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四十而惑

第一节， 黎明的曙光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夜晚，我和二哥住在徐家汇的亭子间里听了一夜枪炮声难以入眠，知道解放军正在围攻上海！天才朦朦亮，曙光刚刚照清楚马路上的人影。我爬窗上向外一看，哎呀！来了！我惊喜地叫二哥快看，几个穿着绿军装的通讯兵正沿着马路跑步拉电线哩！军帽上没有青天白日徽，没错！是解放军，上海解放了！他们是从沪西先打进来的，天上有飞机轰鸣而过，跟着就是哒哒哒机枪扫射。还不能忙着出去，再等一会儿就行了！真是令人欣喜若狂啊！终于盼来黎明了！这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镜头。听说解放军为了保护上海不被炮火损毁，宁可用步枪拼搏战斗！进入市区后夜晚露宿街头，绝无一人进入商户人家。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啊！这样的党和军队人人都会信任放心的。我们很快聚会碰头后分别联系活动起来，没几天随军南下进入上海的薛葆鼎找我去见他。那是在外白渡桥的百老汇大厦，他穿着绿军装戴着绿军帽高兴地对我说；‘快来吧！现在要接管中纺公司的医院，我们这里祗有个文工团的会计，怎麽行呢？你去正合适。’他现在是刘少文同志领导下的上海军管会的华东工业部轻工业处军代表，白布袖标上有蓝色的军管会三个字。我立即换上军装，办了手续。先到食堂吃点饭再去吧，盛了碗饭一吃，是发霉的米煮的！军管会领导上发现仓库里有很多发了霉的米，决定洗乾净自己人吃。‘粒粒皆辛苦’工农子弟兵决不能糟蹋粮食！这是我解放后上的第一课。我的任务是接管中纺公司所属的两个职工医院，第一医院在沪西普陀路，以其为主。第二医院在沪东杨树浦，适当照管。直接领导我的是程振魁军代表, 他是上海的地下党，和薛葆鼎熟悉。我奉命以军事联络员的身份立即进驻纺建第一医院。纺织工业当时是上海最大的轻工业，约有二、三十家大工厂分布沪东和沪西，统归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管理。原老板是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总经理是他的亲信束云章，他们已逃往香港和台湾。纺织工人及其家属数十万人，两个医院的任务按说是很重的。但是当时两个医院才各有一百多张床，它祗能为上层职工服务？不过医护人员的月工薪很高，一年发二十个月的薪金，吸引了不少高明的医生来任职,有的还允许分出时间个人自己开业。有北京协和医院来的，有上海震旦、圣约翰医学院来的，有不少人留过学喝过洋水。护士中大医院或教会医院出来的也不少。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医学生胆敢接管？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麽？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似的。可是当时形势逼人！我自己心中祗想到革命要我干我就敢去。充满着青春热情，被压迫这麽久了难道还怕谁麽？上面有军代表领导，军代表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派来的，是代表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来为人民服务和建设新中国的。所以大家欢迎我们，坏人怕我们，我充满信心走进纺建医院的大门时自己才二十六岁。开始时我忙着和职工相识，听医生护士介绍医院工作情况。大家对第一医院院长程大明反应很大，说他专横贪赃欺压职工！说外科主任骆传荣医术高明经验丰富。我如实向程振魁同志会报，不久上级决定撤掉程院长改由骆医生任院长，命我兼院秘书。第二医院另派杜琴远同志担任军事联络员，也提该院群众拥护的外科主任陈恒义当院长。我就固定在一院工作不必两边跑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主席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消息传来，上海市一片欢腾！人民的胜利使许多人激动得哭了。我们组织队伍参加全市的庆祝游行，护士们穿着雪白的衣装像一群白色的和平鸽在缓缓行进，这是和平时代的黎明曙光啊！党中央派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志任上海市长，南京路上驻扎着解放军第八连。地痞流氓消声蹑迹了，西装革履珠光宝气的老爷太太们都换上蓝布制服穿着。打人骂人的声音听不着了，大老板小老板见人更是点头哈腰地说好话？商店夥计们、工厂的男女工人们神采奕奕地挺起胸膛来了！大人和小孩都会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这是人民群众的真心的爱戴和拥护之声，党的威望无以伦比！我记得镇压反革命的那天夜里，警车的呼啸声多麽令人激动！据说一晚上把那些骑在人民头上，血债累累的青红帮头子，反革命特务和把头恶棍都抓起来了！该坐牢的坐牢，枪毙的枪毙。欠人民的血债应该偿还！这是老天爷对坏人的报应！蒋介石杀了那麽多共产党人和无辜老百姓，双手沾满鲜血，让他跑了。对不住先烈啊！当时的解放军官兵都是供给制。夏天两套单军服，冬天一套棉军装。一月四元零用钱，鞋袜毛巾肥皂自己买。医院食堂供伙食，吃得很好。自己思想上祗想着革命工作，根本没考虑生活问题和休息？每天总是那麽忙，那麽愉快！我好久没回去看大家了。有一天接家里电话找我，说快回来三哥、三嫂和大哥都到上海了！等我赶到大表姐家时，热烈的见面高潮已过，正在谈分别八年中的艰辛往事呢。我看他们风尘扑扑，饱经风霜的面庞是比以往老练健壮得多，红润的笑脸洋溢着重逢的喜悦！他们对我的现状也很感满意。大哥于皖南事变后去桂林转香港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抗日斗争，在盐城、阜宁地区当过区委书记，带领队伍反击日寇的扫荡战争，枪杀过还乡团的汉奸地主和狗腿子！有一次，日本骑兵突然袭来，他和几个同志措手不及，恐寡不敌众祗好躲进一个土坑，上面拉些稻草掩盖。偏偏日本骑兵在土坑旁边歇了下来？那些马吃起稻草来了！大哥心想这回可要精忠报国吧？正准备拉手榴弹时，日本兵却吹哨集合向前奔驰而去。又是一场大难不死！妈妈说阎王老爷不会发通行证给李家兄弟的，不然到阴曹地府闹革命也怪麻烦？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大哥说在山东时吃的‘叩头饼’大家不明白？原来是山东的大饼又大又硬，用嘴咬住还得连头使劲一拉才能撕下来！军民抢修堤坝时日夜都是睡在草地上的。相比起来我们现在的条件优越多了！三哥从台湾完成任务后先回到北平参加地下党的活动，然后又上了解放区，他也到苏北新四军和大哥一起搞文化工作。三嫂原是助产士，经培训后就当医生了。她在解放区时生下侄儿小宝，现在还抱在手上呢。大哥在苏北、山东的华中建设大学、华东大学任教务长，仍是老本行的青年教育工作。这回南下他到上海看看，三哥先去接管一个劳动印刷厂。我知道他俩很快会调北京青年团中央工作，所以就请领导上给了我一套纺建医院的职工家属宿舍，把妈妈和姐姐接过来一块住了。那是院内的日本式小楼，上下两层，有煤气，真是方便极了。不久，妹妹也调到上海的粮食公司工作，她的男朋友名叫黄授之，是民主建国会主席黄炎培的亲侄儿。他陪妹妹来看望妈妈和我，我们非常高兴。但是我还顾不上自己找女朋友的事呢！

第二节，纺织管理局第一医院

   中纺公司很快就改建为华东纺织工业管理局了，纺建一院也就改称纺管局第一医院。纺管局在南京路上的金门饭店办公，这座豪华的大洋楼有八、九层高，旁边是二十四层更高的紫红色的国际饭店。过去祗让达官贵人进出的高楼大厦如今我们可以自由进出，确实令人有扬眉吐气之感！但是，胜利是很容易使人骄傲的，吹捧会让你晕头转向！我当时明明是个毫无医院业务和政治工作经验的新兵，可是医院里有些人总是‘李代表！李代表！’地叫我指导？称赞我‘少年老成，很有经验！’我自己呢？实际上是怀着对革命的忠诚和热情，而且是对医疗护理工作有着极大的兴趣和学习的愿望在工作。虽然我日夜都在门诊病房中转游，和医护员工打成一片，也了解很多职工和病人的情况。但我并没有掌握着他们的思想动态，更缺乏怎样引导大家办好新型的为人民服务的医院的实践经验。我把很多时间花费在随同病房巡诊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和参加一些外科手术。门诊收治的阑尾炎、疝气、宫外孕及其它需要做腹部手术的病人是很多的，外科的骆院长、瞿医生和妇产科的吴医生都乐意让我参加他们做手术，我没想过这样自己将承担甚麽责任？不过，这些医生技术高明，没有出过意外！但它还是使我常常忘了自己对医院全局的工作责任和任务？并且不知不觉地我在向他们学习中过分的信任和听从其意见而不是自己应当领导他们了？由于我的上级对医外行，许多事情基本上尊重我们的意见。所以头两年医院祗是在原有的工作基础上比较认真负责地开展日常门诊和病房的医疗业务。我不懂也没有考虑过改造旧医院的问题，更没有想到大家还需要进行思想改造？医院里存在的阴暗面和有些职工的旧意识坏思想隐藏起来而我并不察觉。我很尊重医护人员，尤其是几位高级的各科主任医师。因此大家对我也很友好，说我平易近人，能体谅和关心职工。他们常邀我一块聚谈娱乐，像吃茶点喝咖啡或者一道看场戏，上谁家里玩玩，我都觉得很自然也很高兴。总之，自己当时没有以领导者自居，还不太理解接管和领导者的任务，或许这也正是当时有些人欢迎我的缘故？当时骆院长、瞿医生、吴医生和五官科的许炜昕主任等人都是有自己的诊所的，骆等还有自己的汽车和别墅。我又介绍六表姐夫陈彦裕医生来当内科主任。他是留美的医学博士，工作认真负责，谦虚谨慎，很受大家的欢迎。各科的医生技术上都很强，像上医来的儿科金炜英医师、外科刘克己医师和妇产科陈婉贞医师等皆是能独挡一面的。化验室、手术室、放射科和口腔科的设备齐全。一切按正规医院的管理和操作进行和运转，我没有想到有甚麽要改革的？自己学都还学不完呢！我想到的祗是应当更多地为纺织工人看好病，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纺管局党组织让我在医院负责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有一部分要求进步的护士和工友参加团了，但没有医生，因为他们年龄大。我还没入党，医院里一个党员也没有。说实在的，自己当时祗有对革命的信任和热情，缺乏对党组织的认识和理解，更谈不上对阶级斗争和党内生活的实践经验了。纺管局一院当时祗有一百多张病床，所以两层楼的病房和门诊比较宽畅，多数是两人一间的小病房，还有一片草地花园供病人散散步。我工作劳累一天后，和团里几个年青的护士在花园里休息聊天十分愉快！年青人的恋情很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中萌芽！团的组织委员是邹玫，我为她对病人和同志的真诚关心和无私奉献触动了心弦，两人的感情逐渐加深了。

