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编者言论

可疑的《科学的历程》(四) 在科学与反科学之间?

《科学的历程》的作者,北大科学传播中心吴国盛主任,一个时期以来,一有机会就要突显一下科学的“负面影响”,要大家看到科学是什么“双刃剑”。甚至在“依靠科学,战胜非典”的时候,也没有放过。

尽管有人极力替吴主任开脱,说他是在反科学主义,不是反科学。吴主任自己没有否认,只说:“反科学主义者并不必然反科学”,保留了反科学的权利。而从吴主任发表的一些言论来看,“科学”、“科学主义”、“科学主义者”常没有明确的界定,而是按他的需要在那里混杂使用,许多时候是抽象玄谈,语焉不详,不知道他具体的要反什么。

在2000年4月19日的北大哲学文化节开幕式上,吴主任有个发言,说的倒是比较明白。他说:

正象不能把“科学”做为一种修辞,“科学精神”也不意味着价值评判。科学精神不一定都是好东西。

我还愿意提出一种大家可能是最不赞同的科学精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效率的观点、从目标管理的观点、从操作的观点看,这确实是可接受的。而这些观点,在我看来,又恰恰是科学精神赞许的。(见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下的吴国盛教授主页>科学与人文的对话)

这是对科学精神的歪曲和污蔑。不同的人或人群,为了自己的利益,目的各有不同,采用的手段也多种多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政治家、军事家和人文学者的语言,也就有了“兵不厌诈”,“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而科学目的只有一个,求真。所以竺可桢先生要说:“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而按照吴主任的说法,赵高为了达到他垄断权力的目的,指鹿为马,也是符合科学精神了,岂非咄咄怪事。

吴主任在此还讲了一个[故事:从草地上踏过,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虽然发表为文时没把故事的全文引出,但也已可看出,无非是想用以嘲讽学了科学的人,头脑如何机械僵化,一点人文精神也没有。其实抄近道,走直线,不学科学也知道,而知道应该保护绿地,不可随便去践踏,倒是亏得有了科学。

据中华读书报特约记者于彤在“《科学的历程》开始新的历程”一文中介绍:

在经过作者补充的“第46章第十卷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封面插图,画的是一位少女正在荡秋千,旁边有一位科学家正在地上研究摆的问题,图后注释为“摆的理论与实践”。在这幅画中,摆的理论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实践的却是旁边那位美丽的女孩子。图注写道:美丽少女在荡秋千,科学家却专注于地上研究单摆的数学,对身边的摆视而不见,科学忽略了生活吗?”

不知道这讽喻什么。我得到的感觉是,科学家在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专心,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其实无论那一行,一个人真要取得点成就,都需要有这种专心致志的精神。“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孟子·告子上〉)不要说学下棋不行,干什么也不能有多大的成就。难道要一面写文章,一面想到将来会有美眉用纤纤素手捧读才是没有忽略生活吗。

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存在某些人笔下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家,而可能由于有这种专一的性格修养,我见到的许多科学家在感情生活上也是很专一的,难道这就是忽略生活,非得朝秦暮楚才是感情丰富!

吴主任在这个发言中还讲道: 

显然,没有人会认同“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原子弹、做核试验”,但其方法还真是科学的。希特勒手下的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如何高效的毒死犹太人和高效的焚化犹太人的尸体,他们确实很讲科学方法的.(见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下的吴国盛教授主页>>科学与人文的对话,2000年4月19日)

更几乎可以说使对科学的恶意栽赃。何祚庥先生说得好:“产生战争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恰恰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人及人文精神的伤害和扭曲。”(我为什么提倡科学主义),原子弹或毒气能危害人类,得有人去使用它,归根到底原因在人、在社会。而且原子弹或毒气不过是一种手段,怎么就成了科学或科学的方法?科学家也不等于科学,而且科学家很多,某个科学家干了坏事怎么就成为科学干了坏事?

