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事件想到：科学与“人文关怀”
--四谈人类要保有自己的未来，还是得靠科学。
陶世龙
“人文关怀”,普通人的理解很简单，就是对人的关怀。在google搜索引擎中输入“人文关怀”一词，得七万零二百条,: 包括公厕中的人文关怀；杀虫剂的人文关怀；周星驰的人文关怀；名牌服务应注意人文关怀；“流动刑场”彰显人文关怀；网络时代的人文关怀：域名抢注，先下手者为强；形似手枪式的体温测试仪缺少人文关怀；名牌服务应注意人文关怀；如此等等，五花八门，看了一点，大多也就是说要考虑到对人的关怀，贴上个"人文关怀"的标签，无非是显得多一点学者的深沉。
我们曾经有过不是那样看重人的时候，所以在遭受SARS冲击时，中国领导人提出要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大得人心。
不过这“人文关怀”到了某些学者那里，就复杂化了，甚至是变味了，如有的人不放过机会将科学与人文关怀对立起来，再敲科学一棍子，说什么是因为有了科学，造成“人文”的失落，需要把它拾回来再塞进科学云云。
其实科学的出现，本身便是一种人文关怀。因为科学使人摆脱迷信,能够具有独立的人格，人的生命也因有了科学的保障，越活越好，寿命越来越长。
有人要说人文关怀是因科学的兴起而失落，也有他的道理，因为人文关怀并非有统一的标准，种类繁多，其中有些是因科学的兴起而失去了信众，
有文章说：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研究和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求真”；“人文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是求善”。（职业技术教育杂志社主办的网站上的文章告别"半人教育"）
不过这个见解实非独到，在这七万零二百条中，有一万九千二百条含有“终极关怀”。大多是从宗教的意义上提出的。
宗教的存在，就是给人提供“终极关怀”的。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张庆熊在〈人文精神与终极关怀----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专业基督教教学的理念与实践〉一文中，便有这样的解释：“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是我们从事基督教教育的基本理念。作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其基督教的教学自然有不同于基督教神学院的特点。我们不像神学院那样，以培养学生的基督教的信仰和宣教布道的能力为主，而是希望通过基督教的教学，促进学生人文精神的发展和在信仰自由的原则下由学生自己确立其的终极关怀。”
在现实中，如有人信仰某种宗教，愿意得到这种关怀，没有不可，科学也不管这这些事。被指责为把赛先生请进中国，以致造成“中国人文精神”失落的“科学主义者”陈独秀，也不曾反对，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讲的很清楚：“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
宗教有多种，人文关怀也是多种多样，在中国，学者们说，还有中国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其内容是什么，学者们自己也还没有统一的见解，老百姓则是从世俗得到领会。
我以为，各种各样的人文关怀，只要不妨碍他人，无可无不可，或者说可以兼容。但有时损害到他人和社会，譬如陈独秀说的那种“较不好的宗教”可能就是今天说的邪教，也来“关怀”，用科学来抵制一下就是必要的了。而在人文关怀下掩藏着的一些陋习，用科学来纠正一下，才真正是是对人的关怀。
在这次SARS来袭，中外的“人文关怀”便都经受了一次检验。
有报道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师李梅的母亲因感染SARS去世，李梅也被感染了。为防止病毒扩散，李梅被隔离起来，她的的女儿目前没有出现症状，但也已经被隔离。北大经济学院与李梅有密切接触的约40个教生也已被送往郊区隔离观察。
