活着，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人格，他的毫不遮掩的率真闪耀着多么美丽的人性的光彩，又是多么地令人惊异啊。
吴祖光是一个充满人道精神富于正义感的中国文人，他同情弱小者，勇于直言。反胡风运动本来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肃反也没有触及他。他那时正受周恩来的委派，在拍梅兰芳和程砚秋的戏曲电影。但是他和我们几个年轻人有着真纯的友谊，他很喜欢我们，尤其和田庄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他听说肃反把我们整得很惨，把我们搞成了一个小集团，把我们当成反革命关起来审查批斗，他认为这样做太不可思议，太过分，太不近人情了。
出于一种善意的同情，他在一些公开场合为我们说过几句公道话。他不知道这样做可是犯了大忌，凡是懂一点政治世故的人，凡是有一点党内斗争经验的人，遇到这种情况躲避都来不及，哪有像吴祖光这样天真的人，自动送上门去呢？正好，这个小集团正缺一个头头，原来是想抓住胡风这个大头目的，实在找不到足够的证据，现在吴祖光自己跳进网里，渔人怎不乐开了怀呢？吴祖光的率真就这样给自己招来一场大祸。
我认为最值得敬佩的是，他这种勇为弱小者仗义执言的本性并没有因为吃了整整二十年的大苦头而改变。人们应当还记得，到了90年代，年近八旬的老人吴祖光，还挺身而出为一个被国贸商场无理搜身的女孩子打了一场艰苦的官司哩。这就是我所说的吴祖光不改的文人禀性。
吴祖光是一个自由的文人。他热诚平等地待人，没有丝毫世俗的等级观念。我认为这在等级鲜明的中国社会环境里是最为难得的。
50年代初，我们和他交往时还都是一群初出茅庐的青年人，而他那时已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他家的座上客大都是文化名人。夏衍那时在上海当部长，他每次到北京办公事，下车后先到祖光家"报到"，吃完饭再去招待所。我多次在祖光家里遇见夏公，喝茶聊天，饮酒吃饭，他招待夏部长和招待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同样热诚和随意，丝毫没有等级上的差别，因而我们在他家作客从不感到拘束和不自在。
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刚送走一批客人，桌上的茶杯还没有收拾。我随意问了一句刚才来的客人是谁，他也随意地回答我："陈毅。"我大吃一惊，问："是陈毅副总理吗？"他点点头："大将军。是王昆仑陪他来的，看了看画，谈了谈戏，聊得很轻松。有警卫陪着，在院子里到处看了看哩。"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位我这样的客人。
还有一次我到他家，他正忙着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片，讲起拍摄中一些领导乱干预的事，还讲了苏联专家对中国戏曲一窍不通的小笑话，接着说："昨天周总理把我叫去吃饭，还叫了老舍和曹禺，问我们在写什么，我们三个都不是党员，他要我们讲讲文艺界的情况。"跟上次讲到陈毅来他家作客一样，他仍然是以那样平常的语气讲起周总理的接待。
1957年，吴祖光由于他的率真和对共产党的信任而被打成戏剧界头号右派。他的确是被强拉着鼻子上"钩"的"鱼"。田汉主持的《戏剧报》多次派记者登门动员他写文章对戏剧工作提意见，文联召开的"鸣放"会，是两位文联领导人亲笔写信派人来请他去的。他出门前，夫人新凤霞劝他不要去，凤霞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穷苦艺人，她有一个朴素的人生经验：再了不起的人也爱听奉承话，哪有听了丑话不翻脸的人呢！吴祖光不信她的这个经验，他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还是我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头一个发表的，还有什么信不过我的呢！"
他去出席座谈会，对戏剧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他有些激动地说，那种办事粗暴又不懂文艺的人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当然是指个别领导人。但是这篇发言在《戏剧报》发表时，田汉却提笔写了这样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吴祖光的反党罪行也就这样定下来了。
田汉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奉命还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两种因素都有？我这里不作考证。但不管怎样，田汉这一举既坑害了吴祖光，也表明了在极左政治风暴中他这样一个大艺术家自我心灵的扭曲。因为在吴祖光发言之前，田汉自己写的《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等文章，对戏剧工作的批评比吴祖光尖锐得多。
田汉后来在"文革"中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我想，如果命运给他机会，他会向吴祖光道歉的。
吴祖光被戴上右派帽子后，为了加重他的右派罪行，"小家族"便以他为首了。肃反时积累下来的那些有关"小家族"的材料，一古脑儿都堆到他头上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数千人参加的"小家族"批斗会，吴祖光被无可奈何地揪上台去，听任人们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他侮辱他时，我心里极其痛苦。你问我"对吴祖光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们的命运"，我想说，倒是我们这几个政治上幼稚无知的青年在肃反运动中写的那些材料连累了他。
李辉：从档案中看，在1955年路翎被捕之后你还有勇气去看望他的夫人，这令我感到钦佩。你还记得他夫人和家庭的大致情况吗？