第三节，北京之行

  一九五零年的冬天，在北京的哥哥来信说他们为姐姐要了一个初生的婴儿，因为姐姐未曾生育，很想有个孩子。我正想看看新中国的首都呢！便请了假坐火车北上为姐姐领孩子来了。到北京时正是数九寒天，但是严冬的冰雪可挡不住年青人火热的激情！几天内我一个人第一次跑遍了北京城，那时古老的城墙和城楼都还在，天安门前还有朱红色的三座门，古色古香的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矗立路口。有轨电车当当当地行驶在不宽的长安街上，天桥有耍把式和弹唱的。东安市场和隆福寺里琳琅满目的古玩杂品、风味小吃爆肚豆汁炒肝糖葫芦都很诱人尝鲜！故宫和天安门城楼开放让人随便参观，北海、颐和园冰封雪未消我也逛了个够！大哥担任团中央出版委员会的主任，住在王府井南口的一栋四层楼房内（就是现在东方广场的所在地，旧楼早已拆掉。）他睡一张大木板床，铺着薄薄的褥子，叫我同他一道住在这间连带办公的房子里。我心里还是很佩服这种老八路作风的！婴儿是到铁路医院产科去领，三嫂黄曼玲在这里工作。其父是一位火车司机，母亲生下这第十一个男孩，实在养不起了请三嫂帮助送人抚养。我去领的那天特别冷，零下十七度！用毯子严严实实地把婴儿裹好坐着三轮车回来后，怎麽不哭没有声音了？哎呀！冻坏了？赶快送到东单三条儿童医院，果然，放在暖气上烤了半天，哇一声孩子活过来了！南方人真不知道北国寒冷的厉害。我的假期不多，赶紧买张软卧车票把孩子放在身边，用滴管喂他奶吃。尿布湿了便扔车窗外！抵达上海后赶回医院请儿科金医生一检查，还是得了肺炎！放婴儿室里救治好几天才缓过来。现在想想自己也真是胆大冒失！总算孩子命大，加入了我们家庭的行列。姐姐和姐夫当然非常高兴！我呢？至今对这个外甥的感情也是很深的。从北京回来后我见纺管局领导上比以往重视医院了，局里成立了卫生科加强对医院和各厂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我经常到科里开会并且去各个纺织厂了解工人的劳动和健康情况。那时的棉纺、织布、印染等车间夏季高温是非常严重的！纺织女工中暑晕倒的很多，妇科病也不少。但我们当时还不太懂劳动卫生和降温防暑措施？祗从各厂医务所的急救治疗上想办法，加强医院和他们的联系。我的注意力仍然不能不放在病房的病人和医疗业务上。付局长陈易同志的爱人病了来住院、汪道涵同志的爱人戴锡可患了肾盂肾炎也来住院，她被剧烈的发冷发烧折磨得太痛苦了！哭着问我和骆院长说是不是自己快死了？才解放就病死怎叫人甘心哪！那时抗生素还是很希罕的东西，我们好不容易弄到两瓶金霉素，总算控制住病情了。瞿秋白的爱人杨芝华同志也常来看牙，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不久，纺织工会的工会主席汤桂芬和陈少敏等领导同志上医院来了解工作，问了不少问题和情况。她们都是上海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称赞我是个好青年，但是看来医院现状还不能满足广大纺织工人的需要，应当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才行？于是过些时，医院和卫生科都划归劳动处管了，局里派方振远同志当处长。他是一位四方面军的长征干部，气派很大？薛葆鼎说他是那种‘共产党打天下坐江山’的典型工农干部，注意别得罪他！人家对地下党和知识分子怎麽看还不知道呢？我当时并不理解也不在意，自己一心为革命为病人总没错吧？他的爱人张霞也是个长征干部，人很好但患有很多种病常来就诊。这些都是艰苦的革命生涯造成的，我应当更加关心地帮助她们治好病才是呀。

第四节， 欢乐中的隐隐雷声

  纺管局派来三位从山东南下的工农干部到医院工作，其中一位姓孙的是党员，也担任军事联络员。可是他们都不太懂医院业务，工作插不上手？大家客客气气地叫他孙代表却不怎麽愿意搭理他，我也不知道该怎麽办？不久，局里把他们调到第二医院去任职。另派了一位钱代表，是个老一点的工农党员干部，浙江人，比较熟悉上海的情况，曾在部队担任过卫生队长，和我相处得还不错。但是，我开始感到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和技术干部有些距离，是互相看不起还是信不过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我并没有认真去想这些问题，因为自己开始谈恋爱了！恋爱往往使人沉醉在温柔细语和月夜清风之中。上海虽然是个喧闹的城市，但恋人们总能找到适宜的去处！静静的衡山路，公园里绿阴下某个幽静的角落，电影院或者音乐会的灯影下乐声中都会令人忘却身外的世界。那时文艺界开始批判“武训传”，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传说业主们白天敲锣打鼓欢迎工作队，晚上回家和妻儿老小抱头痛哭？我不太相信也没有注意。因为我和邹玫决定结婚了，我和她穿着蓝布制服，各人胸口上插上一朵粉红色的康乃馨花，请陈彦裕医生做介绍人，一起到结婚登记处办了手续。回到家里向妈妈说“我俩是夫妻了！让我们上杭州结婚吧”。妈妈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还有甚麽不可以的呢？一九五一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我和邹玫乘火车到杭州的西湖边找个旅馆住下了。我二十八岁，她比我大一岁。十五的月亮分外圆，挂在金秋的蓝天上。月光清澈如水，照在我俩幸福的面庞上。西子湖上波光如银，秋风吹来浓郁的桂花香味！我感到自己仿佛真地长大成人了。今后不再是一个人的生活而是俩人同甘苦共命运的人生道路正等着我们去走？我们跨过断桥，从白堤乘一叶小舟穿绕三潭映月游向苏堤，堤上绿柳成荫莺歌婉啭，愉快的心情会使人感觉美景更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和邹玫结婚至今已经整整四十四年了！人生旅途上一道走过来的路已何止千里？但是那几天的情景在记忆中还是那麽清晰，在湖边玩汽枪打靶游戏我打中好多点，楼外楼的西湖醋鱼和茶叶炒鸡蛋真好吃。十几二十年后我又曾多次到过楼外楼，楼已翻修得富丽堂皇，可是再也吃不出当时的美妙滋味？我们从涌金门走到古老的市街，看见一家保安堂中药铺，想起长久流传民间的白娘子的故事，为甚麽人人都同情白蛇精和小青蛇呢？那是因为它有纯真的爱情，有着对善良者的爱心和反抗邪恶的勇敢精神，这是长存人间最珍贵的情意啊！回到上海后，因要腾出院内的房屋给护士做宿舍，我家搬到对马路的楼房二楼上住。在美心酒家请了两家的亲人会会亲，邹玫的小姑妈送来两只红木箱和几床红绿缎被子作嫁妆。我当时是一无所有，可自己却觉得甚麽都有了！不久，邹玫被调到纺管局

卫生科工作。遂后参加机关组织的土改队赴皖北农村搞了三个月的土地改革，组织上颇赞赏我新婚期间支持她的行动。我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送给党支部，但自己并不懂得经常要找组织上汇报思想情况和不断争取的道理？我仿佛觉得自己思想感情上就是个党员了？组织上入党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自己政治上还是多麽幼稚？这时，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团员中的护士赵榴贞考上北京协和医院卫生专业学习去了，方月云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医疗队。全市的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完成后，党中央提出必须荡涤清除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泥浊水，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意识对广大干部和职工的侵蚀。毛主席警告共产党员进城后要警惕自己勿被糖衣炮弹所打中。果然，党内中、高层干部中出现了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分子！工商业发生了把供应人民志愿军的军需物资材料也偷工减料的奸商不法行为，激起人民群众极大的愤怒！于是，党中央决定枪决刘、张二犯后，大张旗鼓地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是我首次遇到和参加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一点经验也没有。纺管局派方振远处长抓医院的运动，他调来一个叫吕敏的女同志参加领导工作。这是一位拿着小本记事随时向领导上会报的小人物，我觉得自己清白无瑕胸怀坦荡对她掉以轻心，却不知会因此而吃了大亏！当上级要医院领导上先自我检查以发动群众时，有一天晚上在院长办公室里，我、骆院长和吕敏三人议论怎麽做检查才好？我说自己没有甚麽贪污浪费问题，官僚主义嘛？好些事也都是向领导上请示会报过的。检查甚麽呢？我得好好想一想。没想到这下可不得了啦！过两天后，突然贴出一张布告，内容是李霖同志拒绝自我检查，阻碍运动开展，应予撤职审查。我都搞糊涂了？自己也没有拒绝检查呀？祗是不知道该检查甚麽才好嘛！但是，已经没法办了，组织上既作出决定，还有甚麽说的！我想自己就等着审查吧，看能查出甚麽问题？大约两三星期后，领导上找我谈话说，你虽然没有甚麽事，但是，这麽大的一场群众运动刚开始，当领导的不带头做检查是不应该的，你现在先参加三反的打虎队吧。我心中对这样的处理不服，可是也祗能听从安排了。当时我还是书生气十足的青年知识分子，自然没有想到党里也会有某些人为了一定的目的，牺牲他人甚至用冤屈坑害的手段行事？我不知道