我注意到吴主任及其志同道合者,常这样将科学家、科学家的工作、科学的某一学科或某项具体内容,通通作为科学以混淆视听;发现某科学家或某一学科、某一研究成果有错误,便如获至宝,加以渲染,你看!科学也有错。

经过这样偷换概念,使大家本来还明白的科学成为不知是什么。

也许并非吴国盛有意制造混乱,而是他本身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也没搞清楚,或者说拿不定主意。如网友华山剑问他:什么是科学?他的回答是:“这是很大一个问题,三言两语不一定说得清楚,我的看法是。科学的一般意义是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在吴主任眼里,科学竟不过是一种“方式”!(据北大科学传播中心>>科海纵横>>吴国盛教授和网友交流实录,2002年12月31日加入)

在回答记者问及“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人文?”时,吴主任从科学到人文,从人文到科学说了不少的话。他说别人讲这个问题,“说来说去自己也给绕糊涂了”,不过我看被记者特别标出为“著名学者”的吴国盛,也不比别人高明多少。但总算看到了他自己的一个解释:“科学是特别属于‘西方’的‘人文’知识。”,但这科学后来从西方的人文中分裂出来了。科学究竟是什么。吴主任始终也没有说清楚。(据北大科学传播中心>>科海纵横>>吴国盛纵论科学与人文,原载中华读书报科技视野)

出现在“边缘与中心之争”的可能是吴主任的最新解释(北大科学传播中心>>科海纵横>>2003年5月30日加入),科学有了三种定义,而按其第一个定义,即科学不过是人类和自然界打交道的“方式”,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特定的“科学”,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而这一来也无所谓迷信了,因为对那些迷信活动,你总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人和自然打交道的某种“方式”。“殷人尚鬼”,我们的祖先最初就是靠巫术在和自然打交道呢。

对于科学精神,在吴主任那里,除了有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成是科学精神的歪曲。朱光烈先生还发现,在《科学的历程》中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頁)“把自然的客觀性和有規律可尋這樣的觀念當作科學精神”他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科學精神是專指科學之中所蘊藏著的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內心精神狀態,精神推動力,而吴国盛這裡所指的是人類科學研究之後對於世界的一種總體認識,应该不是科學家內心的精神狀態。”专家文章-- 朱光烈[ 繁体 ]

看来吴主任讲的科学精神。是不是我们所要宏扬的科学精神,值得怀疑。吴主任自己也讲了“我也提倡宏扬科学精神,但不同科学主义的思路。我的动机,不是想用现代科学来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那么他的宏扬科学精神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他说“宏扬科学精神,为的是解决现代科学自身的问题。”

那么现在科学自身出了什么问题呢?吴主任及其志同道合自称为“科学文化人”者,概括为出现了“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四处弥漫,是中国近一百年来建立的最牢固的意识形态之一。崔雪芹采访,吴国盛:我为什么要反科学?,原载2003/04/04科学时报,据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

但什么是科学主义和科学主义者,至今这些反科学主义者也没有明确的界定,而说是一个“连续的观念谱系”。他们经常引用一个名叫欧阳莹之的的人的话说:“科学主义过分炫耀科学而且背离科学精神”,“或许我们应当检查自己。看看是不是我们做得太过分了,而成了科学主义。”

原来过分炫耀科学就成了科学主义,什么叫“过分”、“太过分”?普通人无法掌握。因此什么是科学主义?谁是科学主义者?只能他们说了算,但具体说来是什么?吴主任等都一直讳莫如深。

不过有时也间接透露出来一点。

吴主任在2000年4月19日的北大哲学文化节开幕式上,谈道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科玄之争时说:“其结局是科学主义者取得了胜利。”那么在他的眼里,丁文江、胡适、陈独秀这些人是科学主义者很清楚了。往近看,在北大科学传播中心网站下的吴国盛教授主页中,介绍对他写的《追思自然》时(1998)说,作者10年来已由一个科学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反科学主义者,而在80年代中期他曾被视为中国自然辩证法家族的第五代代表。中国自然辩证法家族是否有过这样的共识,待考。但由此上推,被视为其他几代的代表人物于光远、许良英、方励之和金观涛,当然也是科学主义者了

难怪也应该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家族一员的何祚庥先生要出来回答,他引述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家族一员的龚育之先生的话说:“如果追求民主可以叫做民主主义;那么,要求重视科学、发扬科学精神,为什么不可以叫做科学主义呢?”又说:“所以,我赞成这样的观点‘我们应该提倡科学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需要赶上时代,需要在现代科学发展和现代人类发展的基础上赶上时代;否则,就可能成为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渊薮的危险。”这与吴主任要为科学找回失落的人文,简直是针锋相对了。

我是赞成何先生的,因为我来自农村,多少还了解中国的一些实际情况,对梁启超先生说的:“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深有同感。而从这个“功”那个“功”能蒙骗那么多人,和此次SARS来袭迷信趁机抬头的情况来看,这个基础并未有根本的改变。中国的人文非常需要注入科学。

