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 肃反部分

　　李辉：八十年代我在撰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时候，了解到你与路翎关系接近。那么，你和汪明等人作为小集团揪出来，是在1955年5月批判胡风集团的同时，还是在全面开始肃反之后？

　　杜高：对我和汪明的思想批判是和对路翎的批判同时开始的，而"小家族"被作为反革命小集团揪出来则是在肃反运动全面开始之后。

　　我想先从剧本创作室的情况讲起。

　　1951年我和汪明合写的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话剧《向三八线前进》，获得了东北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1952年初夏，我和汪明从朝鲜前线回国以后，便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和路翎在一起工作。路翎是一位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我很尊敬他，我们同住一个小楼，朝夕相处，建立了很好的友谊。1953年秋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以后，从青艺、戏剧学院、中央歌剧院等艺术团体抽调了20余名创作人员组成了剧本创作室，由文化部艺术局领导，以后又划归中国戏剧家协会。老剧作家陈白尘任主任，成员有安娥、贺敬之、赵寻、蓝光、贾克、乔羽、刘沧浪、鲁煤等，我和汪明、路翎都调到了这个创作室。

　　我那时才二十三四岁，是创作室年纪最轻的一个。创作室应当说是人才济济，老中青结合，体现了那个时代艺术创作的蓬勃景象。田汉的夫人安娥是我们的前辈作家，她创作的《卖报歌》《渔光曲》等是中国新音乐的经典歌曲，我小时候就喜欢唱；贺敬之是从延安来的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他参与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刚刚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赵寻、蓝光夫妇抗战时期就在演剧二队从事戏剧工作，1939年曾在延安参加《黄河大合唱》的首次演唱，进城后，创作了《思想问题》等话剧作品；贾克、赵寻等集体创作的话剧《民主青年进行曲》，在刚刚解放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刘沧浪、鲁煤创作的《红旗歌》是解放后第一部表现工人阶级精神风貌的话剧作品，在全国各地上演，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广大观众的好评。歌曲《我的祖国》的词作者乔羽，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的歌剧作家，也在这个创作室。

　　李辉：你和路翎接近，贺敬之也受到过"七月派"影响，与胡风有过交往。我曾访问贺敬之，请他谈过与胡风、周扬的关系。他谈到1955年曾因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将近一年。那么，在发生变故之前，胡风与你们创作室这批年轻人有过什么交往？

　　杜高：胡风曾热情地称赞过这个创作室成员的许多作品，他从上海来北京出席第一次文代会时，和这一批当时还很年轻的诗人和剧作家们有过充满友情的接触，胡风身上洋溢着的批评家的魅力深深吸引着大家。有一次，贺敬之、鲁煤、乔羽等创作室的年轻人在东安市场"东来顺"招待胡风先生吃涮羊肉，大家举杯祝他健康，他却举起酒杯热情地说："让我们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干杯！"胡风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鼓励作家忠实于现实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他喜欢举例说，托尔斯泰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巴尔扎克是个保皇党，但由于他们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内容，可以克服自己思想的局限，创作出不朽的杰作，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他的这些观点对于渴望在创作上有所成就的青年作家们当然是很富吸引力和启发力的。

　　胡风的文艺理论和当时代表党的权威的文艺思想和理论，有着深刻的分歧。胡风的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几乎被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成一种"邪教"，胡风派也被当作左翼文艺阵营中的一个危险的派别。

　　1954年周扬代表中央在文艺界内部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对胡风进行"批评帮助"。胡风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于是对他的批评发展为对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文艺理论的公开批判。这时，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示，文艺界闻风而动，很快就从质问《文艺报》编者为何压制"两个小人物"，发展为对胡适思想的一次总清算。这两个大批判运动震动了整个中国知识界，每一个欢欣鼓舞地走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这时都不得不心惊胆战地想着自己如何脱胎换骨了。