吕敏或方振远是怎麽会报具体问题的？也不明白纺管局领导上为何这样来打开运动的局面和对待一个年青干部？自己甚麽也不说了，走着瞧吧。方振远又派来一两个党员干部参加医院三反运动的领导，发动职工人人揭发问题。看起来群众运动真有它的威力和作用，虽然不太讲道理，却能把不少坏人坏事挖出来。药房有个药剂师用维生素B代替冒充几种药物，收费处人员做假账贪污公款，工友的领班凭手中的一点职权就敢奸污纯朴的女临时工人！医院里一桩桩肮赃事被揭露出来了，这不正是自己的官僚主义麽？工商业展开了“五反”运动，社会上揭发出更多的行贿受贿贪污浪费的案例。我从心里拥护搞这个运动，拥护打击这些坏人坏事！但是另一方面，当我参加那些斗争会，尤其是无辜受审挨整的人那种冤屈可怜的样子！比如把领导药房的医务主任宋医生当做大老虎来打，全是主观臆测想当然的事情？许多人撕破脸皮凶像毕露地漫骂追问，真令人看不下去！这那是实事求是的作风？分明在哗众取宠或另有企图？但我当时的处境又能说甚麽呢！听说社会上不少人被打老虎而跳楼自杀，也有服毒身亡妻离子散的。很多人心惊肉跳不敢说甚麽了？现在想来用群众运动的方法代替应该由法治解决的问题弊多利少，不是治理国家的正确办法。这个道理，我们经过了多少年、损失了多少干部人材和人民的信任、接受了多少惨痛的教训才明白过来的？令人不堪回首啊！当时我的感受还不深刻，祗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自己不想再干下去了。因为纺管局的领导像副局长陈易等人后来在运动中也是一个一个地被打下去或者靠边站，人事管理上乱得很？我想自己还是回到临床上当我的医生吧！上海我也不想呆下去了，上北京去！哥哥他们都在北京，我下决心全家北上，妈妈和邹玫都同意了。于是我一方面和北京连系，一方面向纺管局打了辞职报告。纺管局正乱着一下就同意了，也没办甚麽手续，说我自己找到新工作后再来转档案材料吧。我祗向几个亲友和薛葆鼎告辞一下，他们都说“走吧，有些事是说不清楚的！”。姐姐和姐夫带着孩子搬到银行分给她的宿舍住，在南京西路石门二路口的一座高楼内，她们一直住到现在。

第五节  当医生的路子怎麽走？

   一九五二年的春天，我和妈妈先把家搬到了北京，在东四礼士胡同租了一个四合院的三间南房住下了。这里是老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院子很大，有棵紫丁香树下面还有小假山和大金鱼缸。房东老太太一个人住在宽阔的北房里。门窗格子糊着白色的窗纸，很敞亮又不透风。烧煤球炉子做饭并取暖，请了一个老褓姆帮工。我通过大哥找人介绍到北大医学院的内科进修，从实习医生的工作做起，补学应受的临床基本训练。我一清早乘公共汽车上班，为自己分管的病人查体写病历，量血压，验血验尿，静脉注射，脊髓穿刺，忙得不亦乐乎并不觉累！自己的操作技术逐渐熟练了。科主任和教授巡诊时，跟在一大堆医生后面注意听讲。这和在上海纺织医院时的光景可完全两样了，自己祗是一名最起码的医生而已！思想感情上的落差难免有所触动？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这里的急重病人很多，医院有一整套的诊断治疗常规和办法，是丰富的临床经验总结，值得好好学习大有用处。病种很多又能见到不少的危重病情，对提高扩大自己的临床知识收获很大。不久，邹玫从上海调到北医来了，就分配在内科病房做护理工作，她一贯勤勤恳恳颇得大家的好评。我们俩一方面认真工作，一方面适应着北方乾燥的气候和风沙尘土，冬天穿上厚厚的棉袄棉裤，三九天下大雪还得加上羊皮大衣。那时好像比现在冷得多？乾冷乾冷的，春天鼻粘膜常会出血，过好几年才习惯下来。一九五三年六月，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是个小男孩，大哥帮着为他起名叫晓明。刚满月邹玫就高高兴兴地抱他回了一趟无锡娘家，可是孩子老哭个不停？发现是腹股沟疝气，于是满六个月后就在北医小儿外科动手术治好了。我这时还是名进修生，每月仅有四十元津贴，邹玫的工资也有限，经济问题提上日程了。不过让我开始不安心的问题是自己这一年每天白日黑夜地和病人打交道，总是无穷无尽的疼痛愁苦和担忧害怕缠绕着你，难得听见欢笑热闹的场面。正赶那时北医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运动开展了，眼看平日受人尊敬的几个老教授无可奈何地或言不由衷地低着头做自我检查，令人感到不平也不是滋味？看来钻在临床医学圈子里还是有其局限性，我怎样能进一步打开自己的眼界呢？很凑巧，有一次我随大哥上刘彬同志家里去玩，他当时是中央钢铁工业局的局长，听我说在北医进修即将期满了，他立即动员我支援重工业建设上石景山钢铁厂医院工作？我一想，钢铁工业这可是建设新中国的主力军啊！马上表示同意。他便写封信给石钢医院的院长戎自清同志让我找他去要人办调转手续。北医原想把我留下的，但我去意坚决也就同意了。内科有位谢大夫对我说“给我两倍的工资我也不会去的！”。我当时不太理解他为甚麽这样考虑？无非是贪图安逸吧？

   我怀着参加新中国钢铁工业建设的激动心情来到石景山钢铁厂医院，它就在厂中心的五一广场旁边，西面不多远是百余米高的石景山。原来也是京西的一个景点，但驻有高射炮部队不让人上去。医院当时也祗有二百张病床，医护人员水平差多了！解放前留任的几个老军医，祗有护士长是正式护士。院长戎自清是晋察冀边区山西五台人，从小参加八路军搞卫生工作，白求恩大夫办医疗学习班时他是最后一期的学员，能做腹部外科的手术。他是个精明强干的工农出身的技术人员，求知欲很强，到北医学习过。他对我的来到十分欢迎，很重用也很照顾。让我当主治医生管内科病房并参加医务处的工作。在繁忙的临床医疗工作之外，我开始了解咱们国家的冶金工业是怎麽起步的？那时的石景山钢铁厂实际上祗能生产铁，一高炉炼龙烟铁矿的赤铁矿，炉体和铁厂到处都呈土红色，石钢工人当时有红人及黄人黑人白人之称！黄人是一焦炉黄烟薰的，黑人是从煤厂出来的，白人则是搞石灰活的。焦化厂的空气中扬溢着二氧化硫和萘的臭味，炼铁炼焦和烧结车间的高温比纺织厂可要厉害得多了！四、五十度的现场气温算不了甚麽，炉前的辐射热若不穿戴防护服令人受不住，到处还飘浮着烟灰和尘土。北方的钢铁工人老师傅一个个傻大黑粗敦厚朴实的样子，对比上海纺织厂清秀灵巧的纺织姑娘可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了！那时从石钢厂进城祗有沙土马路，每礼拜天开一次班车，我一星期才回一次家。难怪有些人不愿意来厂矿工作？但是，我们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建设新中国，不是就得从这里做起麽？自己既下了决心便无反悔，心想我一要在医院里好好为钢铁工人治病，二要学习劳动卫生研究改善环境中尘毒危害的问题。我找到一本翻译过来的苏联的劳动卫生学认真地学起来了，世界上祗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真正的为工人阶级服务的预防医学呀？大家都在诚心诚意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至于艰难困苦又算得了甚麽呢？咱们是干革命的人嘛。保护好工人大军的身体健康就是参加了新中国的生产建设。这种思想认识从精神上一直支持和鼓舞着我始终在冶金工业工作到如今，回想起来心中确不后悔，而且深深感到这正是自己一生工作的最大的安慰之一！医学上强调防胜于治，不从病因找根源，病是治不好也治不完的。这个道理我也是从这里得到启示和进一步的认识，不把工厂的尘毒治理好工人的气管炎、尘肺病和贫血症治得好治得完吗？这可比蹲在大医院的病房门诊中看看病要开阔眼界和体会深入得许多！当时我住单人宿舍，在医院食堂吃饭，临时有事要回家骑上自行车跑一、两个小时也不觉得累？正是年青力壮的好年华啊！不久，大哥结婚了。大嫂时宜很年青，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学生兼团支部书记，大哥在该院教政治课时冯法祀给介绍的。大哥婚后把母亲和我们接到南小街小椿树胡同的一个大四合院里与二伯母一家住在一起。曾是知府独女的二伯母由于当律师的二伯父早年病逝，在北京带着八个子女生活上真不容易！四哥李度最大，是燕京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但他于‘一二·九’运动前后便奔赴晋察冀解放区参加八路军的抗日斗争，并改名张方到敌后根据地搞军工生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试验制造出火药和枪炮弹供应前方战士杀敌。在一次试验中四哥竞把右手的三个指头都被炸断了！七姐李瑜原是‘民先’队员而由于四哥出走，她也和我二哥一样祗好找个职业帮着二伯母担负起养家活口的责任。七哥远去两广谋生，其余几个弟妹读书工作也很艰难。他们家和我们家的境遇何其相似！如今解放了，四哥参加解放天津的战斗后进入和平解放的北平，回到了家。我看见他时是在大佛寺他自己和四嫂刘云住的机关宿舍里，听说他于刚解放时当过华北钢铁公司的党代表。九姐夫陈雷曾是石景山钢铁厂的军代表，不知何时何故厂的中心试验室发生起火的事故，他被调回重工业部工作。以后一直是冶金工业部的计划司司长。四哥为他的几个妹妹都找的老革命同志当妹夫，七姐夫还是个长征干部呢。我们两家人生活来往在一起，是十分愉快和热闹的。

