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与《思痛录》

杨团

 转自2001/08/05光明日报网络版光明书评

　　我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鲜血、生命，更有泣血的灵魂！

　　１９９８年６月，我从美国归来。刚进家门，端端正正摆放在书桌正中的《思痛录》样书便跃入眼帘，心蓦地狂跳起来。啊，终于出版了我把这本薄薄的小书宝贝似地捧在胸前，眼前又浮现出病榻上的母亲紧抿着嘴唇，悲哀地望着这个世界的面容……母亲２０年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整整半个多世纪，母亲和她那一代人所付出的，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
　　

初识《思痛录》
　　《思痛录》在成书前有一段难忘的口述史。

　　那是“文革”中期的１９７３年，我刚从云南陇川农场转到张家口聚氯乙烯厂当仪表修理工。三年零七个月，我在远离北京的大西南，和在河南的父亲、湖北的母亲、北京的弟弟天各一方。自１９６６年父母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家被抄，东西砸烂了，房子没了，全家离散整整７年，到１９７３年才重新聚首，我怎能不格外珍惜这劫后余生的团聚。那时我常常在周六早晨上完２４小时连班，便搭上京沙线列车，颠簸六七个小时，赶回到北京永定门外沙子口那两间狭小简陋但是温暖的家。

　　真像母亲在《当代人的悲剧》中提到的，当时的我开始从自己和家庭的伤痛中走出来，弄了一脑子的问题。在外面不能问，只有回到家里问，有时想不通就和父母争辩。当时我最想不通的就是：毛主席不是一直说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那为什么还要把那么多好人都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右派搞多了还要摘帽，打了这么多走资派为什么七八年了还是这个样子？父母告诉我：１９４３年在延安就有过那么一次，毛主席说特务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怪。结果成千的忠实的共产党员都被打成特务。凡是从敌占区来又坐过敌人监狱的，无一例外都是敌人派进来的“红旗”特务。原来那时就有“打着红旗反红旗”一说。我听了还是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敌人越多党就越安全吗？”

　　记得有一次，不知我哪一句反驳的语言惹恼了母亲，她愤愤地在屋里来回踱步：“团团，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有一天我要被你出卖的。”这话一下子震惊了我，迄今我还记得她当时的表情，记得我那莫名的惊诧——我的妈妈竟会怀疑她的女儿会出卖她！自然，后来我就努力多听、多想、多问。我就是这样听到了所有后来被母亲写入《思痛录》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故事。故事越讲越长，从打“ＡＢ团”、延安审干开始，讲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延安的“轻骑兵”，解放后的肃反、打老虎、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包括大跃进中的荒唐和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等等。让我听了震惊甚至恐惧的还有斯大林的暴虐和苏共二十大，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斗争，以及中苏两党在整人上的惊人的一致和从建国前就存在着的种种矛盾。我的真正的大学是在那４年（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完成的。我至今怀念那４年白天盼着天黑，吃过晚饭就拉紧窗帘，关上大灯，一家人围坐在一盏台灯前，同志加亲人的热烈而又有点神秘的讨论。它真的使我受益一生。大约也就是从那时起，母亲萌生了要写一部书的念头。她当时常常对我讲，你们太幼稚了，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的多灾多难，交到你们这一代手里怎么得了。而父亲对母亲说：“这是我们的不对，是我们过去什么也不让他们知道。”其实，父亲早在“文革”初期就对我讲到过延安审干运动，告诉我他曾经被戴上特务帽子遭批斗的情景。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时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为抢“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头功，在关锋等人的授意下，在学部抛出了“批判《青春漫语》大毒草，揪出杨述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母亲当时在河南安阳搞四清。５月下旬的一天，我下学回家，父亲神色严峻地说：“你怎么才回来，我等你好久了。”然后他竹筒倒豆子，告诉我学部当天所发生的事情。我傻傻地看着他，怎么也不懂昨天还是老革命的爸爸，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反革命？父亲接下来的一段话却像刀刻一样铭记在我的心里。他说：“团团，现在我才知道自己错了。我以为解放了，一切都好了，你这一代再也没有苦难了。我只给你讲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不让你知道党犯过的错误，党内斗争很残酷、很坏的一面，其实我们这个党从来就不纯粹。你以为道路笔直，党是永远不会错的，跟着党走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果别人一句都批评不得，一点委屈都受不起，是我让你变得这么简单、幼稚，我怕你经不起今后的生活打击啊。”接着，父亲讲了１９４３年他在延安审干运动中的经历。他曾经被戴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一年多，其间向毛主席上书：“毛主席，我不是特务，请你派人彻查。”也未获结果。后来由彭真出面谈话才算摘帽平反。