我注意到科学时报记者熊卫民在科学启蒙仍继续(2003-06-13)这篇报道中介绍的任定成教授的观点,与吴主任也不同。他认为,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科玄之争”是传统的人文文化对科学猛烈有力地反弹,虽然玄学一方申明自己反对的只是“科学万能”,但读者却仿佛闻到了一种“科学破产”的味道。他们的这些言论激起了丁文江、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在急需科学救国救种、国人远远尚未真正接受科学的时候,给科学泼冷水是极不恰当的.为了维护科学的地位,继续进行科学启蒙,他们开始撰文批评上述“玄学鬼”

任教授还说:“直到今天,我国的科学启蒙仍未完成,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依然没在我国深入扎根,启蒙尚待完成.危机最能瞻显实情,从正在进行的SARS事件就能看出这点。”这和吴主任的估计相去甚远了。

我发现,原来任教授是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主任,这个中心也研究科学哲学,有不同的声音是个好现象,符合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

吴主任愿意从一个科学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反科学主义者,完全有他的自由,别人也应该有反对反科学主义的自由。

现在也不存在反了科学主义或反了科学就成为“反革命”的问题,事实上倒是从胡适到于光远这些“科学主义者”屡受批判。反科学主义者完全可以堂堂正正摆自己的观点与人争论,而不必躲躲闪闪。

当年争论的双方,都是出于对中国前途的关心,在那里探求一条最有利于振兴中华的途径。看法的不同,可能与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认识不同有关,当时如此,今天也有这个因素

我从吴主任的“我为什么要反科学?”一文中看出,吴主任的观点是启蒙时期已过去,普及科学,让广大群众热爱科学,已是“一个古典的理想”。所以他的“科学传播”是从让公众热爱科学转为对科学保持警惕;力主反思科学,着重去看到科学的负面影响,也就很自然了。

而这与《科学的历程》得到的好评,如“可以帮助公众理解什么是科学的真正精神和内涵,识别打着科学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的伪科学的本质面目”相对照,反差就太大了。新浪网_读书频道  

不过我也注意到,在写《科学的历程》时,吴国盛还是个科学主义者,名气也不大,又有出版社的编辑把关。如有的介绍所说:“由于出版等一些方面的原因迫使作者适当淡化了自己的反科学主义的立场。”吴国盛

因此我相信,这本书的第一版是讲科学的,符合传统科普要求。因而能“有助于年轻人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有助于他们了解科学进步的曲折艰难,以及宗教迷信对科学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阻碍,有助于科学知识的学习。”(东宇网上书店

但出第二版时,《科学的历程》已多次获奖,吴主任名气也大了,出版社和编辑也已更换,是否还能那样起把关的作用呢?吴主任会不会按照转变为反“科学主义”后的思路作去修订呢?。虽未看到书,但从方舟子和桔梗先生指出的前言、后记中的问题来看,确有值得商榷之处。譬如:

“科学在带来福音的同时,也造就了危害人类的魔鬼。”

是这样吗?

 

“现代工业和现代生活所需的能源绝大部分来自煤和石油,但是地球花了30亿年积攒下的非再生能源总归是有限的。以目前的开采速度,在一个不远的将来,也许在本书读者的有生之年,我们就能看到它被彻底耗光。如果到时候没有新的能源供应,文明社会就会土崩瓦解。”

不仅是在误导,而且表现出作者缺少有关资源方面的知识。

煤炭的大量开采和普遍使用,使大气中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急剧增多。伦敦发生过多次毒雾事件,”

这是老掉牙的科普读物中引用的故事,伦敦不仅早已不产生毒雾,连著名的伦敦雾也只能偶尔看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读碧声写的伦敦雾的故事

(以上引文均据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 第四十六章 科学与人类的未来,转引自桔梗:《科学的历程》,反科学的尾巴; )

类似的问题可能还有,当然也可能没有。由于这本书产生于作者处于科学主义者与反科学主义者之间的转变时期,很可能科学的和反科学的成分都有。没有看到全书,我只能这样提问了。经过时间和大家的鉴别,总会清楚,而且事物总是在发展,焉知吴主任不会又有什么变化。先就到此为止吧。有些关于环境与资源的问题,则将另外为文以论之。

陶世龙,2003/08/18,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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