    一九五四年中央钢铁工业管理局成立安全卫生处，调戎自清同志当处长。他把我和邹玫都调到了卫生处，让我担任劳动卫生科的科长，领着四、五个卫生人员开展工作。领导机关的任务是要了解全局掌握政策和指导工作的，我对劳动卫生和职业病防治工作还是刚刚起步，应该自己先学好再教别人嘛。于是我到鞍山钢铁公司的劳动卫生研究所参观学习了一段时间。这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劳动卫生和职业病防治机构，工作也刚起步。我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和概念后，便下厂矿摸索实践经验去了。我首先去的是河北省宣化市的龙烟铁矿，离张家口不远。这里盛产甜美的长形碧绿的奶油葡萄，好吃极了!日军侵占华北时在矿区大肆掠夺铁矿石，奸淫烧杀，激起矿工和民众奋起抗争，所以这里又是一个老游击区的战场。山岭起伏，内外长城环绕群山南北。我到矿山后第一次下矿井就是由一位老游击队员，现在的矿工会主席领我下井的。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是个高个儿黑红肤色的壮实汉子，约五十开外年纪。他大概对我这个医生能主动要下矿井亲眼看看矿工的劳动情况很感兴趣，也想试试我？领着我下深井，爬斜井，跑了好几个掌子面。那时的矿井设备还很简陋，凿岩机轰鸣，烟尘迷漫，赤铁矿里的泥水浆和直不起腰的斜井可把我淋湿累坏了！自己真正体会到矿工们是多麽辛苦地在劳动啊！坐上罐笼出井口后，他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说“你们能够这样深入地来了解情况就对了，我们很欢迎！相信你能帮助矿工改善劳动环境。”，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教育自己和鞭策我们的工作啊！矿区医院不大技术水平有限，连矽肺病人有多少心中还没个数呢？我建议应该大力推广湿式凿岩以减少尘害，并在井口建一座日光浴室，让矿工一出井就沐浴，然后用紫外线灯照一照，矿长很赞成，答应照办。回北京时我搭乘两个矿长去宣化开会的吉普车奔驰在黄土公路上，黄昏的红色落日掩映在口外天空的尘沙云雾中，雄伟的内外长城蜿延无边！他俩人谈着往日打游击的故事，我心中想的是怎样在厂矿中开展劳动卫生工作？今后自己当医生的路子该怎麽走？不久，处里医疗预防科的陈科长和戎处长有分歧闹矛盾调走了，让我代管工作。重工业部卫生处布置所属各厂矿的医院推行保护性医疗制度。这也是学习苏联的经验，是以巴甫洛夫医学理论为指导思想的诊治医疗办法。我很赞成积极推行，先上大冶钢厂试点。我同科里的两个女大学生坐火车经武汉到达长江边上黄石市，据说对江不远有三国时火烧赤壁战场的遗址。大冶钢厂就在黄石，是清末李鸿章搞洋务运动时张之侗建起来的汉冶萍煤铁公司所属的老厂子，厂内花园里立着张之侗的石雕像。炼钢主要是老式的平炉，也有不多的小转炉和电炉。武汉地区本是长江流域三大火坑之一，夏季气温常常高达38～4o摄氏度！钢厂工人在劳动时中暑晕倒的很多很多。有时整个班组的工人全倒下了，会被迫停止生产！看来冶金工业劳动卫生当务之急的任务就是降温防暑，保护工人身体健康，保证生产。于是我请钢厂的卫生科戴科长上医院推行保护性医疗制度，自己找到武汉医学院的卫生系教授商量研究对策？当时条件是很差的，没有力量改造厂房或设备，但我们想了很多土办法，如采用喷水雾的风扇降温，在厂房屋顶上装水管喷水，称之为‘人工雨’，改善厂房门窗和天窗的通风，并且组织合理的轮流换班上岗制度以保护工人的体力和保证休息与睡眠，供应充分的含盐清凉饮料等一系列措施。果然大大降低了中暑的发生率！它使我体会到开展劳动卫生的意义并增强了信心，觉得这是当医生为工业建设和工人阶级服务的更积极主动的方向。至于保护性医疗制度嘛，终究是一种比较被动的办法。有了病当然要想方设法把它医治好，但更重要的是不让大家生病呀！

第六节， 五十年代的好光景

    大冶钢厂的工作结束后，我顺道去武汉办理母亲让我到汉阳把寄葬那里的父亲骸骨捡回，打算今后送回家乡安葬。我找到在市立第三医院的同学翦凝坚，他与涂炳英结婚毕业后在这里当医生。老翦帮我在武昌买了一只小棺材，约好两个老师父准备工具挖坟。于是我们先上坟地找墓客联系，墓客原是一位解放前的保甲长，但已病故，由他的儿子接手管理这一片坟场。可是现在这个人竟是个劳改犯？我好不容易见着了他，他向我说；“千万别挖了！日本人早年就在这里修公路，所有的坟墓被铲平毁光了。我老爹生前怕墓主以后来找麻烦，便尽量照原样在地面堆上土立上墓碑。如今若挖下去却不知究竟是谁家的人？有人没人都不敢说？”。我一听祗得作罢了！和老翦一块上坟地一看，可不是？墓周围没有树木，石碑上父亲和我们四兄弟两姐妹的名子仍在！我向父亲碑前烧了香行过礼，祝愿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看到新中国已经建立，可以含笑安息了。我第一次登上武昌蛇山上的黄鹤楼，老的黄鹤楼楼高约三、四层，雕栏飞檐，显得古旧却很壮观！长江大桥刚刚开始筹建，远望江边的鹦鹉洲和汉阳的龟山郁郁葱葱青绿一片，滔滔江水烟波浩渺，真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多麽美妙的诗句和应时的情景！我回京后向妈妈叙述事没办成的情由，大哥劝慰了一番，以后妈妈也不再提它了。大哥这时已经担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党组书记兼总编辑，和妈妈及大家都迁到西总布胡同的大四合院机关宿舍住了，请了褓姆帮工，生活的条件越来越好。五十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和三、五反运动及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很快，绝大多数人心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正气抬头，邪气消匿。盗匪贼偷流氓娼妓没有了，物价平稳供应充足，治安良好,真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感！虽说大家穿的是蓝布制服，住的是按照各家人口分配的平房宿舍，楼房还很少。月工资从几十元到二、三百元，由于东西便宜生活很好过。我和邹玫两人的工资合计一、二百元，是一般干部的生活水平。我们先住到东总布胡同的大牌坊钢铁局职工宿舍，两间小平房。以后又迁至南小街前拐棒胡同的职工宿舍，虽然是座老房子但房间大多了。请一个褓姆帮工并照看小明，每日米面鱼肉蛋菜奶不缺，几个人上饭馆吃一餐也花不了几个钱。业余的文娱活动多半是看看电影或上公园玩玩，那时门票五分钱电影票两三毛钱。大家平日难得做件新衣服或买个大件自行车，床柜桌椅全是公家供给,革命年代的勤俭朴素作风和供给制思想仍有很大的影响.在计划经济的思想指导下，一切都由国家给安排好了，个人不用担心吃不饱饭。等级差别有一些，但贫富悬殊不大。人和人之间没甚麽利害冲突或算计攀比，每个人在这个国家大机器的运转中（或者说在这个革命大家庭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和待遇。当时心中考虑的是怎样为新中国工作，怎样为革命事业作贡献？大家关心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前景！中国人民被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了一百多年，被腐败的清朝政府、军阀官僚和解放以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残酷统治无情剥削了几十年！如今在共产党领导下翻了身当家做主人，人人平等官兵一样，有甚麽不满意的？‘大锅饭’很好吃嘛！我记得这几年日子过得十分愉快。春天和邹玫在北海的碧波上荡浆嬉游，微风吹拂着嫩绿的柳丝。夏日清晨和大哥、法祀到颐和园后山的小溪河中划船，绿荫蔽日岸边静悄悄祗听见鸟语蝉鸣。秋深我们上香山碧云寺，爬到顶峰纵览西山的满山红叶，大哥给大家照了很多像，可惜当时祗有黑白摄影留念。冬末白雪皑皑，就快过年了。二哥从上海调京在出版总署工作，不久就结婚了，二嫂王慧民是搞俄文翻译的。妹妹和黄授之已经来北京，俩人一道上外贸学院的德语系学习，不久也结了婚。到春节时我们的年过得好热闹啊！妈妈已经年逾花甲两鬓银丝，仍然面容红润笑逐颜开，你看，四兄弟四个儿媳，两姐妹两个女婿（可惜姐姐和姐夫还在上海）加上孙女小兰孙儿小宝和小明，一张大桌子满满坐十四个人！香喷喷的大沙锅里煮着家乡的蛋饺和燕皮馄沌，红糟腌的五花肉，红糟煮的大鲤鱼，还有福州特产的油煎红糖年糕。妈妈在时我们才能吃着地道的家乡味！有一次大哥得个机会带我上中南海的怀仁堂参加欢迎金日成将军访问的文艺招待晚会，节目精彩极了！周总理陪着金日成走进会场时，我远远望过去他们矫健的身影和风采至今难忘！名作家茅盾、丁玲、艾青等人都在座，名演员裘盛荣的清唱和叶盛章与李少春合演的‘三岔口’动人心魄！以后我真很少看到这麽好的戏了。那时妈妈和二伯母两人都爱看京戏，我常陪老人上吉祥戏院或长安戏院听张君秋、梅葆玖的戏。有时也能遇着程砚秋或荀慧生的戏，还看过一次梅兰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演出，好是很好，究竟人老体胖形象差多了！我欣赏京剧的兴趣全是妈妈培养起来的。五五年一月二十日晓光在北京中直第六医院出生，我第二天清早去看望邹玫的时候，到婴儿室隔着玻璃窗看他，小家伙额头大鼻子大，阳光正照着小脸对我笑！所以我给他起名就叫晓光吧，希望孩子今后的前途和祖国的前途一样光明！谁知没过一年，五五年底十二月十九日邹玫又怀孕临产了，还是在六院产科住院生的。记得那天后半夜三、四点钟护士给我打来电话说“已经生了！”我赶紧问“男孩女孩？”电话里护士笑了，说道“是一个女孩，高兴麽？”我可真的高兴极了！天才朦朦亮就赶去医院看望母女二人，邹玫正抱着婴儿，她那麽温顺地睡在妈妈怀中，一声也不哭。我感到十分幸福！就叫她小玫吧，大玫和小玫都会给我带来幸福，像玫瑰花一般的爱心和幸福！不是这样的吗？我的小家庭有五口人了，褓姆潘妈还带着她的小女儿毛毛上工，她是安徽人很能干。但是三个孩子也真够邹玫辛苦的，不像小明还吃了半年母亲的奶，而今一点奶水也没有了！小光小玫都是吃牛奶长大的。一到两、三岁入托的年龄，小兄妹三人便先后送去日托或全托。卫生部、冶金部的托儿所都送过。一到下班时间或每逢周末我或她赶紧去接回家和子女焦急盼望的心情至今还是令人记忆犹深！我出差的机会比较多，邹玫有时一个人抱个小的牵个大的，星期天还带孩子上中山公园为他们照像和玩耍。当母亲的精神一代代何其相似！孩子们长大后还能记得麽？我这时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本小册子题名“和青年工人谈谈安全与卫生”，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和有关知识作为科普宣传读物，大哥十分支持，由青年出版社印售了数千本。如今，我仅存有一本留念。当时先后出版二次给了我好几百元的稿费，经济上不无小补。我还做了一身藏青色的呢制服，穿上就像个大干部似的！三哥这时是青年出版社出版部的经理，他和三嫂原住东单大方家胡同，后来和妹妹妹夫一块住到栖凤楼的一座中式小楼，楼上楼下分居也很合适。五六年前后三哥调去长春汽车制造厂工作一段时间，又返回建筑工业部出版社任职，三嫂黄曼玲到兴城的铁路疗养院工作。妹妹和授之已在外贸部的进出口公司工作，开始出国出差了。我在钢铁局卫生处的工作和表现都很好，党组织于五六年七月十三日批准吸收我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党中央当时正要求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我在处里颇受重用。在肃反运动中，处长书记等人忙着搞运动，让我在处里负责抓业务。正好我也不太喜欢参加那些斗争会，有的会一开一个通宵！挨斗的死不承认，斗的人用疲劳战术也弄不出个结果？好在肃反是肃清一些历史反革命，对像不多，运动很快就过去了。