　　我缩在宽大的藤椅上，两手抱着膝，睁大了眼睛听那可怕的一幕。我开始相信，这绝不是诳言，１９４３年共产党就能把才２０岁就毁家纾难，动员一家老小变卖家资、七八口人奔赴延安的爸爸打成特务，那么今天学部的事一定是真的了。我那幼稚的心里已经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大祸临头了。当时父亲在堂屋里走着走着，忽然指着头顶上的吊灯说：“那时候有一回挨斗，我突然想一拳头把屋里那盏吊灯砸烂，可是再一想，我一定不能动手，一定要忍住，不然，我就真的疯了。我是拼命抑制自己才没有变成疯子啊。”今天每当回忆起这一幕，我就禁不住双泪长流，因为随后不久在学校斗我这个未满１７岁的“校领导的红人”、“反工作组的黑崽子”时，我也曾有过与父亲一样的念头。我虽然挺过来了，但我亲爱的妈妈，却由于年轻时有过精神创伤（她的第一个爱人，清华同学孙世实在抗战时期牺牲了），１９６６年８月她从河南四清前线刚返回北京就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将”，不让回家被拉走批斗而精神失常。她患忧郁型精神分裂症整整３年，其中一年多完全不认得任何人，成天想自杀……

　　就在那一晚，父亲告诉我，这一次运动来势凶猛，估计比“延安抢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要我做好充分思想准备，他的问题至少要３年才能解决。结果，这一次竟拖了整整１２年半。到他拿到平反结论时，当年那个壮健的中年人已经变成说不出几句话也走不了几步路的奄奄一息的老人。

　　现在想来，父亲之所以在那一天夜里谈这么多，这么深，完全是出于对形势的估计。他惟恐第二天就会被关起来，来不及做任何解释。他惟恐他最宝贝最心爱的女儿会真的以为他是反革命。后来的事情证明，除了这一点他什么都可以忍受，所以，当时他几乎是当作遗言在讲。到了１９７３年全家重新聚首时，父亲讲述这一切已经没有了“文革”初年那悲壮到极点的气氛，可以理性地分析和探讨了，而我的认识仍然幼稚之极。也许正是从我那些幼稚的想法中，母亲和父亲痛切地感受到了“愚民教育”对年轻一代的危害。为了免除子孙后代因无知、盲从重蹈他们那一代的苦难，为了让普通老百姓了解和记住那一段痛彻心脾的历史，为了让后人在痛定思痛时，从史实中追索产生这种历史悲剧的真正根源，《思痛录》的整体构思在她的脑海里成形了。
　　母亲写《思痛录》
　　《思痛录》大约在什么时候开始动笔的？据我回忆，是在政治空气极端恶劣的那一段，即“四人帮”被粉碎之前，周总理逝世的前后。

　　当时母亲虽然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要领导，但是军宣队还在，她的日子并不好过。平日里工作很忙，又经常出差，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写作。偶尔写一点她也从来不收拾，草稿撒落在桌子上哪里都是，而且经常随便拾片纸就写，还特别爱用那种没有格子的最便宜的宣纸。可是，有一段我却发现她写东西有点不同往常。每逢吃饭，出门，她都要把刚写完的稿子放在书桌旁第二个抽屉里。有一次出于好奇，我伸手去抓那稿子，被她一把推开。问她写什么她也不说。记不得过了多久，我知道了这就是后来被收入《思痛录》第一篇的《抢救失足者》。