杜高：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经过整整一年全国大声讨和大批判以后，早已成为毛泽东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我的情况比他们稍好一点，经过一年多的隔离审查后没有划为"胡风分子"，但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的一位朋友漫画家肖里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文联的宿舍里。大概是195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他邀我到他家去喝酒。那里是一片低矮的平房，一排挨着一排。当他领着我穿过房屋当中的小路时，四五个孩子正在那里跳皮筋。虽然天已经黑下来，我还是一眼认出了路翎的女儿徐朗，她那时只有五六岁。我很奇怪她怎么会在这里，急忙走过去问她。她把我带进一间小屋里，我见到了路翎的夫人余明英，才知道路翎被捕以后，勒令她搬出细管胡同6号（现为"田汉故居"）。她便带着三个女儿挤在这里的一间小屋里。她没有想到会见到我，她和所有过去的朋友都已断绝了联系。
我问她有没有路翎的消息，她说，半年多以前，路翎关在东总布胡同的一个红门的宅院里，学习，写材料，糊火柴盒。她去看过她一次，送了衣服和烟，以后就不知音讯了。现在路翎在哪里她也不知道。我们匆匆交谈了几句，我便告辞了。虽然天黑了，但周围住的都是文联的干部，我怕被人看见。这只是一次偶然的见面，当时也说不上是什么"勇敢的行动"，现在更值不得什么"钦佩"。这件小事之所以今天还为一些人提及，就在于它后来成了我的一条右派罪行。
对于路翎一家来说，那只是她们苦难生活的开始，更艰难的岁月还在前面等着她们，她们就在这间小屋里度过了凄惨的二十五年，直到八十年代胡风冤案平反。
李辉：你前面提到的友人肖里，他后来的情况如何？
杜高：我很怀念已故的友人肖里。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漫画家，1956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后开始发表漫画。他的不幸是，刚刚崭露头角，便被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赏识。有一次储安平说："有两位年轻的漫画家我很欣赏，一位是《北京日报》的李滨声，一位是《漫画》月刊的肖里。"储安平欣赏的漫画家能有好人吗？结果，李滨声和肖里都逃不脱戴上右派帽子的厄运。
这一年，我写了一篇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肖里画了两张插图，一起发表在《新观察》7月号上。后来的一篇批判文章说，我的这篇恶毒攻击新社会的小品文已经教人不能容忍了，更不能容忍的是它还配有两幅更恶毒的漫画。肖里的命运很悲惨，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家庭破裂，他下放到了黑龙江。文革中他遭到了更狂暴的批斗，他绝望了，用极端的手段自毁了年轻的生命。每当我想到这些英年早逝的友人们，想起这一代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毁灭时，我都不能不久久地仰天长叹。
李辉：你和唐湜在鸣放时写了赵寻的大字报《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他是剧协领导之一，这张大字报是否对你被打成右派产生影响？
杜高：我和赵寻、蓝光夫妇关系的恶化是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他俩既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又负责我的专案。我很惧怕他们，他们的身上充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代表性的极端的革命狂热，他们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化身，憎恨一切带有自由色彩的思想和行为，把所有同他们不协调的人都看成是革命的对立者和敌人。他们热衷于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清算。路翎被捕后，他们就认定了我是剧本创作室的头号斗争对象，只要他们一旦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因此，他们对"小家族"穷追猛打，同时希望从我身上发现更重大的政治问题，诸如我是国民党员或中统特务之类。在审查我的过程中，赵寻的夫人蓝光是最激烈的一个，她的斗争性最强，态度最严厉。档案中保存的那一次次谈话记录实际上是审讯记录，有的标明了谈话时间"夜十二点"，这些谈话几乎都是由她主持的。她是主要的提问者。
正因为这样，我对肃反运动的不满首先是对运动中的这些积极分子的不满，而赵寻、蓝光夫妇又是最主要的两个人物。
1957年，赵寻根据苏联的一篇叫《小苍蝇变成大象》的童话改编成了一个儿童剧，发表在他主持的刊物《剧本》上，而后又获得了这个刊物主办的"剧本奖"。这时正开始大鸣大放，赵寻作为戏剧家出访尼泊尔。一天，唐湜来找我，他对赵寻改编的这个剧本获奖很有意见，提议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写一张大字报，我正想发泄对赵寻的不满情绪，于是立即提笔对赵寻大加讽刺。
可以想象蓝光看到这张大字报时是如何恼怒。她克制住自己的愤懑，一直等到鸣放终于转向反击右派的进攻，她才得以猛烈反击这两个胆敢报复肃反积极分子的凶恶敌人。唐湜和我都受到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赵寻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当然起了主要作用。
但是，历史的玩笑是残酷的。我和唐湜虽然都关进了劳改农场，但肃反和反右的功绩并没有使赵寻得到政治上的辉煌。反右运动结束以后，他下放武汉，1959年反右倾他写的剧本《还乡记》受到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他被作为叛徒、变节分子，列入江青直接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之一。他从牛棚到干校，饱尝极左政治的苦头。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的老朋友们纷纷走出文革的深渊，回到工作岗位。当时，我青年时代的两位好朋友作家柯岩和评论家陈刚关怀我的命运，最早给予我热诚的援助。那时，我还在长沙街道工厂做工，他们打听到我的住地给我写信，帮助我了解中国政局的变化，点燃我心中的希望之火。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为右派平反改正，回到剧协担任领导工作的赵寻积极贯彻落实了中央的决定，原剧协被开除公职的右派，除汪明已经去世、唐湜留在浙江以外，其余三人都调回北京恢复工作。