第七节， 反右风暴

    一九五六年中央冶金工业部成立了，钢铁、有色、化工和建材四个管理局撤消。我被调到部安全技术监察局的卫生处工作，这时医疗预防管理已经归地方统一领导,我们的卫生处祗管工业卫生，分工厂和矿山两个科.让我担任矿山科科长,邹玫调去中央卫生部医政司的农村处工作。我知道矿山劳动卫生的主要问题是尘害和矽肺病，而且有色金属的矿山最为严重。于是我邀约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的杜成宪、李海东二位医师同赴江西和湖南两省冶金部所属的钨矿考察矽肺病。我们一行三人先在赣南的几个钨矿跑了约两个月，正是春天三、四月份，坐着汽车沿公路长途跋涉，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远远望去像是片片红云附着在绿色的山岗上！赣江滔滔的江波上白帆点点，古朴的吉安和赣州市街，婉啭动听灵活多姿的赣南采茶舞，还有那又辣又味美的小炒鱼就饭吃！我们的差旅生活虽然辛苦却很愉快。穿过于都、宁都和瑞金这些往日老区苏维埃政权所在地的小城镇，到西华山钨矿、下垅钨矿、画眉坳钨矿和盘古山钨矿深入调查研究。发现矽尘危害太惊人了！钨矿矿岩皆是石英岩，含二氧化矽高达百分之八十上下。在矿井里常常能捡着大大小小的水晶石，就是纯石英～百分之百的二氧化矽。那时不少矿还是用凿岩机乾打眼，矽尘烟雾被矿工们大量吸入肺中，产生了很多矽肺病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盘古山钨矿医院抢救急性矽肺病人陆阿狗的情景！他才二十六岁，是个劳动模范，凿岩打眼仅六个月，便得矽肺病气喘窒息而死。死后解剖取出双肺一看，布满一粒粒沙石般的大小矽结节。我们的矿领导和职工当时都不懂矽肺是怎麽一回事呢？回想起来自己下决心要搞职业病防治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们给矿里的职工和领导同志开会上课，讲矽尘和矽肺病的危害性，指出它们严重影响工人健康和生产任务的完成。要求一定要搞好防尘工作，包括改善矿井通风、湿式凿岩、戴防尘口罩等等措施。每到一个矿李海东医师都下矿井测矿尘浓度，我们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有力地说服矿里重视搞好防尘和矽肺病防治工作，为我国冶金工业的现代化进程在工业卫生方面开了个好头。然后我们从江西转向湖南省考查，选择了湘西金矿和锡矿山锑矿。前者产金和白钨，后者矿史悠久矿岩相似。三个人乘火车再换长途汽车过长沙经常德奔向湘西，那里丛山峻岭正是有名的武陵源地区。当时交通十分不便，张家界景点尚未开发，唯一的一条公路两旁大片大片碧绿的水稻迎风摆动，茅屋谷场边猪仔鸡鸭成群。丰富的物资运不出来，东西便宜极了！我们路过‘桃花源’，是一个大山洞但洞口封着人进不去。如今可不是寻找世外桃源的年头了，还是自己奋斗创造现实的‘桃花源’吧！到了矿山下井一看，也是乾打眼的掌子面居多，矽尘浓度很高。由于产金，矿工出井口都得搜身检查。听说采矿工人有时真的会碰着金块，必须上缴。我们向矿领导交代清楚防尘防矽肺病的问题后，就匆匆乘汽车赶到新化县的锡矿山矿。这个矿有调查资料，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四七年的五十年间竟有九万多名矿工死于矽肺病，矿里流传着很多悲惨的故事。比如一个寡妇先后嫁过三个丈夫，每个丈夫都是死于矽肺病！有的祖孙三代人先后都死于矽肺病。乡亲们提起可怕的‘烟子病’既恐惧又悲哀！我们怎样才能把咱们的工人兄弟从职业病的魔掌中解救出来？这不正是当医生和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麽！我这一生先后有十几年的时间投身在冶金工业,为上百万的接尘职工和十一、二万的矽肺病人做防治工作，也可以说是没有虚度年华吧！在锡矿山我们初步总结了冶金工业的矽肺病严重情况,探讨矿山的防尘措施，打算回部后与工厂科一道建立冶金工业的防尘工作制度,要求全面贯彻执行，为防尘八字方针“风、水、密、护、革、管、教、查”打了一定的基础。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在衡阳车站等火车返京时，突然发现好久未看的报纸上登有两大新闻，一是北京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开展，罗隆基、章伯均等都是大右派。二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宣布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都是反党集团分子。自己心中画上了个大问号，这可能吗？这麽著名的苏共领袖会反党，赫鲁晓夫搞甚麽名堂？我们匆匆回到了北京，当时鸣放阶段已过。本来是党中央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许多人真的就提了不少意见，说了些不满意的话。怎麽一下子变成‘引蛇出洞’阶级敌人乘机向党进攻了？我接受在上海遇到的教训没敢作声，好在我一直出差在外，甚麽也没有鸣放。我向处里会报三个月来在江西湖南调查矿山防尘和矽肺病的情况后，处长对工作表示满意.但对我说要注意参加反右斗争。我可没想到过几天李家兄弟竟出了大事！首先是几天后人民日报登出青年出版社的李庚是个大右派！怎麽回事？报上说他给中宣部陆定一部长写信反对现行的出版政策，建议应该开放一些。（这有甚麽错？）说他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自己可真的不信,我才不信他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接着，听说三哥也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因为开始整风时他给领导上写了一张‘迎风户不开’的大字报。有色局以前的卫生科长林海华由于说句‘中南海应当开放做公园’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各单位的右派分子不断增加？以后说是要控制占有百分数之多少？莫明其妙，我想自己真要小心翼翼才是。但是，客观事情的变化往往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二哥、妹妹于事变后比较注意相互间的往来言行，我呢，总得去看妈妈呀！妈妈她却不明白这是怎麽回事？在家里见大哥冤屈难过的样子，大嫂和他争执不休。老人家焦急地对我说“你们兄弟得劝劝他呀！别气坏了身体。”我正好前几天在党支部听传达，说是右派分子分四类，像罗隆基、章伯均之流是一类，就是最严重恶毒攻击党的。我私下劝大哥说“我不相信你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党内传达过就是右派也分为四类呢！你又没像罗、章那样攻击共产党专政？事情以后总会搞清楚的。”这麽一说不要紧，大哥那时也是气糊涂了？有一次和大嫂争吵中竟说出“右派还分四类呢，我又不是一类！”大嫂当时是个年青的新党员，斗争中正强调共产党员要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她一捉摸，你怎麽会知道党内传达？准是李霖讲的,泄漏党内机密。她为表明自己立场坚定，竟写信给冶金部安全局党支部告发我这桩事。真是幼稚而无情！我至今也没能理解这类行为，一家人为甚麽不当面说？幸好安全局局长支部书记许兴同志是个正直的长征老干部，副书记余忠也是个坐过牢经过磨难的老干部，他们慎重研究后，认为我是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年青人，并非反党右派分子。和我认真的谈话，问我究竟怎麽回事？我把自己思想如实相告，我说自己对苏共的问题和哥哥的问题想不通？他们教育我说“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中，态度立场一定要鲜明，划清界限，自己要很好做自我检查。”我在支部会上做了检查，支部决定延长我的党员预备期一年，没有给我戴右派帽子，我有运气遇着好人而幸免于难。以后大哥对我说“你别怪时宜吧！她也是年轻不懂事，没有政治经验。”我表示理解，仍如一家人相处。但是往后自己因此而受到的株连却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三哥被打成右派后，我与他没有甚麽往来，多半是二哥在关心照应他。实际上他那个单位太过分了，三哥脾气不太好，和一位姓杨的社长一直闹意见关系紧张，这下可有挨整的机会了。三哥被作为劳教的右派弄到河北茶碇农场劳动，二哥送别他的时候，三哥流下了泪！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如今已经过去快四十年了，据说当时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多数是知识分子，而且很多人是敢想敢说很能干的人才）约有五、六十万之多！尽管以后发现扩大化的问题，陆陆续续摘帽平反。但是无端冤屈了这麽多人，伤了人的心，失去人对党的信任！这种思想感情上的损失是难以挽回的啊！三哥在农场劳动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听说让他们到河滩上割芦苇，芦叶利如刀，收工时人人遍体鳞伤！和他一道去农场劳动的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姚平（他是现在知名舞蹈家姚珠珠的亲生父亲）因为身体不好，就病死在那里了。我想，四二年延安整风时斗争听说也是十分激烈的。郑代巩讲不清（人家不信）自己被捕后如何逃脱出来奔赴延安的问题而上吊身亡，那是战争时期可以理解。方璞德同志（也是南京学联的老战友）在整风中受审，说是就关在一个小窑洞里腰都伸不直！运动后毛主席曾经代表党中央向被错误审查斗争的同志陪礼道歉？现在咱们自己掌权的和平时期，对自己人何况还是一道革命一道建设新中国的同志如此对待，令人难以理解，无法赞同！可是，没想到我对政治斗争的理解还差得好远好远咧！这些还祗是大风大浪前的风暴啊？这场风暴恰好先对着我们刮来，把我们这些幼稚的知识分子吹得东倒西歪，头都抬不起来了！

第八节  下乡下厂和劳动锻炼

    反右运动后期，大哥的干部级别从九级降到十七级，安排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三哥在河北茶碇农场劳动。冶金部和其它机关单位一样，组织干部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认为像我这样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尤其运动中有‘错误’的，更应早点下去锻炼从而提高思想觉悟？我二话没说‘自动报名’，参加了部里五八年初去河南郑州庙李乡的劳动锻炼大队，安全局连我共有五个干部成立一个小组，组长熊大茂，分派在宋岩村和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安全局的副局长副书记余忠同志也下放在我们这个劳动中队任副队长。