　　粉碎“四人帮”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向我公开了她的秘密。她要写一部长篇回忆录，从“抢救运动”开始，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她讲，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她１８岁参加共产党，现在已经６０多岁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可是，写出来却绝不可能发表。到这稿子真能发表的时候，国家就真的政治清明了。她还对我说：“我活着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写完了你一定要给我好好保存，等到真能发表的时候再拿出去。”这话她千叮咛万嘱咐了好多遍，直到我赌咒发誓才作罢。我于是明白，这稿子比她所有的作品，甚至所有的工作都更加要紧。

　　１９８６年初，已经６８岁的母亲离开工作岗位，开始了她的离休生活。每天忙忙碌碌的她突然一下子闲下来。似乎有些接受不了自己已退出社会主流生活的事实，整天还在盘算要到哪里出差，要做些什么事情。４月间的一天上午，当她在作协召开的一次文学作品评论会上发言，手伸向茶杯正要举起喝口水的当口，茶杯突然哗啦一声砸在桌上，她两眼一闭，人事不省了。等我赶到协和医院，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她已经被送入病房紧急抢救，仍然未醒过来，大夫诊断是脑溢血。她的出血部位是在左脑，ＣＴ片子上核桃大小的出血痕迹赫然可见。大夫后来告诉我，这个部位出血，况且又有这么大面积，一般情况下必死无疑，她能活下来，本身就是奇迹，而她居然恢复到能走路、说话，甚至还能写作，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医学上无法解释。如果要解释，只能说她是作家，终日用脑，所以大脑功能被破坏后的恢复和一般人不同。

　　当夜我一直守在她身旁，夜里１２点多钟，在药物的帮助下，她那顽强的生命终于苏醒过来了。她微微动了动眼皮，一定是听见了我在她耳边拼命地叫喊，她努力撑开眼睛，认出了我，艰难地翕动着嘴唇。我竭力分辨那模糊的发音，她是在说：“我完了，我不行了。”我一下子哭出来：“妈妈，你总算活过来了。”

　　３天后，当她完全清醒了，就立即开始了那顽强到残酷程度的自我训练。每日记着数，刻板地练习抬手、抬脚、握拳。为了能再继续持笔写作，她让我买来小学生用的格子本，说“我要从一年级上起”。她僵直的手指完全握不住笔，第一天练习可谓一笔上天、一笔入地。不过练习极为见效，那四个被她在封面上填上一至四年级的练习本，是她恢复书写能力的见证。第一页上满是歪歪曲曲的笔道，以后就像一两岁小孩画画，再以后就勉强可以辨认字形，最后的几页甚至可以看出一点昔日的笔体了。那本子上写满了唐诗宋词，而且居然一首都不重复。一个月后，她开始下地练习走路。三个月后，我们选择了北京郊区新开的一间民营康复院，把她搬了过去。入院的第一天，她就把所有的功能训练器械统统尝试了一遍。拄着拐杖在楼道内咚咚地急迫地走着，那情势好像她的心跟着拐杖把步子先于自己的脚迈出去了似的。她在这里一直住到冬天，直到因取暖设备差不宜再住才离开。后来，她写出反映她在康复院生活的散文——《病室众生相》。当我读到这篇散文时，真的大吃一惊，惊异劫后余生的母亲居然如此迅速地恢复了脑力。
　母亲的遗嘱
　　１９８６年深秋的一天，母亲从康复院回来（她在康复院时每逢假日我们都接她回家），坐在书桌旁对我讲：“我不行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完了。我要立遗嘱，你拿纸笔来给我记录。”她那时的身体状况比刚进康复院时差一些，又犯过一次病，使她几乎失去了恢复的信心。当时我知道她心里很难受，不愿这样委屈地活着，就与她乱开玩笑，怎么也不肯照她说的做。直到被她厉声呵斥才不得不拿出两片纸，一边听她讲话，一边打岔：“你就会杞人忧天，你命还长着哩。”我龙飞凤舞地把她的话记了下来，除了遵她之嘱给她念过一遍外，根本未交给她，自然更想不到要她签字。可是，人的一切有时的确是在冥冥之中被安排的。我怎能料到，我这玩笑似地记录下来的她的话，居然真的变成了她的遗嘱。她现在已经瘫痪到连舌头的肌肉都强直了，再也不能言语了，耳朵全聋了，身体也完全不能动了，只靠鼻饲维持着生命，但是眼睛依然清亮。每次见她，我只能从她悲哀的眼神里感到她的大脑还活着。她还在思想。