　　李辉：路翎当时的情况如何？

　　杜高：1954 年这一年是路翎写作最勤奋、最富有成果的一年，是他发表作品最多，而遭受的批评也最凶猛暴烈的一年。他被当作胡风理论的体现者，"要批透胡风的理论就要解剖路翎的作品"。我看到，这一年中路翎的神情经常是紧张而痛苦的，他的一双大眼睛常常流露出不安和惊恐，他不停地吸烟，平日极少说话，整天关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深夜他常来敲我的门，邀我一同到东单的馄饨摊上吃夜宵，切一碟腊肠，要一盘豆腐干，喝一大瓶"二锅头"酒。这时候他就用无奈的语气痛苦地笑出声来："你看到×××的批评文章了吗？还有××的那篇……"他垂下头吞下一杯酒，说："这样的批评只能扼杀文学的生命……真没有办法，……喝吧，我们不去管它……"每当这时候，我充满了对他的同情，我觉得我是理解他的，我当时真不懂，为什么有人这么憎恶这样一个难得的优秀作家呢？后来我才知道，这年冬天，他埋头写了一篇答辩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1954年12月8日的早晨，创作室副主任李之华叫我和他一起到青艺剧场三楼小舞厅去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扩大会议，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在前几次的会议上，胡风做了长篇发言，路翎也针对批评作了答辩。

　　李辉：能否把12月8日那次会议的现场情况回忆得详细一些。本来前几天还是由胡风、路翎慷慨陈词，但这一天突然间从批判《文艺报》转为批判胡风，颇让人惊讶。局势急转直下，我很想知道当事人的反应。

　　杜高：我没有想到，在剧场楼顶的小舞厅里，这一天竟聚集了中国文艺界的名人巨头，我参加的是一个后来载入中国文艺史册的会议。我走进会场时，冯雪峰先生已经孤零零地坐在长条桌边了，他旁边的座位空着，我有礼貌地走近他，叫了一声："雪峰同志，您好。"他睁开眼向我点了点头，我便坐在了他的身旁。雪峰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前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四九年上海的一个酷热的夏夜。上海解放初期我在华东团委《新少年报》工作，经常给唐弢先生主编的《文汇报》"磁力"副刊写稿。七八月间的一个下午，我给唐弢先生送稿子，他看完后说这篇稿子最好在雪峰主编的《文学界》副刊上发表，他留我吃完晚饭后一起去见雪峰先生。我们坐了一辆三轮车到虹口的一个弄堂里，在一幢小楼的凉台上，雪峰先生和魏金枝先生正在喝茶谈天。雪峰先生和我谈了一些文艺现状，指点我针对现实情况写文章。我那年19岁，雪峰先生对待青年亲切谦和，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使我觉得在他身上闪现着鲁迅先生的影子。

　　这一天雪峰的情绪显得很沉重，袁水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谁都看得出，这是秉承了中央的意图，绝非袁水拍个人之作，是针对他这位主编的。他一直闭着眼坐在那里，我注意到，除了丁玲走进会场时他俩打了个招呼外，他同谁都没有点头。即使当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一群人从他身旁走过，他都没有睁开眼。后来阿英先生进来，坐在条桌的对面，正对着他。我便顺手端起桌上的茶壶，给这两位前辈倒茶，没想到雪峰先生竟客气地站起来向我致谢，使我大受感动。

　　这一天我没有看见胡风。会议先是继续发言批评《文艺报》，李之华发言，对《文艺报》"内部通讯"未经组织核实就发表了一封批评我的来信提出意见。会议的中心是郭沫若讲话，他按照中央的部署提出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我们与胡风的分歧。最后周扬作了长篇讲话，他扬起手，用湖南话庄严地高声呼喊："我们必须战斗！"他以一个斗士的姿态宣布与胡适学术思想、与胡风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

　　散会以后，路翎的脸色苍白，几个小时以前他还很有信心地告诉我，他的答辩文章文艺报已经同意发表。没有料到，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他那篇自认为逻辑严谨论证有力的答辩不过是向即将开展的更大规模的批判运动送上了又一份"反面教材"。从这天以后路翎就不见了。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到文化部送交待材料，恰遇路翎被几个人监送着走出文化部，匆匆相遇，我清楚地看见他的前额垂下了一缕白发。那年他32岁。