    郑州地处中原是河南首府，全国铁路干线陇海、平汉路的交汇枢纽。中华汉族自古繁衍生息在中原大地上，民风敦厚朴实、勤劳耐苦。我们亲身一接触农村的老乡就有深切的体会，能明显地感觉出城乡差别，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差异。开始每个人分别派住一个农户家中，同吃同劳动。我住的这家户主叫朱可福，他家有人在城里打工，生活条件算比较好的。在院内厢房搭张床我睡，朱大娘知道我是个医生（农民对医生可尊崇了），她们也不明白为甚麽要让医生来干农活？经常做绿豆面条煮给我吃，平日三餐吃的是红薯或黑面馍馍。组里有的人住户里家穷，却不少吃糠粮野菜的！朱可福带我一道上工，总让我干点轻活，他说“你们那里干得动！为甚麽不去干自己的本行？”他看我是个好人，有时也能说几句心里的话“唉！咱老百姓是草，谁来都能踩。”“平日里三餐能吃上白馍，就算是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了！”当时河南农村已经合作化，分大队小队管理农业生产，产量低生活很苦。宋岩小队种的是大片麦田，也种点西瓜、西红柿等瓜果蔬菜。村头田边榆柳树木甚多，我初次上麦田里撒粪肥，用铁锹挖田埂放水都还行。但一开挖鱼塘刨地推独轮车就对付不了啦！体力顶不住了，老乡过来帮忙说“拿笔的书生那干得了这行档，你还是替我们看看病吧？”村里要我看病的人多起来了，队里给五十块钱叫我买些常用药和针管行医。因为是多数老乡的要求，领导上同意我一边劳动一边行医，好在我自己带有血压表和听筒，便当起赤脚医生来了！在乡村看病很有意思，老乡们平日很少吃药，一吃就灵。不像城里有些老病号天天吃药，药都不起甚麽作用？有一次我为老牛倌治‘瘩背疮’，杯口大的一个溃疡面已两三个月了，老头就这麽挺着！我每天用药水为他清洗时，几只牛都伸着牛头睁大牛眼睛瞧着我？他很快就好了。老乡对待牲口和爱护人一样的，牛生了‘臌眼病’、猪不吃食了？都找我治，我就用消炎药给它吃，吃不了换大针头注射，居然也能见效！我有点小名气了，外村也有病人找上门。记得有天夜里，十一、二点时分有外村老乡敲门，说他家老人心脏病发作，求我一定要去救治。我答应了，带上出诊包随他而行，穿过麦田绕过荒地约摸三、四里地就看见邻村的灯光了，月色明亮。我进屋后他家人一定要医生喝一大碗白糖水煮的四个荷包鸡蛋，这是敬意，吃了病家才放心！我随风依俗不推辞了，仔细检查老人的心脏病症，开方给药嘱付清楚，我看他家人少老人还得照顾，就不要他们再送我回去了。我诊病后心情很愉快，回去的路上望着四周乡村的夜景美得很！远处树影村落黑黝黝的，田里蛙唱虫鸣，不时有夜乌子呀地一声飞了过去。忽然，天上一片乌云遮住月光，我的手电筒电也快没了，看不清道路，我走着走着怎麽走进一处地方全是坟墓？绕来绕去的走不出一条路来？左看是座坟，右看又是座坟，哎呀！是老百姓说的‘鬼打墙’麽？深更半夜就我一个人！不由自主地神经紧张起来了，自己定定神，学医的还能信鬼？趁云缝漏出一缕月光时辨清方向看见回村的路了，赶紧上路不知不觉两腿就跑了起来！身后风吹树叶响，就像有甚麽东西在追似的？大概害怕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吧！这次经历我老是忘不了。我渐渐习惯劳动行医的生活，和老乡们的关系很融洽。但是，它并没有给我思想上对反右斗争的冲击解决甚麽问题。春暖花开了，柳丝吐绿，桃李争艳。我干完活坐在田埂上望着天空飘过去的浮云，不由自主地吟出一首诗“宋岩桃李争春早，感时凝思望柳梢，天清风凉云飞散，尚祈雨露滋青苗。”题名曰“感时”，我写家信时寄给二哥看看，他回信说“有点诗味”！我很高兴，竟开始学着做起诗来了。又做了两首，一首是“田边”“朝露如银珠，湿我旧衣履，祗待旭阳升，化为烟和雾。”另外一首是“思归”“宋村日暮噪归鸦，信步榆柳月初斜，牛犊不解人间事，耕罢唯愿早还家。”。诗为心之声，看来劳动锻炼并没有真的‘提高’我在反右方面的的思想觉悟？思想这东西嘛，祗有认识清楚事情的道理后才能提高的。自己的提高是深入地实际地了解农村和农民的劳动。

    不幸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接踵而来！刚反过右，左的思潮高涨，心里不同意也没谁敢吭声。庙李乡开了改建人民公社的动员大会，各村要挖多少个鱼塘，要办多少个食堂，集中调派各村的劳动力和车辆，力争亩产达到多少斤？这些数字我一点也记不得了。美妙的想法应该说动机是好的，但是与农村的实际和农民的思想意识差距太远了！老乡们挺有意思，夜晚开会讨论，点着煤油灯，一个个蹲在昏暗的墙角打磕睡。队长哇啦哇啦讲了半天大声问道“行不行？”大夥揉揉眼睛答声“中”（就是同意的意思）！因为是大跃进，甚麽苦干三天，苦战七昼夜，大战十个通宵？我跟着大夥稀里糊涂地也对付过来了！反正困得不行时溜下来躲在甚麽地方躺一会儿也没关系，或者说声“我去看一下病人吧？”不少人正愿意找我看‘病伤’缓口气呢！到了真的要收铁锅办食堂，牵牲口拉车辆时，争执却十分激烈起来！不过，不让下放干部参与这些事，领导上也有分歧。原安全局副局长余忠是个敢说话的人，大概是他忍不住了？说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还写首打油诗讥讽吃糠咽菜啃黑馍的现状，那能这麽搞下去？好家伙！立即把他打成个右派分子，而且放到我们小组来劳动改造。他的年龄较大，让他和我上瓜田种西瓜，管管西红柿。真有点戏剧性！他笑着和我说“你大概能理解我吧？”我笑笑，说甚麽呢？还是不说的为好！他也明白。我俩种瓜种得很有劲，老瓜农教我们辨别生熟瓜、甜不甜？渴了就剖一个瓜分分吃，又鲜又甜的河南瓜，好吃极了！公社化以后，我们不分住各农户了，集中住队会计家院内的一间屋里，睡大土炕，墙角常爬出蝎子！鸡鸣上工，干一阵回来吃早饭，多半是红薯。然后上工到晌午，喝南瓜汤就黑馍。午休后再干到日落，还是南瓜汤和馍。余忠和刘永昌肚子大，大家尽量让他俩多吃一些。这样的腻味日子不知不觉又过了几个月，秋天来了，忽然接上级通知，劳动锻炼结束，下放干部全部调回北京听从分配。整整八个月了！又回到熟悉的北京。这几个月够邹玫一个人辛苦的！操持家务抚育孩子还得上班工作。大哥也下放河北兴国县劳动一段时间，家被迁到宽街一个大院宿舍的两间小屋里住，妈妈为帮着照顾小兰小婴又过起含辛茹苦的日子。我常去看望，有一次小婴出麻疹发烧很高，她白天黑夜用温凉水换着湿毛巾拭敷退烧，喂汤药她吃。妈妈对第三代的关心疼爱比第二代更深！我不久就分配工作了，当然部里留不下，分我到机动司二处工作。这实际上是个部机关筹建的一个直属工厂，它可以为部里方便服务和安排一部分编外的干部或职工家属就业，厂址先设在和平里地区。厂长任海珊是东北林场调来的干部，副厂长耿田是个女的，是部机关党委记的爱人，河北老区阜平县抗日战争前期的女党员，五十多岁了。他们对我不错，让我当行政科长兼管医务工作。还为我向部里要了这安定门宿舍八栋三零四号的两间房，我从五九年搬进来住，至今渡过三十六个年头！人事沧桑，却不管怎麽变化，总是‘安定’在这座五三年盖起来的红砖三层楼房上！我对它也有了感情，最近房改卖房，虽然旧了还是买下吧！是老窝也好，是文物也好，他总是陪着我看过自己这一家生生死死离合悲欢的变迁呀！有甚麽值不值得？我初上任，就赶上那次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又是一场主观愿望加不懂科学的群众运动，也是宁左勿右随风驶舵的可悲产物！冶金部设备司和二处的干部居然也在和平里的空场地上，安了几个小转炉，热火朝天地炼起拉来的破铜烂铁？比农民大炼钢铁更不可原谅！前者是不知而为之，后者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薛葆鼎那时本是国家计委重工业局局长，他在会上提出“全民炼钢炼出的都是些豆腐渣子！”立即被贬去化工部当科长。无知的领导，错误的政策，盲目的运动！这些是谁的责任？误国误民！检讨过吗？我经过不少风浪了，还是干自己该干的事吧！我为一些因炼钢而烫伤的干部急救治疗，颇得好评。二处不久就改称为冶金地质机修厂，厂房建在和平里北面邻近地毯厂的一片空地上。是一个一千余名职工的中小规模的企业，因为直属部里管，条件优越。不但设备多，调来干部及老工人不少，还从福建前线接得几百名年青的转业军人，生产很快就搞起来了。我并不熟悉行政事务，由一位陈科长负责总务，自己精力还是放在医务工作上，很快便组建一个五、六个人的小医务所。我是看病的主力，有三个转业的卫生员和一个护士帮着看门诊打打针处置外伤。其中有一个叫林文标的是名党员，据说当过军医助理还会针灸，比较得力。我把妈妈接到我家里住，老人家心里承受的痛苦太重了！她无法理解的事很多，对敌人的压迫我们敢斗，但如今是自己人把亲人当作敌人打？你又没法革自己人的命！冤曲向谁诉？靠着倔强乐观的性格她默默地过日子，不再上街看戏了。烦闷时老用扑克牌过五关，通关后才露丝笑容。安定门宿舍房屋是砖木结构木地板，当时暖气不太热，厨房灶台还是烧的蜂窝煤。入冬后我在她住的屋里加一个煤炉子取暖。北面的窗户对着二十三栋楼，那时是幼儿园，小光小玫天天送去日托，妈妈在窗口看孩子们嬉戏玩耍可以看上好半天。我请了一个褓姆帮工，她人很好个子很高，孩子们都叫她高大娘。我们全住在这两间屋里，当时怎麽住下的我都不记得了！那时院里树木很多，杨树串得比楼都高，绿荫蔽日，没有现在那麽多的违章建筑破坏环境。大院门口有一片小树林，对马路没有多少房子，下坡是护城河，岸边草不少，春天可以挑满一小筐的荠菜，炒菜下面顶好吃。安定门和西边德胜门的城墙城楼都还在，传说古时候皇帝起兵打仗，大军必须从德胜门出征，胜利班师回朝就要进安定门了。我在厂里努力工作，和老工人转业军人逐渐熟悉有了感情，谁受点外伤或是家里老人小孩病了，我都及时诊治，治不了的送第六医院或其他医院解决。厂长耿田很信任我，她是那种文化虽不高革命工作和党内斗争经验却很丰富的工农老干部。有病听医生的话，能尊重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但也有权力和地位的优越感。她与任厂长和计划科戴科长发生意见分歧，不知怎麽弄的这二人不久全被调离了？人事科长赵文英也是一个类型的农村妇女干部，拉了一帮军工事事与耿顶撞，部里又调来一个杨荫南书记，爱人张葳，任党支部的组织部长。由于我常为耿厂长看病，往她家走动较多，她们可能怀疑我是被其拉拢的干部？常有些风言风语我并不去理会。不多久，这个小单位的党内斗争（也许是部里斗争的延伸？实质都是权力之争？）就惹到我身上了。耿田对我说，食堂等单位有贪污问题，总支决定成立检查小组清查，并说问题可能牵涉杨、赵等人？由她任组长，让我当副组长深入查清情况。我既是行政科长又是检查组的副组长，无法推辞。便认真地从食堂着手清查账目收集反应，查了一段时间发现工作人员多吃多占是有的，管理员钱物管理有些问题？不过问题往上追查证据不足。耿田听会报时捕风捉影乱怀疑？不断影射攻击杨、赵等人，我看她意图不明不白？就表示自己难办，写份阶段检查报告交上去不再进行了。党总支决定给管理员处分后不久，忽然有一天，集合机关党员开大会，说是要讨论我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耿田未出席会议？）会上念了一份材料，说我反右斗争立场错误，隐瞒家庭出身，看病对人有阶级报复行为？应取消党籍停止组织生活。这是一场突然袭击，我尚能沉住气，马上表示反对。指出材料所述不是事实，而是打击报复！党小组同志也说事先组里毫无所知，提出质疑？但会议以多数通过为由做了决定，并不理采我们的抗议。我没有办法，去找耿田和她的爱人部机关党委书记，他们赞成我向组织部门申诉告状。说‘怕甚麽？中央组织部不就在西单。’我觉