北大发现疫情后,学校领导已通知师生务必采取必要措施，切断所有可能的传播途径,‘做到六亲不认’,‘不能存在任何侥幸’”。(2003-04-18联合早报老教授病逝北师大财大部分停课)颇有感触，作出这样的决定，当然是基于这病毒会通过接触传染的科学认识，要是不知道会传染，或者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病毒，就不会有这类规定了。难怪有学者慨叹，自科学兴起，人文关怀就少了，据说在科学家的眼里生命不过是些无生命的僵死的、片段的组合。时髦的说法是，缺少人文关怀。北大当局没管什么这类闲话，按照科学的要求，动真的了。
事实证明有些不讲科学的人文关怀很危险的。香港首例SARS患者2月15日即已出现不适，但仍与家人在21日从广州去香港参加婚宴，结果是婚宴未能参加，病故于香港，还把病毒扩散给别人。当然,那时大家对SARS尚无认识，,但不管得什么病，在有病的情况下，还要去参加社交活动，总是不相宜的。而按中国的习俗，不去参加,是不讲人情。
还有这样一条消息:“在北京,有的一家人都感染了萨斯病毒,因为在一位亲属生病后,其他人去看望照顾患者,结果都被感染上。”(2003/04/24BBC 中国医疗系统面临萨斯挑战)中国一向是很重人情的，有病住院，亲戚朋友当然更是要纷纷前往探病；探病的人络绎不绝，也表明病家人缘好，有面子。
“让台湾「零死亡」破功的曾先生，是因著住香港的兄长回台湾扫墓，近距接触而染上的。曾先生并不怨怪哥哥。做哥哥的也死了，据知，他离港前身体已不适，并知香港疫情严重，但是「心想就算死了，也要向在天之灵的父母告别，所以还是回台扫墓」。华人最珍贵的「慎终追远」心理，似也在 SARS 的燃烧里，扮演不幸的角色。悲情的是，台湾的曾先生过身後，妻小因种种顾虑，连现身送终都不可得。”（筷子文化和SARS2003-05-02 23:12 Repost USA )
在加拿大多伦多也出现了这样一件事：
多倫多衛生局負責人在當晚新聞發布會上报告又发现31人有感染疑为SARS嫌疑,其中29人属于一個有500多名成員的"宗教社區".据4月16日消息这些人系参加过一名患了SARS而不治的教友的葬礼而得病。（加拿大廣播公司14日晚21時報導）随后报道了这样一条:
多倫多地區天主教和聖公會向教徒發出指示，本周末復活節禮拜時避免共喝聖餐杯中的酒，以防止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簡稱SARS)傳播。布瓦桑努主教(BISHOP JOHN BOISSONNEAU)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有些人也許覺得盡教徒本分和遵守公眾衛生條例產生矛盾衝突。他說﹕「讓我告訴你﹕遵守公眾衛生條例就是盡教徒本分。他們在天主和自己的社區面前都應以維護大眾利益為己任。」
看来宗教的人文关怀也不能不受到科学的制约,这个主教可谓与时俱进,解释得好。
通过抗SARS，提醒人们，需要注意，并不是什么人文关怀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次最突出的一个事例，是 中国长春市一位81岁的老妈妈，因曾与确诊为SARS病的患者同住一室，需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但遭到她和他的家属坚决反对，说是“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结果是“失去了对密切接触者的最佳控制时机，导致其家族在长春的17人被隔离，其中7人为临床确诊非典病人，3人死亡，另有与该家族有过接触的200余人被隔离。”（新浪网据2003年05月17日19:04 新华网）
在网上找到这样的文章：
作者引用陈小川先生的话指出：“文明社会需要人文关怀。但是没有限制的关怀就成了最让人讨厌的伪人文关怀了。”
批评有的媒体“一方面在报道中打起了‘人文关怀’的幌子来标榜自己，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利用不幸者的不幸来为自己谋求利益。”
看来人文关怀也有假冒伪劣。认识到这一点，也是抗SARS在精神上的一大收获。
我们要的人文关怀， 和科学精神是互相依存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请来德、赛两先生所给出的而不是其他。陈独秀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青年杂志》1卷1号（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发行）今天读来仍深感有其现实意义 。五四要求的那种人文精神在中国就不曾有过；和科学一样，都仍然需要继续启蒙，大力培植。
陶世龙,2003/07/05,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