　　李辉：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那个报告之后，你们创作室的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杜高：从1955年春季开始，批判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成为文艺界政治学习的中心。形势越来越紧张，创作室每周召开两次学习会，人人都联系自己批判胡风。那些曾经和胡风碰过杯的年轻作家们无不痛心疾首，痛悔自己受了胡风蒙蔽。我和汪明的处境很尴尬，谁都知道我们和路翎的关系密切，我们的几次发言，大家都认为认识肤浅，不能通过。

　　我记得当时对胡风理论的分析批判主要有这样几个内容，如胡风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实质上就是阻挠作家参加革命，阻挠作家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胡风提出可以表现"精神奴役的创伤"，是否定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性，是对革命人民的极大诬蔑；胡风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扩张，是和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相对抗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而胡风大肆鼓吹的现实主义，就是为着反对马列主义世界观，似乎作家只要忠实于生活，没有马列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也能写出好作品，等等。

　　现在大家都会看清这完全是强词夺理上纲上线，但我为着表现自己已和胡风文艺思想划清了界线，按照这个思路写了一篇批评路翎的剧本《英雄母亲》的文章，《剧本》月刊安排在6月号发表。

　　不料，在文章排印过程中形势发生突变。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同时公布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报纸的大字通栏标题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文艺思想的争论已上升为政治斗争，而我的批评文章还停留在文艺思想的讨论上，这又成了活靶子。《剧本》月刊接着就发表了对我的批判文章，指责我有意模糊人们对胡风集团的认识，掩护胡风集团退却。

　　李辉：人们谈到当年的反胡风运动，时常会谈到吕荧在批判大会上挺身而出为胡风辩护的举动。你当时在现场吗？

　　杜高：我在现场。那是1955年5月25日，是一个很难忘记的日子。这是胡风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公布的第二天。我又接到通知，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扩大会议，地点在东总布胡同贡院西街出版总署的大礼堂。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整个礼堂坐得满满的。首先由文联主席郭沫若讲话，他的语气极为严厉，把胡风说成是隐藏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敌人，宣布对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而且比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要更严厉。他宣读了开除胡风作家协会会籍和撤销他一切职务的决议，全场近千人鼓掌通过了这个决议。

　　郭沫若的讲话实际已经传达出毛泽东决心在全国开展"肃反"运动。

　　接着，一个个发言者上台慷慨激昂地声讨胡风。当李希凡上台时，周扬特别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他就是毛泽东表扬的"小人物"，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

　　忽然，一个身体瘦弱的书生主动上台要求发言，谁也没想到，他居然不识时务地为胡风辩护，结结巴巴地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他是学术思想问题……"这就是《欧根·奥涅金》的译者、美学家吕荧先生，也是那位"小人物"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吕荧的话还没说完，全场就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吼声，那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看到吕荧不屈地站在讲台上，满脸淌着汗，直到被一位大理论家揪下台。

　　最后，周扬讲话，他讲了很多，我至今没有看到过这次讲话的记录材料。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一些话："不久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苏尔洛夫（剧本《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的作者），还有一个是酗酒成性，道德败坏的诗人维尔塔，现在我们也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胡风，一个是道德败坏的孔厥（《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之一）。""苏联揭露了一个暗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医生反革命集团，现在我们也揭露出了一个暗藏在文艺队伍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他还特意极为自豪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对我讲，我们编的这个胡风集团的材料和写的按语，应当送到苏联去得斯大林文学奖。"这些话给我的印象是：苏联是中国的榜样，苏联怎么做，中国也怎么做。

　　李辉：在这之后你的处境怎样？你的档案是从这时开始的。

　　杜高：从这次会议以后，"肃反"运动开始了。几天后通知我搬家，由青艺宿舍搬到北新桥大二条49号院里一间约8平米的小屋。后来我知道，这就是路翎的隔离室，几天前他从这里被公安部逮捕。我搬来后就失去自由，隔离反省，由一位共青团员小李监视我。我的朋友汪明、田庄、蔡亮、陶冶等相继被隔离审查，"小家族"成为文艺界肃反运动的一个重要案件。