得自己是否陷入派系斗争了？还是按党章办事，亲自写了报告找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当时厂已划归北京市管）提出申诉。市委组织部还是很负责任的，派人来厂调查。约一个多月后，认为我所诉属实，要求厂领导从新核查处理。党总支把这事推拖了很久不给办，以后杨荫南书记被部里调离了，支部说等厂里成立党委再说。新的党委书记李焕明来后，说要先了解一下厂子情况，他却动员我调去阳泉矾土矿工作？我立即拒绝了，说自己的问题没搞清楚前那儿也不去！我已经不过党的组织生活了，但我还是个中层干部，仍旧天天在医务所为职工看病。阶级斗争（实际是党内的斗争？）的风暴继续刮着，而且越刮越凶！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直言批评大跃进，被毛主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薛葆鼎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哥对自己的问题一直不服，屡屡申诉，将要摘去右派帽子的时候，又遇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告吹。我当时对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感触很深，在大哥的书柜里找见一本安娜·路易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内部发行）书中描述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无情地镇压枪决了很多对手，都是些老布尔塞维克啊！毛泽东还好，他一个没杀？自己不在党内了，若真心要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不是一样干吗？还省得惹那麽多麻烦。我这个消极思想不久便被现实所打破！“树欲静而风不止”，医务所的林文标医生常为耿田针灸治病，有人反映他和老太太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我觉得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笑话！但是支部说他自己承认的。同时，把耿田的一个文书员陈介元关起来审查，这个转业军人被整得够呛！据说灌屎灌尿的给逼疯了承认与耿田也发生过男女关系？部里决定要对耿田进行审查。真是无独有偶，新党委书记李焕明发生与厂保卫科长老婆通奸的丑事，当场被人抓住。厂里议论哗然，简直乱了套了！正热闹的时候，四清运动又来了。‘四清’清甚麽？我现在都想不清了！反正是清理阶级队伍吧。部里派地质司司长余忠和政治部的副主任左原同志来厂领导四清，按理说这是两个老同志，该把事办得好一些吧？事与愿违，也不知怎麽清理的？竟说我和其他五个中层干部都是阶级异己分子，定为敌我矛盾。这下可有意思了！决定‘六哥门儿’（这是工人给起的外号！）统统下放车间劳动，有厂组织科长关伯君，供销科副科长韩宗江，劳资科副科长陈培生，财务科曹惠欣科长和我，还有厂工会主席王洪林。王是被打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关伯君是说他出身富农家庭，欺压贫下中农，称关为‘五阎王’？劳动可是强制性的，有人看着。是一些又脏又累的活，如铸造车间的清砂活，絮填防热隔音板中的玻璃棉，清扫车工切削下来的铁削垃圾等等。这还不够狠！每天清早上班前要打扫乾净厂区大马路，我记得从夏天扫到秋天，树叶枯黄纷纷落地，扫不尽的苦和冤啊！怎麽也想不通咱们自己的政权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是共产党的政策麽？当时决定这麽干的党的领导们今何在？有点内疚没有？有些爷们事后轻松地说‘这是对干部的考验？’真是缺心少肺！让他们自己受一受看？如果真说是锻炼的话自己到是真正体验到底层工人的艰苦劳动是甚麽滋味？这一段期间，我还在热处理、锻造车间当过杂工，到铆焊车间帮着装钻探铁塔，刷油漆。老工人对我说“人怕干活活怕干，你祗要有干劲，甚麽活也难不住你的！”“你看，生产质量的好坏，任务能不能完成？全在咱们一双手上。”令人深有体会和感触，这些才是自己真正的收获。至于在几次批判会上，有人恶狠狠地说“他的父亲当过警察厅长，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侩子手！”“他不给人好好看病就是阶级报复！”为甚麽要这麽说？天知道！问他们自己吧。

第九节    倾盆大雨～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四年前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在阶级斗争风暴中随之而来的倾盆大雨无情地冲刷着神洲大地，善良的人们很少幸免于难。初始是左倾路线的发展，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认识和估计，加上个人和小集团的权势之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爆发，利用人民群众盲目的信仰和崇拜，并且不择手段不讲情理不顾后果终于酿成了一场反革命分子也掺乎其中破坏的大悲剧！当刘少奇组织工作队进驻各处搞四清，介绍王光美在桃园扎根串连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时，正是我们在厂里挨整发愁不知得下放劳动到何年何月？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相继而来。红卫兵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展开了，我亲眼看见王府井大街各家商店牌匾广告上的古旧名称文字被砸得粉碎，留长发穿旗袍的姑娘当场被剪掉头发撕破衣服。听说一帮帮穿着绿军装卷袖子带红袖标的革命小将真的冲进会场闯入人家抓住‘地富反坏右’就是拿着鞭子抽，剪‘阴阳头’以示惩罚！不幸的当场毙命。（我家对门的老头是个地主出身，吓得上吊自杀了）我们这些‘阶级异己分子’怎敢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在车间里干活不要吭声吧。所好厂里没有学生红卫兵，工人年纪大一些没有太冲动的行为。当党内第一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被揪出打倒时，所有工作队便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了！各单位的群众纷纷造反，各式各样的造反组织成立起来开始夺权，批判工作队,为我们这些受害者平了反.‘六哥们儿’组成一支‘红色战斗队’,参加厂里夺权的造反派的活动。我又回到医务所看病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林彪举着小红宝书表示无限忠诚当上了接班人，他说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并且踏上一只脚！邓小平、陶铸、贺龙、陈毅、彭真…这些老领导先后挨批了。不知究竟是怎麽回事？祗见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红卫兵冲中南海，闯市委。各单位的造反派揪这个斗那个，真是翻天覆地的日子，不知道伟大领袖对自己的党和同志为甚麽要这麽干？刘少奇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我心里想，你毛主席和他共同战斗了几十年，会有这样的事？难道你自己几十年一点也不了解他？我第一次对毛主席的信心动摇了。当然，不能有丝毫的流露！忽然，钢铁学院的红卫兵到机修厂贴了满满一马路的大字报，要为老厂长耿田翻案，说冶金部的当权派吕东部长整她，造谣污蔑她，应该为她平反。厂里造反派也上部里去贴大字报，并把有关审查陈介元的人批斗起来。我觉得问题太复杂了，抽空到钢院做些了解，发现这帮红卫兵的头叫张建旗，好像和中央文革江青方面有连系？我还去看薛葆鼎问他有甚麽看法？他也没能够说明白。家里自从大哥搬到工体北路的幸福一村青年出版社职工宿舍后,便将妈妈接过去住，大哥和妈妈也被红卫兵罚跪责骂过。当时最可怜的要算小兰，她是个才十几岁的中学生，被歧视为‘黑五类’子女，让她去京郊百花山劳动，上山下山背篓把腰都压伤了。女孩子幼弱的心灵怎受得住这麽沉重的打击？至今小兰精神上的忧郁疑虑症尚未痊愈，是谁害的她？能不让父母心碎麽！二伯母家的小佛堂是老人家虔诚之心的寄托，全被砸坏了！她的眼泪祗能往心里流。一切都是无法无天空前绝后啊！然后是大规模的青少年上山下乡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的小明才十六岁，被动员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农业劳动。孩子以为是甚麽快乐的旅行呢！高高兴兴地在火车上吹着口琴。到了鹤岗农场后才发现是一片荒凉的北大荒，房子也没有呀？艰辛的劳动把他双腿都给压弯了，这难道是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麽？小明在兵团农场整整度过九个年头，打土胚盖房子，种麦子割豆子，烧锅炉养蜂子甚麽都干过。他单身一人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冬天零下三十度！孩子终于挺过来了,依靠自己的奋斗自学了中学课程，考上沈阳药学院。我们当时的处境怎麽帮助他啊？祗有担心，焦虑和惦念而已！如今一想起这些就令人心酸和歉疚。文化大革命坑害了两代人，谁认真地检查过这个问题？