1979年春，我终于回到北京。当天晚上陈刚就陪我到和平里赵寻家和他见面，蓝光热情地留我吃饭。相隔22年后重见，我们对那些沉重的往事避而不谈，尽管他们很客气，但多年创痛的阴影使我们彼此都不大自然。只记得蓝光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时你年轻，我们也很年轻啊！"
这以后，我和赵寻在新的基础上开始共事。
李辉：从7月2日你和汪明的大字报《我们要发言》来看，你们也在声讨右派分子，这是不是想通过表态来过关？当时有什么反响？
杜高：这张大字报是两个小人物在一场大政治风暴来临前用以挽救自己的一个可笑而又可悲的表态。后来它被当作我们的右派丑行编入了批判材料里，成为批判者们用来嘲笑讥讽我们的一个事例。
5月，我们还以为整风会诚心诚意地听取我们的申诉，纠正肃反中斗争面过大的偏差和错误，为"小家族"恢复名誉。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之后，形势突变，几乎每天发表一篇社论，对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在鸣放期间提的意见逐条批驳，进行反击，批判的一个重点是罗隆基提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来纠正肃反错案。中央规定：凡是攻击肃反的，一律划为右派。
汪明和我都已预感到前途不妙。文联大楼里帮党整风提意见的大字报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声讨右派的一篇篇檄文。人人争先贴大字报表白自己无限热爱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右派划清界限。剧协的气氛顿时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写过大字报和在鸣放会上提过意见的人现在都紧张起来，而前一晌忍气吞声听群众批评的领导人则恢复了往日的神采，摩拳擦掌准备反击了。这时候，汪明急于表态，他理直气壮地对我说："我们不是罗隆基，我们拥护党的领导，我们只是对剧协的肃反提了一点意见，如果我们不及时表态，人们会把我们同罗隆基搅到一起的。"于是就有了这张大字报。
李辉：这批档案中有不少汪明写的交代材料。今天你怎么看待他？
杜高：汪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悲剧典型。他虔诚地信仰共产党，党要他干什么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干什么，肃反时也整了他，但他天真地以为什么都说了就会得到宽大处理，不仅把平时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交代出来，甚至写了不少不实的材料。后来整理的所谓"小家族"的罪行材料绝大多数就出自他的交代。反右开始后，他在批斗会上跳上台批判"小家族"和吴祖光，痛哭流涕地交代自己为"小家族"翻案，为此，吴祖光夫妇和一些小家族的朋友们始终不肯原谅他。
尽管汪明的揭发交代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但我仍然认为汪明是一个单纯热情的人，他的悲剧正在于他过于单纯和天真。他在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并没有挽救他，他还是被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开除了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大约在1966年我们在团河农场偶然相遇，那时他已经摘掉帽子，我还在教养中。他对我说："要相信党，积极改造，争取回到革命队伍。"这是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没有料到，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没能"回到革命队伍"，1976年他死于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
李辉：请谈谈1958年4月7日这份《呈请劳动教养批示表》当时填写的过程，你是如何由剧协移交到公安局的？
杜高：1958年2月，文化部把划进"二流堂"、"小家族"的全部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开了最后一次会，由副部长刘芝明宣读了他的长文《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算是对我们做了结论。不久，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田庄、陶冶等随文化部系统的一批右派送往北大荒劳动。我预想到对我会处理得比他们重，北京是呆不下去了，也会让我去劳动，但我没想到自此会成为公安机关的专政对象。
1958年4月18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早晨，剧协五个罪行最严重的右派戴再民、唐湜、汪明、阮文涛和我先后走进王府井大街64号文联大楼第三层的中国剧协党组办公室，负责人孙福田、伊兵让我们在右派罪行结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才亮出原先遮住的处分结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时，从隔壁房间走出早已等候着我们的公安人员，把我们带到大门外的一辆卡车上。车先开到东城公安分局，公安人员命令我们在各人的登记表上用黑色油墨印上了两只手的掌纹，然后就把我们关进了位于自新路的北京监狱看守所。自那天以后，我就与世隔绝，开始了长达11年半的劳教生涯。
