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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学术领域缺乏自纠功能
2003年12月22日的北京青年报上，蔡方华在《方舟子何时才能卸下“英雄”的负担》一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虽然我是个“退役者”，而且还有人说：“一个远在加拿大的人，对中国国情又了解多少呢？仅仅是文字功夫两个字：可笑”。还有“靠女儿养老的人，懂个狗屁！”这样的评价 ，但我还是要发点议论。 至少我知道论文摘要不能等于学术论文。 当事人清华大学常智杰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之所以把这些国际会议摘要放在网上，“主要是想让大家了解这个人过去干了些什么事情，关注过哪些问题。如果有同学想报考我的研究生，或者同行对我的实验室感兴趣，他们可能会想了解这些信息。” 能这样做应该说很好，中国的教授、博导乃至院士其实都该这样做，他们的学术成就也应该透明化，以便于学术交流和接受公众特别是同行的监督。遗憾的是他们许多人不要说没有自己个人的网页，不少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也不公开或者干脆就没有。五柳村曾收到一位青年来信抱怨“在祖国大陆，人家院士博导硕导们们是不屑于在网上抛头露面的，莘莘学子挤破了头考研考博，有几个知道自己报考的老师都有些什么成果和兴趣？不是不想知道，是查起来太困难。” 常副教授是因把个人资料放在网上而有了麻烦，那些善于“藏拙”者，焉知就没有类似的问题？还有王铭铭教授也是如此，如果他不把那本原著译成中文，而就把外国人的著作翻译或改写成中文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岂不是要安全得多。他们的问题是浮出水面了。水面下呢？我怀疑更多。 就我几十年来的接触，感到这里面固然有个人修养和品质的因素，更起作用的，还有学术环境本身的原因。 首先是政治与权力的介入，中国的学术已失去“自我”，又从何谈起自我纠错。 学术并不是由学术界按学术标准独立作出评价。在文革前，政治标准是明确放在首位的，评学部委员，生物学家胡先骕落选即一例，人文学者顾颉刚等不被接纳，政治上的考虑更为明显，这是在学术的最高层次；在基层，问题更多也更严重，提职称，不仅是右派，右倾也无望。文革后，政治要求终于较前有所宽松,但仍可以作为使你驯服于领导的手段，权力对学术的干预依旧。 再次是金钱的冲击。 文革后，国家对科学和技术重视，和市场的需要，金钱投入大量增加，加上领导从外行换成内行，使以学术之权谋私成为可能。 过去外行的老干部当领导，不懂专业，他有革命的本钱，也无须乎和知识分子在学术上争短长，现在是内行领导了，当了官还要当这一行的权威，本来如以此激励个人加倍努力，无可厚非，但如利用近水楼台，以公器为私用，则对学术的发展起着外行所没有的阻碍作用。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非罕见。 如果自己真能成为学术权威，犹有可说，而有些人权钱在手后，远离学术而成为学术把头，侵夺他人劳动，亦如范进中举，自有人投靠，甘心效命，成为周瑜打黄盖。盖有能力者出学术成果不难，但要发表著作，申请项目，则不容易。如能投靠有权势者，虽被他人占去自己的劳动成果，成果能见天日，好歹还能分一杯羹。由是，发展成为以学术为名目的利益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唯以获得更多利益为能事，出了问题互相包庇，或舍卒保车，舍车保帅，都不奇怪了。什么学术标准道德规范，还有什么用！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学人已失去了作为中国脊梁的那种骨气。 当然，在学术领域中搞腐败的仍是少数，但正直敢言的更是凤毛麟角。 这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原因。“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得封侯。”活生生的样板就摆在那里。 一位在某名牌大学任教几十年的老友说，我们的面皮在过去那些年都已剥光了，而人到此时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当然他是极而言之， 也不能都推给客观，他本人就仍在坚守学术，甘于寒素。但当金、权之势如潮涌，好一点能独善其身就不容易，随其流而扬其波者众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反腐败包括反学术领域中的腐败，是民心之所向。是谁也挡不住的。最近新语丝继续揭露出一些案例，不仅是网络媒体的热点，纸质也有报道和评论，就反映了这种趋向。2003/1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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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方舟子指清华副教授造假 当事人称一派胡言 原载新京报，2003/12/21转发者有：赛迪网，中国重庆商报 新浪科技时代... 方舟子何时才能卸下“英雄”的负担 原载北京青年报要闻时政，2003/12/22 作者蔡方华，转发者有：博客中国 ；网易科技频道；新浪科技时代；搜狐网站；新华报业网；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