　　我还想讲一件小事。这个小院是创作室的宿舍，正房住的是创作室的支部书记贾克。入冬以后，我看见贾克的爱人穿着一件蓝色的皮大衣推着自行车去上班，我一眼认出她穿的是路翎的大衣。在朝鲜前线的时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件老羊皮大衣，回到北京后，黄绿色的军大衣不适宜穿了，我和汪明不知道把大衣丢到哪里去了。而路翎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他的夫人余明英把羊皮里子刷得雪白，把黄面子染成蓝色，穿上又暖和又好看，让我和汪明羡慕不已。当我又看见这件大衣时，着实吃了一惊。

　　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还有另一种政治品德和道德风貌完全不同的领导人。我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感激和敬佩的心情向你提到当时创作室的另一位副主任田兵同志。在那样一个人人争相以无情的斗争来保护自己或求得信任的年代，田兵这位真正的老战士却表现出了政治信仰的纯洁和精神人格的崇高。

　　我是在整整40年以后才知道田兵同志为了我而遭受打击的详细情况的。

　　当我作为暗藏的特务分子被隔离起来以后，田兵在一次剧协领导成员的会议上说，杜高是我党一位老同志的孩子，建国前才十几岁，从小就参加进步的演剧活动，怎么可能是特务呢？不要把他当作敌人，采取残酷斗争的手段。他的话还没说完，就遭到其他与会者的严厉驳斥，人们纷纷指责他思想右倾，和中央对抗；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来模糊敌我界限；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丧失革命立场等等。

　　几天以后，剧协召开党团员肃反动员大会，副秘书长孙福田做动员报告。报告结束时，他忽然对着坐在长条会议桌另一头的田兵说："你的历史也要审查，你的叛党问题还没有查清楚。"会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到会的人都转过脸望着田兵。只见田兵再也忍不住愤怒，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冲着孙福田说："你胡说八道，我没有一天离开过党的队伍！"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场面。几十年后当时在场的友人陈刚告诉我，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平时温和厚道的田兵忽然像变了一个人，两眼圆瞪，面孔铁青，愤怒地吼叫着。

　　一个星期后，田兵被调到遥远的贵州，担任文化局副局长。

　　1979年春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工作，田兵来北京开会，我们见面了。田兵说了许多安慰我和鼓励我的话，我感觉很亲切。但有关他自己的遭遇他却一字未提。他为我而受到打击，我竟一直不知道。又过了10多年，我到贵阳开会，又和他见了面。他刚从医院回家，显得衰老多了，但见到我仍很愉快，说了许多使我感觉亲切和勉励我的话，仍然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

　　1998年10月，我从《中国文化报》上读到女作家柯岩的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不能忘记》，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里，作者叙述了诗人田兵的坎坷经历和坚定的人生信念，披露了他在肃反运动中为了"保护一个青年作家"而遭受打击的经过。这使我对田兵同志的高洁的品格更为敬佩。

　　田兵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的老战士，老党员。他参加过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战斗，1942年在与日寇的拼搏中被俘，后与战友们一起组织暴动，夺枪越狱，受到军区司令部的通报表彰。1940年在鲁西区党委开展所谓"肃清托派"的政治斗争中，他被打成托派分子，险遭活埋。杨勇将军挺身相救才使他幸免于难。

　　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不仅磨炼出田兵坚毅的个性，无私的品德，还使他成为一个为真理而歌唱的热情诗人。

　　我想，只有一位老战士，才敢于仗义直言，无所惧怕；只有一位蒙冤者，才深知政治运动的残酷；只有一位诗人才能以宽厚仁爱的胸怀对一个青年的命运倾注真诚的同情。

　　李辉：这批档案中相互揭发的材料比较多。当时你们是否每个人都有专案组，他们如何找你们谈话，你们如何写材料？相互之间允许通气吗？

　　杜高：对我的审查完全是按照"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模式进行的：首先是把我和几个交往亲密的朋友汪明、田庄、陶冶、蔡亮、罗坚等定为一个小集团，名称是"小家族"；接着确定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小集团，是受路翎指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组织；然后进一步查证这个小集团的成员都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

