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招生丑闻固可恼，北大“考博事件”更堪忧

    忙了几天，建立了几个博客，忙完后一看，虽然北大法学院的“考博事件”，仍在议论纷纷，但已被北航招生丑闻盖过。诚如网友张天蔚所说：因为高考已经成为“最后的圣地”和最后一道“公平的起点”。如果连教育领域也丧失其公平、公正，则弱势者将在事实上和心理上，失去获得公平的机会和信心。（《打击教育腐败要雷霆手段》）但北大法学院的“考博事件”的发生，也是失去公平的问题。公众显然对北航招生丑闻表现了更大的愤怒，有关当局也迅速作出了要严肃处理的反应。

    我以为，反应的不同，与这样一些因素有关：北航招生丑闻，是明目张胆的权力与金钱的交易，还带有敲诈勒索性质；北大法学院的“考博”则还有块学术的遮羞布：识别考生的学术潜力，得靠学术权威,如此等等。确实有这情况，伯乐相马的故事，有他的道理，问题是伯乐难得，朱苏力又够不够得上伯乐?而且这里有一个朱苏力难以解释的矛盾，既然如此，为何一开始要说对被录取者不熟悉?伯乐相马，首先得相，越熟悉越相得准，这有什么需要掩饰的。
    过去的学术大师，慧眼识人才，成为佳话，而朱院长却显得有点心虚。随着讨论的深入，对朱院长的经历的揭示，朱院长在法学上究竟有多大权威，够不够得上权威也成了问题，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此处不赘。
    对朱院长学术上如何评价，得由法学界去评，由此也就想到中国法学界的水平又如何呢？我只知道，这个专业人才的培养曾中断多年，原有的人才屡经批判，不得其用，恢复专业培养时，青黄不接，大师凋零，不仅法学，在人文学科中不少情况类似，但在短短一二十年间竟然就权威林立，精英辈出，博士博导满天飞。还有了一大批人文学院和人文学院院长。这个现象是可喜还是可忧，值得关注。是否真正权威恐怕得有个同行评议，不是由圈子内几个人彼此彼此，再加上几家媒体造势，就行了的。
    北航招生丑闻出来后，无人为之辩护；北航校长的道歉，虽然还有人不满意，但也是难得和少见的。而朱苏力所为，也是不能维护公平、公正，不仅自己不去认识，还有人公开为之辩护，这个情况就很值得注意。说明对于如何维护学术的纯洁还有人看不清楚，而看一看出来为之辩护的人，更可以看出反映着当前存在的社会严重分化的问题。
    在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http://www.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156）读到一段对朱苏力的介绍，按其口气应该是朱自己写的，现全文照录如下：
  苏力（朱苏力），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愚人节（因此很不聪明）出生于安徽合肥（但一直很瘦）。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诗人。1978年因高考成绩不佳，不幸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注：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文史哲），仍不好读法律书，每每歪曲马克思的话（大意是“我总是把法律放在哲学和历史之后”）为自己的不务正业辩解。终于于1982年获得法学学士，并考研成功；但似乎又别有所思，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再次“混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于张国华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实验生活多年，几度见异思迁，专业换了不少，飘流各地（包括海外），似乎才觉悟自己别无所能，只能读书、教书。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
    似在自嘲，实在自褒。做学问在朱苏力那里是如此轻而易举。多年来人们引为座右铭的“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序言，据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马克思铭言碑” http://www.cib.ac.cn/Cib-Web/ChuangXin/YQ-Max-JJ.htm ） ”看来是老黄历了。
   当然也可以按江晓原的解释，社会科学本不是科学，应当别论。这位上海交大人文学院的江院长和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吴国盛，与朱院长有类似之处，都是上中学赶上文革，基础知识没好好学、但后来都一路顺风，博士博导对他们来说。似乎都如探囊取物，可能他们的才智是有过人之处，但真要做学问，不可能那么轻松，也许是记者没表达好，但看来也是他们的自我感觉。这里还有一段文字可以为证，现摘录如下：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似乎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又有“一部分人先闲起来”。这无疑为才子佳人的产生和存在创造了社会条件。新时代的才子佳人在向我们招手，他们是一批科学文化人。”（董光璧）
“哎，如今这科学人文学者大概都不事悬梁刺股，绝壁攀登了，一个跑到英伦去游学，思艳文软地带回一大札游记，一个在自家内室撒开一大床的闲书，卧读红尘。这番“幸福生活”着实让人嫉妒。转一想，这嫉妒得没有什么道理，“赛先生”又不是苦行僧一个，凭什么就得往苦水里泡。”（王一方）（以上引文均据2003年3月27日科学时报：《才子 优裕 叹息 香艳》http://www.sciencetimes.net/20030327/h2.htm）

    这里说的两个人是“科学文化人F4”中的江晓原和刘冰。我想他们这些“先富起来，先闲起来”的人，应该是现在的所谓“精英”吧，他们在杨小凯坐牢的时候能够参军，做工，没有上山下乡，有的人还在那时入了党，应该说是很幸运的，也有了自己的优势，后来又上了大学，从家门到校门再进校门。由此而顺利进入“精英”阶层。这都没有什么可说的，本来就不应该让孩子们丢下学业，但这也反映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这就是某些精英的经历。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脱离了中国广大的基本群众，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是只能根据从西方书本上得到的耳食之学，引述某个大师之言，却就想以此来左右中国的事情，江晓原、吴国盛等“科学文化人”极力想把中国的科普图书“华丽转身”为“新兴白领阶层服务”，而不把大多数人民的需求放在眼里，就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例证。朱院长做的怎么样，我不清楚，不好说，但从他的论文目录中看到有“现代法治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秋菊的迷惑和山杠爷的悲剧”这样的题目，心中不免产生疑问。中国的冤假错案那么多，为什么不结合现实案例来研究，却要拿虚构的电影故事来做文章呢？再有这样的文章和“'法'的故事”（《读书》）都应该是普及性文章也列在论文之类，我也有点怀疑。而江晓原先生也是把“科学外理论争取生存空间--评柯云路《大气功师》（《中国出版》1991年第1/2号合刊）这类文章列入“学术论文”一类。不知现在是不是已成人文学界的通例？果如此，令人难以接受。
    本来在北大法学院“考博事件出来以前，我并不知朱苏力其人，也不了解法学界是什么情况。我估计不少人也是如此，现在既然有这样一个事件掀开了盖子，真应该好好追踪研究。因为像北航招生中出现那样的问题，一揭出就臭，不会搞乱人的思想，而像苏力这样的问题，用学术的名义一搅和，本来明确的问题，也可以变成是非难分。而这些人还掌握着教坛的，如果对自己缺乏认识，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呢？
  因此，我认为对北航招生中的问题要重视，对北大法学院的“考博事件”一样不能放松。

2004/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