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大 在 异 化?

陶世龙

    北大是戊戌百日维新唯一留下的新政，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被任命为第一位总教习的吴汝纶，因中国从未有过大学，花了三个月时间到日本去取经，日本人介绍经验时，建议不要使用西学的称谓。因为当时中国所称的西学，实际上指的是科学。他们认为这些学问乃“天地固有之理，而世界万国所通有，决非西人之宜私者也。是故贵邦学堂教习之，则贵邦之学也。”学会了就是中国的，何必去分东西。这位桐城派大师看来是听进去了，详细记录下来，还抄录了日本大学的课程设置，准备回去干一番。
    但当时已是反对变法者经过政变上台当权，他的随行人员中就有专门给朝廷打小报告的，密报他回去要乱政。亏得朝中还有有爱护他的人，设法告诉他，回到北京对他不利，于是吴汝纶在归国途中就告病辞职回安徽老家去了。但不甘心空手而回，便把访问所得编成一本书《东游丛录》，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在日本印了出来，算是留下一个他为建设京师大学堂准备的蓝本。而后来实际的京师大学堂仍是成为官僚的学校，蔡元培去当校长前，北大并没有可以称道的学术，有的学生竟是带着跟班去上学的。
    蔡元培的改革使北大成为具有大学精神的真正大学，对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止是兼容并包，首先是学术独立，自由思想；不仅倡导，而且从北大自身作起，身体力行，所以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高在何处？在当官，这叫做学而优则仕。作为变法维新产物的京师大学堂，虽然名称变了，实际上仍走着这条老路。蔡元培痛切地看到，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开辟了通过读经可以做官的“利禄之途”，以后发展为科举制度，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便入其彀中，把聪明才智都耗费在读死书上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1940，良友图书公司初版，1982，上海书店影印，第3页）他在北大的改革的成功就是使学术至少是在北大校园内居于最高的位置。管理学校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实行学生自治。这在1948年我进北大时仍能感受到。（参见老北大给我上的民主课）

    蔡元培是考八股文出身，但对科学的认识比今天有些学过数理化的人还清楚，他的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中说：西方文化的优点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故吾国不言新文化就罢了，果要发展新文化，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的注意呵!”［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1985，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页616］

    正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为北大吸引了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爱国的青年学生，因为大家都认为只有民主与科学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那时的北大，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校园，更没有湖水的涟漪而名字就叫做沙滩，学生的吃住都很一般，尽管学生中也有豪门显贵，但没有什么特殊的，也无人看重。而追求权势与金钱反而会受人轻视，那时的北大要说特殊是被人看作“小解放区”（在真光电影院的黑暗中旁座对我悄悄说的)，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感觉。这个传统在我1951年离开北大时还能感觉到。看来1952年的院系调整也未使他中断。马嘶校友所写的《未名湖性灵》中记述：“我终至感受并且承受了这种精神气韵，这是我生活在未名湖畔四年时光中最可宝贵的收获，这是在其他地方难以得到的精神财富。我得承认，时至今日，我已届古稀之年，我的心灵深处仍然被一种很不入时的价值观念顽固地盘踞着，这便是：轻仕宦，重学术；蔑视权贵，敬仰布衣；厌恶浮躁喧嚣，喜欢宁静致远；弃绝投机钻营，追求淡泊朴雅。”他认为这是“原本是存在于沙滩红楼那里的。这是由一代代文化巨人、大师和莘莘学子们共同创造和培育出来的。1952年，这股气韵流到了燕园，又同另一股‘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京精神融合为一体。老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术民主’和‘以天下为已任’的爱国敬业精神，与未名湖的灵动、深邃，博雅塔的博而雅融汇交溶，便成了北大人常常挂在嘴边的那种‘少年气象’。”
    他体会得很深刻，概括得很准确。北大老，师大穷。是过去流行多年女生择偶的民谚，和燕京的结合对北大确实是增添了青春的血液。
    遗憾的是，若干时候以来，在中国出现了一股淡化、歪曲以及诋毁否定“五四”精神的思潮。从强调爱国而掩盖民主与科学，到明目张胆地否定，甚至渲染中国之所以出了那么多问题，皆因提倡民主与科学之故，如：
    “科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毒瘤，成为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的一个现代邪教，科学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僭越，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玷污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圣洁，造成了人性的沦丧，道德的堕落，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使20世纪人类陷入空前的危机。”“对科学、理性的不加限制的推崇，给本世纪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造就了凶残的法西斯主义和反共反人民的西方自由主义，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现代专制。所以，战后特别是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开始着手对科学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于是，在西方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神学以及各种新宗教得到复兴，人文主义得到标举。”（左旋中心）

    “西方人扔掉的臭袜子到中国来也能卖大价钱。当西方已经完成了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我们还在高喊着要现代化，用现代主义的鸦片麻醉着人民，把科学当成最摩登的宗教，鼓吹科学主义，”（20世纪人类文明的悲歌 - 中基网-历史教育）
    “在中国，54以后我们试图循着西方的道路完一个强国梦，我们试图离弃自己的传统，远远地跟在西方的屁股后面，在西方文化的垃圾堆中寻拣着破烂，试图从中发现一些至尊宝，用来完我们的强国梦。就象每一个垃圾拣拾者都梦想着拣到金镏子一样，当我们发现了黄色的东东就会兴奋不已，以致于我们把驴粪球也当做是金旦旦。于是，德先生、赛先生就这样被中国发现并当作至尊宝被供奉在殿堂上了！”（银河自由联邦新闻中心 学术论坛 - 谈谈科学主义）
    如果说这是些年轻人不知深浅,信口开河，还则罢了.但查起来，这些论调竟有许多是出自北大某些教授副教授。
    如新近在虹桥科教论坛上贴出的帖子：

“岂止马克思和达尔文，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观念才是最大的垃圾 - 破帽遮颜 (362字节) 7/05 10:13 (19642)科学的发展加速了自然界和人类的毁灭（参见反科学文化人的论述）”

    他说的“反科学文化人的论述”，就是指江晓原、刘兵和吴国盛等人的言论，不幸得很，吴国盛就是北大的教授，而且他的言论在这里面占有重要位置。他说的“中国人近一百年来建立的最牢固的意识形态之一就是科学主义”。并把以及他和所谓“科学文化人”抛出“科学主义”这个靶子，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是在给反科学，也是反对现代化者提供“理论根据”，事实上也已产生了这种效果。
    我们还看到，提出实行民主不合中国国情的老调重谈，也有北大的教授副教授。近日由于北大法学院招考博士生事件讨论的深入，又有人发现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竟然有着类似的观点。在北大，兼容并包，具有反对民主或科学的思潮，可以存在，问题是对待维护民主与科学的声音是否也能这样宽容呢？
    这方面历史的教训很多，也许主要责任还不在北大本身，但在现实中北,大如何对待民主与科学，就只能问自己。遗憾的是，人们看到的是学术在北大不是据有独立的崇高地位，是不是仍能保持自己的圣洁，不受金钱与权力干预，也令人怀疑。
    因此，老同学相聚，每每提出,我们那个北大还在吗？
    通过法学院“考博”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使我不禁想起，也是北大校友的王若水的提出的异化之说。不过我仍然对北大抱有希望，因为唯物辩证法有一条：否定之否定，我相信集中了中国青年才俊的北大，这类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潮。终究不会有市场的。   2004/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