　　我们分别被隔离起来以后，和外界断了一切联系，更不可能互相通气了。我不能独自走出49号院，理发、洗澡都要经过领导批准，出门由小李跟着。我去理发，他坐在理发店门口，我去洗澡，他就站在澡堂门外，冬去春来，如影相随。这样过了一年多。经常审问我的人有赵寻、蓝光、李之华、范景宇等人，他们大约就是我的专案组了，还有一位李悦之，负责到各地进行外调。那一年，我处于极度的惊恐焦虑之中，也有过越墙逃跑和一死了之的念头。我虽然从幼年就崇拜共产党，把共产党人都看作我的亲人长辈，但那时是在解放前的"国统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队伍的内部斗争，更不能料到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政治运动竟是这样残酷。我每天不停地写交代材料，拼命回忆我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和与朋友们交往中的每一次谈话，我非但没想隐瞒什么，总怕自己写得不够详尽，我以为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就会证明我们确实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但是专案组每次来拿材料时，总是留下同样的一句话："老实点，你还有重大问题没交代。"我为此惊恐痛苦万分，但又确实想不出我还应该写什么。

　　李辉：隔离时间有多长？最后有没有结论？

　　杜高：我被隔离了一年四个月。运动后期，我实在没什么可交代了，专案组也不来管我了，我就在小屋里自学俄语，阅读俄文报刊。一直到1956年10月我才看到了肃反结论，恢复了人身自由。汪明、田庄、陶冶都先我恢复了工作。

　　李辉：今天再看各自的交代，你觉得是否符合事实？被逼迫的成份有多少？

　　杜高：我只举自己的一个例子。1955年夏天，运动到达高潮期。专案组四五个人每天轮番同我谈话，逼问我在解放前与中统有什么关系，我说没什么关系。我只听说过中统是特务，但实在搞不清中统是什么体系，什么性质。但专案组说，你既然在湖南日报工作，湖南日报是国民党省党部出钱办的，那你不是特务是什么？我反复解释，当时在国统区，许多报社里既有反动文人，也有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甚至有地下党员，还有许多人只不过是混碗饭吃，没什么政治背景，那时进人也不用严格审查，只要有熟人介绍，有一定文化，收入也不高。专案组的人很气愤，责骂我年纪轻轻却是一个反共老手。就这样连续几天的审讯，我疲困不堪，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实在想躺下休息，就说，我坦白，我参加了国民党。审讯者如获至宝，要我交代参加国民党的经过。我就信口编了一个故事，说一九四七年我到《湖南日报》去工作时，办公室有一个女人要我填了一张表，算我参加国民党了。档案材料里留下了这次审讯的记载。

　　对于我所说的参加国民党的经过，现在的人们一眼就可看出编得太荒诞，没有一点可信的细节。可我绝对没想到，这个交代后来成为"小家族"是一个反动组织的重要根据写进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给中央的正式报告，而更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就此没有了下文。

　　平心而论，与后来的反右、文革相比，这时的审查还是比较文明的，没有动武。但是它给人们心理的压力却难以承受。从档案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没有问话，时间标明"夜十二点"。这种审讯方式在田庄专案组的一份报告里也得到验证。这份报告说，经过"连续作战"，田庄终于交代了什么什么。所谓"连续作战"，就是审讯者不让你休息，不让你辩白，不说出他们需要的材料就不罢休。审讯者当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逼供信"，他们为了表示自己的顽强作战精神，为了说明审查对象的"顽固不化"，无意中把这种审讯方式也如实地记载了下来。所以，今天再看这些各自的交代，首先要了解这样一个背景。

