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关注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的合营

据《怀念耀邦》第二集中李庚所写“宽厚平和的伟人”

耀邦同志1952年调来团中央担任第一书记的时候，我正在初创的青年出版社负责工作，正忙着这个单位与开明书店合营筹建中国青年出版社，是我感到意外和十分欣喜的是：他在初来就任新职的百忙之际，很快就抽出时间，亲自来了解、过问团中央的几个宣传、教育工作单位的工作，他接连挤出白天会议的间歇和晚上休息的时间，集体或个别找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青年出版社、中央团校的负责人杨述、许立群、韦君宜、陈绪宗、张黎群、宋养初、张凡和我等人谈话，听取汇报，了解情况，表示要尽快和我们这些同志互相熟悉起来，表示从此他要和我们经常接触，交流思想，议论工作，突出地表现他对宣传教育工作及企事业单位的关、期望和要求我们做好工作的满腔热情。

他首先关注的是办好中国青年报，其次他也强调青年团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书刊出版阵地。他提出出书的范围不应制限于团的工作指导和青年思想修养读物，而应扩大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各个方面，他特别重视文化知识性读物的出版，已在对我们提起列宁关于“必须通晓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文化遗产，才能真正成为********者”这句名言，并称赞“知识就是力量”是一句极好的话。那时他像我们已在指出：没有文化学不好马列主义，没有知识也建设不了社会主义。要大家注意帮助青年认识这一个重要问题。

他认为把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联合起来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开明书店有一批饱学之士，有许多有经验的编辑出版业务人才，两个单位的“合营”，应看作两个文化单位的合作，是对团的出版事业的扩大和加强，党员和团的干部一定要和非党的文化工作者团结合作，共同把团的出版事业办好。在合营进行过程中他亲自过问一些重要问题处理。到正式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时，他决定由他自己来担任合营董事会的董事长，以便直接过问。，帮助这一新的事业打开局面（1955年后由刘导生同志接任，副董事长为邵力子先生。董事会在文革初起时被取消）

他再像我们了解了开明书店的历史，胡愈之、金仲华、叶圣陶各位进步出版事业先驱和开明的关系及他们对开明的作用；以及顾均正、贾祖璋、叶至善、张志公、徐调孚、唐锡光、覃必陶、王幼于等开明的骨干人员的情况之后，曾多次向我表示：“我就是尊重那些有知识，有学问有业务经验、正派的、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辈子干事业的人，我们应该重视这样的人。”他有一再对我说：“我们一定要和他们团结好，把他们安排得当，用其所长，有职有权，让他们能充分发挥作用。”他因此亲自参与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人事安排，由顾均正先生担任副总编辑就是他提议决定的。

这时青年出版社和团中央机关有的同志议论，说什麽“李庚要把出版社变成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了。”“他重视文化人，不重视工农干部。”....我没有对这种误解感到压力，但心里不痛快，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我向他反映。他笑了。说：“知识分子在******领导下工作是好事嘛!一个文化事业没有文化人行吗？知识分子成了大力量嘛，中国不是知识分子多了，是少了，要欢迎知识分子，由文化的人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你是知识分子，你又是党员，是宣了誓要为实现********奋斗到底的嘛。” “我们就是要团结更多的人来搞社会主义。”他再三嘱咐我注意出版社的党员和团的干部，不要因开明书店过去是私营企业就把“开明”的同志看作“私方人员”，去片面强调“改造”。他强调，不应该忽视开明书店在解放前属于进步书店的历史和他对中国文化事业曾做出过的贡献。他要求，在新单位中提倡的是：团的干部与开明同人彼此尊重，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从而在业务工作中争取大家共同的进步。

按照他的指导去做，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创建的最初几年里，党和非党的同志合作是好的，彼此相处是融洽的，互相学习取得进步也是快的。由此及种种原因。我们的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书的品种由1952的十几种增加到1956年的五六百种，每种发行量达到几十万、上百万册的书已非罕见）。只有三四年功夫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全国数得上的出版社了。

《怀念耀邦》已出两集，香港凌天出版社出版，利源书报社发行（香港邮政信箱23818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