五个人当中，戴再民是年长者，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从事进步戏剧活动，已有20年党龄。他曾蹲过国民党监狱，出狱后又为营救狱中同志到处奔波，饱经政治风霜。他的右派罪行主要是以《戏剧报》记者的名义"煽动"艺人鸣放，"进行反党活动"。从一个老党员，老干部顷刻间变成阶下囚，劳教分子，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他实在难以接受。他蹲在卡车里一言不发，垂着头，心情沉重。
唐湜也算是一个年长者。他在四十年代就已是小有名气的新派诗人和翻译家了。他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发表了很多诗歌和文章，是一位勤奋的作家。这时他也在《戏剧报》工作，他的主要右派罪行是"攻击肃反运动"。唐湜一个不善言谈忠厚老实的书生，他的生活很清苦，家庭负担很重，妻子没有工作，带着三四个孩子。他被突然送进监狱时，一家人还在等着他回家吃午饭哩。唐湜非常焦急。他脸上流露出的无奈与无告的痛苦，惊慌失措的举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40多年后仍历历在目。
五个右派中个人命运最悲惨的是汪明。汪明和我是同案犯。我们都被划为以吴祖光为首的"小家族"右派集团的首要分子。汪明是一个热情洋溢感情奔放的青年剧作家，他对共产党新社会充满了信任和热爱。汪明是个孤儿，童年是在难童收容所度过的，后来进了四川戏剧专科学校，参加了当时的进步演剧活动。他曾自告奋勇泅水偷渡边界，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他在香港《华商报》工作，他写剧本，写散文，歌颂人民革命，同时也拍电影，如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里就有他的镜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编剧。1950年冬，他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他同我又成为朝鲜战场上的亲密战友。我们曾一同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中度过战争的最艰苦的日子，我们曾一同在敌机的照明弹下爬山越岭夜行军，一同在山洞里的烛光下创作剧本，又一同在敌机的轰炸中为战士们演戏。汪明从朝鲜回国后，创作了话剧《第一次功勋》，塑造了一个可爱的青年战士形象。这是当年表现朝鲜战争的一部最富有生活气息和诗情的剧作，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已经排演成熟，即将在北京公演。不料此时突然爆发胡风反革命事件，由于汪明和路翎的友谊，他被怀疑为与胡风集团有关联的人物。《第一次功勋》停止上演，汪明被隔离审查交代问题。汪明一直到受了劳动教养的处置，仍然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满腔热爱，他没有颓丧的表情，对前途似乎仍很有信心。他在公安局里还悄悄对我说："田汉同志前两天还同我谈话，要我相信党和毛主席，毛主席是最关怀知识分子的，我们只要努力改造，很快就会回到革命队伍的。"汪明就是这样一个天真的人。他一生孤苦伶仃，没有结过婚，没有子女，没有亲人。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几个月，他悲惨地死在安徽一个劳改农场里，没有一个人为他哭泣。他没有熬过最后的艰难日子，无声无息地化作了一堆泥土。1979年我平反后，诗人公刘从安徽写信告诉我汪明已离世的消息，他说，汪明死后只留下了一个日记本。
阮文涛是我们五人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他是解放后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兴高采烈地分配到全国剧协的机关刊《戏剧报》当记者，能和田汉这样的大戏剧家一道工作，他感到无比的幸福，认为自己前程似锦。1957年春，他刚刚和戏剧学院的一位女学生结婚，正陶醉在爱情里。他满腔热情地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采访和组稿，反映戏剧工作者的呼声。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会闯下大祸，招致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后果。阮文涛年轻力壮，他被收容教养后，情绪没有消沉，他相信只要积极劳动就能摘掉右派帽子。
在北京的文化单位中，剧协划右派的人数、在右派中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的比例，恐怕都位居前列。
在看守所学习一个月以后，我们五个人被送到北大荒兴凯湖农场，这以后就分开了。1958年底我从兴凯湖送回北京，在北苑农场、新都暖气机械厂改造，还被关在雍和宫收容所、功德林监狱收容所，1961年到茶淀清河农场，1962年到北京三余庄团河农场，文革后再到清河农场，直到1969年遣送回原籍，我几乎走遍了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所有劳改单位。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春天我们陆续回到了剧协，只是汪明再也回不来了，活着的四个人，年轻人变成了老年人，年长者更加老迈了。
1979年1月我在"右派改正决定"上签了字，尽管那个"改正决定"措辞上有许多保留，不像半年后文化部党组关于"二流堂""小家族"的平反决定那样彻底，我还是真诚地写上了"感谢党"。因为二十多年的苦难使我深感它的来之不易。
据中社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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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0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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