　　李辉：我注意到关于"小家族"的档案中，有一些涉及到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它们起到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杜高：因为"小家族"确实没有什么阴谋活动、反动纲领，无论是别人揭发我，还是我揭发别人，一些政治性言论基本上还是属实的，只不过上纲上线地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歪曲了正确的认识，把真理诬为谬误，把活泼的思想看成反动。而那些下流言论的交代，不实或夸张的居多。政治上搞不垮，就要在生活上把你搞臭，道德败坏是最能激起人们义愤的。档案材料里现在还可以看到审讯者一再追问我是否和女同志发生过性关系，真是对人的侮辱。而我的朋友们，实在交代不出政治问题了，只好挖空心思把平时的一两句玩笑话当作污言秽语交代出来，比如在吴祖光家里看世界名画集被说成看"春宫图"，把《十日谈》里一些表现男女关系的语言也当作了我们的"痞话"。

　　当时我们是一群自命清高的文艺青年，我们渴望真诚纯洁的爱情，在生活上是严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小家族"的成员都是作风正派的。蔡亮和张自疑、田庄和陈敏凡等夫妇始终甘苦与共，忠贞不渝。我直到平反后年已五十才结婚，而汪明一生未近女色，孤身一人惨死于安徽劳改农场。

　　李辉：在《杜高同志的历史》这份档案中，你提供了不少历史证明人，其中有些人当时担任要职。但我注意到，这批档案中并没有他们的证明材料，这是为什么？

　　杜高：这也是我很奇怪的问题。解放前我才十几岁，搞清我的历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自从10岁在桂林参加新安旅行团，在国统区那样复杂的环境中，在战火纷飞的旧中国，我辗转流徙，但与不少地下党员以及著名的革命文化人士都有直接联系。审查我时，这些人都还活着，不可能不向他们调查我的历史情况，他们也一定会如实证明我从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但是存留下的档案里居然没有一份这样的材料。这至少说明，为了把一个人整成反革命，一切与这个目的相悖的材料都弃之不用。

　　李辉：也就是说外调材料也是有选择的。

　　杜高：我的父亲李仲融是在1925年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抗战爆发后，他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人之一，和田汉、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张曙等一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输送一些进步青年去延安。1938年长沙大火后，他和吕振羽、曹伯韩、张天翼等革命文化人士创办了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这个学院后来被誉为"南方的抗大"，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我在七八岁时就随父母生活在这个学院里，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1939年塘田讲学院被国民党强迫解散，我们一家到了桂林。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亲奉调去苏北新四军工作，把我留交新安旅行团学习。新旅被迫解散后，大一点的孩子转赴苏北根据地，我随母亲留在桂林上学，同时参加"新中国剧社"、"国防剧艺社"、广西艺术馆等团体的演出活动。我曾在熊佛西导演的《北京人》里演小柱儿，在田汉编剧、瞿白音导演的《秋声赋》里演擦皮鞋的流浪儿，在欧阳予倩导演的《旧家》里演一个孩子。我喜爱戏剧，在排戏的时候，我入迷地一边看熊佛西、欧阳予倩这些大戏剧家做示范动作，一边听他们讲戏剧的道理，这是我上的戏剧启蒙课。

　　我和我的哥哥都从小爱好写作，10岁那年我在福建的儿童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后来又在邵荃麟主编的《新道理》等刊物上发表习作。我梦想做一个作家。

　　1944年冬湘桂大撤退，母亲带着我们步行到了贵阳，我亲历了中国人民逃亡的悲苦，目睹了人流三千里的惨状。

　　我从十五六岁到十八九岁，凭着一个少年人顽强的生存能力，在旧社会度过了艰苦而动荡的最后三四年。我曾几次计划投奔解放区，都未能成功。如1947年父亲的朋友曹伯韩先生介绍我到香港去找廖沫沙先生转赴解放区，1948年我又同李金声（解放后上海广播合唱团指挥）等几个年轻朋友打算从上海转道苏北解放区，都因种种变故未能成功。

　　我的母亲听说我被审查之后，把我少年时代参加演出的戏剧说明书和在报上发表的习作的剪贴本都寄到北京，她认为从这些本本中可以了解我成长时期的思想倾向。母亲精心保存多年的这些本本交给专案组以后，就再没有归还给我了。