　　关于《思痛录》，遗嘱是这样记录的：“我的回忆录只差最后两章。我本来希望无论如何把最后两章完成，现在不行了。有一章在抽屉里未发。《山西文学》和《当代》（发的）散在外面，《新文学史料》有一章即登，纪念李兴华的插在中间，按时间排序，共十四章。还有两章纪念周扬，我对毛泽东的看法，住手写不出了。在黑柜子里有两个小口袋，一个手稿，一个抄稿，最后的几章未装在口袋里。”

　　从母亲立遗嘱那天起，原来由她自己承担的《思痛录》以及小说集、散文集的编辑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小说集和散文集收集完作品后，很快转到了出版社编辑手里，只有《思痛录》不可能给任何人编辑。我开始一遍遍地翻原稿，找出她未发表的文章，按时间排序并与她蹉商每一章的题目以及给全书命名。关于全书，她起过几个名字，我以为《思痛录》最好，最简洁，最能引起后代人痛彻的共鸣。所以在１９９７年当林文山同志托我告诉重病在床的母亲出版社希望改换书名时，我当即申明她不会同意。果然，母亲不但不同意，而且还说：“内容也一字不改，不出就不出吧。”

　　我当时从黑柜子的抽屉里翻出母亲说的那两个小口袋，里面放着《思痛录》中最珍贵的前８章，从《抢救失足者》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拾零》。这就是母亲从１９７６年就开始写起，大约在１９８３年基本完成的被她视为宝贝的８章。抄稿是我那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红卫兵打傻了，在野地里整整跑了两整天未归家的疯弟弟杨都都写的。当母亲病好了恢复工作以后，自感平生最内疚的一件事就是对不起弟弟。在遗嘱中“我身后的事”整个讲的是他。为了弟弟，母亲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迄今一想起来就令我既心酸又敬畏——我自知如果我是她，肯定做不到这些。她曾为了给弟弟补习初中课程——因为他只上到小学５年级“文革”就爆发了，之后得了精神病再也上不成学了，居然有一段时间每个星期天都跑到外交部街的小图书馆和东城区图书馆翻书、借书、备课，回来再讲给弟弟听。就这样母亲居然把历史、地理、数学、语文几门初中课程都给我这个傻弟弟补完了。而这一切，还都是在她离休前那繁忙的工作期间完成的，这需要多么博大的母爱和多么顽强的毅力啊。当弟弟抄稿时，我曾问过母亲，“这些稿子不能传出去，他要说出去怎么办？”母亲沉吟了一下说：“不会，他的脑子没有好使到那个程度。”的确，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对的。

　　编辑《思痛录》，我尤为认真。每一篇都读，有时会讲点感想给母亲。自我上大学后，母亲已经完全视我为朋友，除个别篇外，所有作品全向我开放，甚至在发表前专门听取我的意见。我戏谑地说：“我既是你的第一读者，又是你的业余编辑，你得给我发津贴呀！”《思痛录》现在出版的本子，除出版社认为非做不可的篇目删节和字句改动之外，保持了原样。