  好戏还在后头呢！旧北京市委被打倒，吴晗，邓拓，田汉，老舍…相继被造反派批斗而含冤死去。以江青、林彪为首的中央文革又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地下党的老同志，无一幸免揪斗和批判的命运。许多人锒铛入狱，薛葆鼎也被关进某处监狱了。原因是他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曾经在总理和董必武领导下工作过，需要‘审查？’（这审查实际上是要搞总理的材料，一关就是七、八年！）三十年代电影界的人物若和江青有些瓜葛知道她底细的也遭了殃，金山被打成文化特务。沈剡和金山关系很深，于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八一电影制片厂被作为反革命特务审查批斗。这麽一来不打紧，我又逃不脱被铢连的危难了！开始是厂造反派忽然说我有问题，把我关在一间屋里派两个人看守，有一天半夜里突然把我叫醒，进来几个穿绿军装的解放军围坐桌旁。为首的一个拍着桌子向我吼叫道“把你的黑心掏出来吧，老老实实交代问题！”我刚醒过来有点莫明其妙？说“怎麽啦？”他们要我把四八年在上海的活动讲清楚。我心里明白了，有甚麽讲不清的？你们不就是八一电影厂的造反派麽？我如实叙述后，他们似信不信地让我写交代材料，不让我睡觉。以后对我又实行监督劳动了，派我去‘倒煤’！明明是一座堆得好好的煤山，偏让我铲过来倒过去地折磨人。有时派我和一个打过右派的工人跟卡车去拉沙子搬石头。我那时四十开外身体尚壮实，到也挺过来了。这样关在厂里就回不了家啦！反正邹玫在卫生部搞得也够热闹的，见不着面少些牵连到也好。大哥已被批斗后下放到河南信阳干校劳动。三哥本来就在茶碇农场劳动，老右派没甚麽好批了，但由于他能干，让他当炊事员，后来又帮着管生产，境遇却好了起来。由于造反夺权把公、检、法也搞乱了，各单位和社会秩序很不好。中央调动军队进驻支左，军宣队也到机修厂来了，和造反派共同掌权。他们决定让我回家，过不多久，有一天晚上当我洗好脚准备睡觉时，忽然楼下有人叫我去大门口接公用电话。我思想上没有警惕，匆匆地光脚穿着老棉鞋就去了。正是寒冬天气，门口小树林里突然冲出几个人把我抓住，用小毯子蒙住我的头拥上停在路边的一辆小汽车，有个人用把刀顶在我右肋下说“小子，你敢动刀就捅进去！”我说“我不动”。车开很快，两边押我的人在说“看好后面，没有巡逻车追吧？”车绕来绕去转了半天才停下。我甚麽也看不见，带着我走进一间小屋子掀掉蒙头布，面前坐着几个年青人，学生模样，腰间匝着皮带挂着刀。有个高个子脸上学美国西部强盗那样用条黑布斜蒙住一只眼，唰地一下摔把刀插在桌面上说“你老实交代问题，不然有你好受的！”我看这纯粹是绑架和演戏的闹剧？得冷静一些应付才行。我问要我交代甚麽？“把你和薛葆鼎一道干的反革命活动澈底交代清楚！”我明白过来了。按现状祗能先拖延以对付之，反正我不瞎说。关在这间门窗都用布蒙着的小屋里伏桌上我慢慢地写呀写呀！祗有一盏小电灯昏暗的亮光，不知是白天还是黑夜？困了就和衣躺在小木板床上睡一睡。一日三餐吃的窝头和咸菜，有一两次也许是鼓励我好好写，给吃了一碟黄瓜炒肉片！但是我确实写不出甚麽反革命活动，他们开始不满意了。有一天抓来一个老头子和我住一起，是钢院图书馆馆长，据说是个特嫌。他们真的扒掉他上衣用鞭子抽起来！老头说“别打了，别打了！我写遗嘱吧！”这是打给我看的？我心想准得出点事了！无法无天的造反派，腰里插着刀的看守我们的‘革命小将’，他们困了就看封神榜或武侠小说！这难道是革命培养出来的年青一代麽？我们过去牺牲个人闹革命如果是为这样的后代值得麽？不过我已经知道这里就是钢院了。两天后又演了一场戏，几个穿着公安人员制服的人（不全是年青人了）进屋审讯我，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公安人员能上这里审讯麽？应付应付也就算了。好！大概激怒他们了？有天夜里，来两三个打手抓我去会场批斗，上来一个人用戴着拳击手套的拳头先打了我脸部两拳。我躲闪不及，祗觉得两眼冒金花并不疼？到会场一看，房间不太大却满满围一堆人，他们连说带喊的我也听不清讲些甚麽？又上来几个一下就把我打倒在地，有些人以为我昏倒了？拿盆水对着我脸就泼！其实我很清醒，这种场合祗能装聋作哑罢。批斗后把我拉回小屋，我索兴装受伤蒙头便睡，后来他们却没有再斗我了。自从把我绑架走以后，可急坏了邹玫！她一个人东跑西找不知我的去向？厂里装着不知道，说帮助找找看。还是邹玫有主意，她一想，前些日子北京卫戍区发布过通令，不许随便乱抓人。于是找到卫戍区上告，卫戍区很负责任，根据线索找到了钢院革命造反派（实际上是和厂里造反派串连协作的）才从钢院图书馆大楼的地下室把我救了出来，送回厂里时整整十三天！脸色苍白，胡须也长长了。但是恶运还没过去呢！回家休息两天后，我突然觉得左眼前有一片黑影出现？我是高度近视眼，那两拳别打出毛

病来了？赶紧上同仁医院检查，果然，左眼视网膜有三个裂孔。若不及时手术治疗就会失明的。算我走运！遇上黄祖精和胡绩伟医师，黄大夫是治眼底病的专家，一位华侨。我手术做得很成功，但那时是用电焊封裂孔的（还没有激光治疗）黄大夫说过若干年后眼球还可能变形而致视力减退。如今术后整二十六年了，果如其言，左眼视力仅有零点零几根本看不了甚麽。这个损害是谁造成的，找谁算账呀？说来可笑，我住院五十天后出了院。有一天我想应该去谢谢黄大夫，到了同仁医院上楼前正要上一下厕所，往厕所门里一看，哎呀！那不是黄大夫在扫厕所吗？我没敢惊动他，悄悄地回头就走。真可脑啊！文化大革命中的当权者们，你们干些甚麽事呀？实质上当权胡干的你们才是罪人。你们这些人至今没有受到审判，历史终究会报应你们的。如今黄大夫早已出国走了，这位眼底病专家到异国工作，心中会和我一样悲伤和愤怒的啊！事实上更严重的事还多着呢。同仁医院的党委书记是戎自清，是我以前的老领导同志。他更惨了，不知甚麽缘故被反复批斗后说是上吊自杀了？我听说后根本不信，他那能自杀？几个孩子全下放农村，爱人张梅英原在第六医院检验科工作。让她搬到胡同里一间小屋居住，我去看她，她大哭一场！说甚麽好？我自己还自身难保呢。以后老戎平反了两次，第二次证实是打死以后吊上去谎称自杀的。安葬时连骨灰也没有！难怪如今他的孩子甚麽也不信，这是后话了。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个个死得那样悲惨，人们对毛主席党中央能信得过吗？事情还得回到我自己身上来。这时大规模的干部上山下乡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开始了，我又被军宣队定为审查和监督劳动的对象，不准回家。重点问题还是交代和薛葆鼎的关系，有时也得交代些同学的情况，说我们都是狐群狗党！不过就放在铆焊车间劳动，让工人群众监督。工人们讲道理，而且我多年为他们及其家属看病，有一定的感情，所以劳动生活还比较正常。邹玫被卫生部下放到江西永修县五七干校劳动去了，留下小光和小玫在家过日子。真难为了孩子啊！一个初中快毕业，一个还在初中三年级念书。院里有的家长不让自己孩子和他们玩，说他们的爸爸是反革命？两个孩子都很争气，兄妹合作弄饭吃，按时上学校读书。星期天到奶奶家吃中午饭，奶奶当时也是够苦的，但是总要给他们做碗红烧肉吃。到现在晓光也没忘记好心的奶奶！小光初中毕业分配了，让他上东四玻璃店干活。孩子不愿意，到厂里来看我，我有甚麽办法啊？我劝小光说“先干着吧，慢慢再想办法嘛！”孩子很听话回去了，我那天一夜也没睡好。当时人们像着了迷似的，把毛主席当成神一样地崇拜。毛主席说一句话便是最高指示，得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发明了甚麽‘忠字舞’，‘早请示晚会报’，如果谁不小心撕破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就得打成反革命！如今回想起来真是愚昧可笑！林彪这个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他利用这种手段，利用毛主席爱听的个人崇拜的语言，利用军队绝对服从的意识为他自己篡权夺位铺路。我和胡秉年、朱玉峰三人是厂里监督劳动对象，每天要在广场毛主席像前低头请罪两分钟！使我常想起学生时代医学院里那些基督教徒吃饭时祷告的形像，觉得很好笑！大年初一也不让我们回家，请罪后还要扫雪，实在令人生气！不是亲身经历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对此愤恨之深，这样的做法是共产党人干的麽？老天爷终于开眼了！‘九·一三’该死的林彪一夥露出原形从逃亡的飞机上摔死在蒙古荒野。军宣队撤走了，两派连绵不断的武斗逐渐沉寂下去。人们看出形势在变化，对我们逐渐也好起来了。我血压升高，心脏节律不正常，让我一个人上六院诊治并且休息。很快就宣布解除监督劳动，说经过审查没发现甚麽问题，可以放我回家休养了。我提出自己不愿留在厂里工作，新来的党委书记张明同志和大家研究后，同意我调往首钢。当时二哥也下放在湖北的文化部五七干校没回京，我经常上他家看看小慧和小星，去探望妈妈和小兰小婴。大嫂二嫂还有妹妹授之全在各自的干校里参加劳动，她们及邹玫以后才陆陆续续回到北京。

第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