　　李辉：原来你的习作剪贴本是你母亲主动上交组织的。在这批档案中我只发现了一本。

　　杜高：李辉先生，在你寻找到的这批档案中，竟然还幸存了一本1946年我发表的习作的剪贴本，这使我惊喜万分。真感谢你把这样一个失而复得的纪念品送还给我。

　　这本用粗糙的毛边纸装订的文集，封面是我用毛笔写的《爝火集·杜高》，扉页上粘贴着一幅朋友为我作的图画，月光下一个青年弹着东不拉在高歌，标明"第四，1946.1.1",右下方是我用钢笔抄写的两句格言："我的笔就是我的武器－ M·高尔基。""带着希望的心，奔向前面闪动的爝火，因为那就是你的希望……－诃罗连科。""爝火"就是"小火"，我那时大概是把自己看作一颗小小的火苗。粘贴在本子上的剪报多为散文和戏剧评论、戏剧介绍，一个16岁的少年俨然以成人的口吻发表议论，虽然稚嫩，但充盈着真诚和激情。我今年已经70岁，重读一个少年向往自由民主的热情文字，回首在新中国度过的半世纪风雨岁月，真有难以表述的感慨。

　　李辉：你怎样看1946年你所写的《沉默的祈祷》？专案组似乎对它很重视。

　　杜高：不知是专案组的粗心大意还是有意为之，这个题目错了，我没有写过叫《沉默的祈祷》这样一篇文章。

　　1946年夏秋间，老作家蒋牧良先生在长沙《中央日报》编副刊。我和两位爱好写作的青年友人傅紫荻（解放后任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汤炜（解放后为湖南文联专业作家）常去看望蒋先生。我们除了向他请教文艺问题外，也听他谈论时局。八年抗战刚刚结束，老百姓渴望和平，而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内战即将全面爆发，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十分关注时局的变化。那时国民党号召全国民众为蒋介石60岁生日祝寿，而百姓反应冷淡。我们当作笑话谈论，蒋先生提议说，你们何必不就这个题目写一篇短文呢？讽刺一下也好嘛。

　　两天以后我便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沉默的纪念》，意思是尽管报纸上对蒋介石歌功颂德，老百姓沉默了。蒋牧良先生看了稿子后说：文字上要作些修改，不能太露骨，透出一点讽刺的意味大家就能懂得了。稿子发表出来后才知道蒋先生加上了许多称赞蒋介石的话，如"如椽的大笔"之类（这一类词句我当时还不会用），但最后还是点出了人民沉默着。

　　肃反审查我的时候，蒋牧良先生还在世，我相信他会如实地证明当时的情况，如果他否认这篇文章在发表前曾经过他修改处理，那么这样的材料不更可以证明我早就是一个反动分子了吗？但是很奇怪，档案里竟没有蒋先生的任何一份材料。

　　蒋牧良先生是三十年代左翼老作家，在湖南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文革期间去世。1995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抗战初期长沙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实录》，我从这本书里才知道蒋先生早在1938年4月在湖南文抗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我的父亲李仲融和文学史家谭丕模先生。

　　李辉：你的斗争大会是在哪里开的？多大规模？

　　杜高：肃反运动中我的斗争会是在剧协机关开的，参加的有剧协全体工作人员，青年艺术剧院的代表，从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文工团回来的一些人，中央美院蔡亮的同班同学，电影局田庄专案组的岳野、颜一烟，中央歌剧院罗坚专案组和文化部陶冶专案组的代表等。200多人的斗争会，紧张激烈，我由专案组范景宇带进会场，笔直地站着，回答愤怒的人们提出的一个个质问："胡风是怎样指使你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你和国民党是什么关系？"这样的斗争会开过两次。斗争会的主持者是当时剧协的副秘书长李超，他表情格外严肃，声色俱厉，斗争会结束前他用粗豪的嗓音命令："将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出会场！"