　　１９８２年夏天我刚大学毕业，孙友余同志要我向当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同志引见一机部派出的中国第一位留学哈佛的法学硕士。由此有了我和母亲与这位唐先生的交往。母亲后来帮助他解决了被人冤屈的事。这位唐先生告诉母亲和我，他在美国曾遇到很多位华裔美国教授。不少人是当年清华北大的学生。一位教授告诉他，他们当时在学校充其量只算二流的学生，真正一流的，在学校拔尖的全都投奔了共产党。而且当下点出几个人来，说是这些人如果来美国发展，那一定会有辉煌成就。唐先生走后，母亲和我谈了很久。她谈到她的父亲——我那曾经第一批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革命的外祖父。他坚持认为他的这个长女是栋梁之材，一定要送母亲赴美深造。这机会被母亲弃之如敝屣，她义无反顾奔向了延安。谈到我父亲在清华历史系读书时就立志写中国社会发展史，而且已经列了研究计划，写出了若干篇章，但为了跟随共产党抗日救国，他“已悔名山不朽业，志坚意决报邦家”；谈到他们的许多“一二·九”老同学，早年牺牲的黄诚、王文彬、纪毓秀，还有“文革”中被逼自杀的孙兰（韦毓梅）——那个被母亲称为“我们的阿平”的敌占区红衣女县长。最后母亲竟唱起了当年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与唐先生的谈话及母亲的感慨后来被添入了《抢救失足者》一章。

　　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青年时代的梦想，谁都希望成就一番事业，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痕迹。可是我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鲜血、生命，更有泣血的灵魂。母亲后来曾告诉我：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比起我的父母——这些后来经历了无数内心痛苦的幸存者，早年怀抱理想慷慨赴死的老同学才是真正幸福和幸运的。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全都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当她重温年轻时的理想，当她不能不承认后来牺牲一切所追随的，都与自己那时的理想相悖，怎能不追悔平生，痛彻骨髓呢？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母亲在给父亲的悼文《当代人的悲剧》中写道：“我哭，比年轻人失去爱人哭得更厉害，因为这不只是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更可伤痛的是他这一生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要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发生得这么多？人们常说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有一条沟，不能互相了解。我要哭着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老人，而且是老党员，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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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老照片》第１４辑，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６月版，定价：８.５０元。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３９号，２５０００１）

[跋] 2001年8月5日，我在光明日报网络版上读到了这篇文章，只觉得心血上涌，精神震撼。作者父母早年的遭遇我没有经历过，但我们的家世和后来的人生体验许多相同，都是到了五、六十岁才不惑，留下了多少遗憾！1956年作者的父母为答复我提出的当时最使青年困惑的问题，多钻研点业务就有带上“脱离政治”这顶帽子的危险，找我去深夜长谈，他们的文章是写出来了，然而随即在阶级斗争的旋风中飘逝。就是难忘的一件。（见难忘的遗憾）只可惜被耽误了。文革后，和赵之同志去贡院西街拜访过一次作者的母亲，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下班了久久未见回来，她那时正当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但总是不肯坐公家的车，走回来，她就是这样朴实无华地走过了自己的一生。

  但她并没有丢弃原来的理想，在劫后余生，体力衰弱的情况下，如杨圆所记述，下决心“要写一部长篇回忆录，从“抢救运动”开始，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她讲，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她１８岁参加共产党，现在已经６０多岁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可是，写出来却绝不可能发表。到这稿子真能发表的时候，国家就真的政治清明了。她还对我说：“我活着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写完了你一定要给我好好保存，等到真能发表的时候再拿出去。”这话她千叮咛万嘱咐了好多遍，直到我赌咒发誓才作罢。我于是明白，这稿子比她所有的作品，甚至所有的工作都更加要紧。”

  是的，历史是不能忘却的，历史是支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巨大精神力量，只可惜我们这里有的是健忘症的传统，以致历史的悲剧一再重演，很需要多有些《思痛录》这样的良药治一治。
  这篇文章原载2000年6月山东画报社出版的《老照片》第1４辑，这家出画报的出版社不简单，看得出他们是一家对历史负责的出版社，老叶（至善）送我一本他的《舒适的旧梦》也是他们出的。山东本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地方，看来确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春秋是否真的使乱臣贼子害怕，待考。而象《思痛录》这种能说明历史真相的著作，可以肯定是要使那些对历史、对这个民族有愧的人心惊肉跳的。所以作者的母亲估计她这本书当时不可能发表。现在我们不仅《思痛录》出版了，作者的这篇文章也发了出来，说明社会终究在进步。     ----陶世龙，2001/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