　　李超可以说是同我相识最早，最了解我的历史情况的老朋友。我们最初认识是在1944年西南剧展期间，他那时20多岁，我14岁。他当时是演剧四队副队长，他们在广西艺术馆剧场演出曹禺的《蜕变》。我那时也在艺术馆演戏，一天下午，他们加演田汉的独幕剧《父归》招待戏剧界朋友，我是在这时认识他的。不久后湘桂大撤退，我们都逃难到了贵阳，又相遇了。我常到四队的住处去，和他们有很亲密的友谊。抗战胜利后我回到长沙，四队也到长沙来演出，这时我和傅紫荻、汤炜常和四队的舒模（作曲家，《你这个坏东西》抗战歌曲《军民进行曲》的作者）、宋扬（作曲家，）、张客（著名导演）等艺术家交往，我们为四队的演出写了不少宣传文字。1948年初我到了衡阳《力报》，四队的队长魏曼青到衡阳来联系演出，就住在我的小阁楼上。我和他一起找剧场，为四队演出做准备工作。48年秋我到南京，路过汉口时又到了四队的驻地，这时四队的朋友悄悄告诉我李超已去北平，转赴解放区。解放后我们又在剧协相遇。可以说，李超对我在解放前后的政治倾向是很清楚的。

　　20多年后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李超也经过文革后出任文化部教育司司长。有一次我们谈起往事，他诚恳地向我道歉，他说："肃反时斗争你我也是不得已。"我当然能够谅解他。他后来也遭了大难。1964年他组织了一次戏剧界化装舞会，毛泽东就此严厉指责文联和各协会已沦为裴多菲俱乐部，他便成为这次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

　　李辉：我收集到一些围绕那次批示而开展的文艺整风的材料，其中有对田汉的批判会记录，李超的多次长篇检讨以及对他的批判会记录。看看你的档案，再看看他的材料，我想文艺界那种循环反复的批判的确令人感慨良多，甚至有些不寒而栗。我希望能有时间将它们整理出来。　

　　李辉：徐光霄对你的批示比较严厉，他当时是什么身份，是否主持你们的案件？该人后来的情况你了解吗？

　　杜高：你是指徐光霄在《杜高解放前后反革命罪行提要》这个材料上的批示吧？他的批示不只是"比较严厉"，而是要置我于死地。

　　徐光霄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负责领导肃反运动。我的专案组所做的一切，都是贯彻他的指示，实现他的意图。从这个材料和他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决心在肃反中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送去劳动改造。幸亏他的批示不知道被哪一个上级给否定了。但这个批示证明了，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不需要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一些掌握了政治权力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监狱。

　　徐光霄四十年代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他对当时国统区的情况不应当不了解，他当时用"戈矛"的笔名写过诗，还到过重庆育才学校，罗坚、陶冶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认识他，但他在肃反运动中对我和"小家族"表现了一种特殊的严厉。

　　从肃反运动到反右运动，文化部有三位副部长主持过与我有关的案件。除徐光霄以外，还有陈克寒和刘芝明。陈克寒是最早在《人民日报》点名批判我的一位领导人，那个份量是很重的。刘芝明是最后发表数万字的长文《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来结束对我们的这一场政治斗争的领导人。

　　但是这三位副部长都没有想到，几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也都厄运难逃，首当其冲地成了革命对象，那时我还在劳改农场赎罪。徐光霄关进了秦城监狱，陈克寒被逼跳楼致残，刘芝明被造反派当作"二流堂"、"小家族"的包庇者而遭受毒打，惨死于狱中。中国的政治运动就是这样地不可思议。粉碎"四人帮"后，我恢复工作不久，徐光霄、陈克寒相继病逝。据罗坚告诉我，八十年代初，他见到过徐光霄一次，徐的表情有些尴尬，问到了我们的情况，表示了歉意。

　　李辉：肃反运动结束时，你们结案没有？

　　杜高：前面说到的徐光霄批示的材料，后来没有成为肃反运动的结论。到1956年末，"小家族"一案才做结论，大意是它同胡风集团没有直接关系，是一群思想落后的青年的结合，受胡风思想影响，有言论上的错误等等。因此分别给予行政性的处分：我被降了二级，汪明、田庄、陶冶也降了级，罗坚调去贵州，蔡亮到了西安。

　　肃反总算结束，但更大的风暴反右运动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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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社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世纪中国》

http://www.cc.org.cn/　原上网日期 2001年0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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