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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绝对的小政府”？

　

    潘维博士说，中华传统政体是“绝对的小政府，治理着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民。传统的县比今天至少大一倍，但一个县只有一、两个由国家付工资的官员，没有专门的税务机关，专门的法律机构，也没有庞大的常备军。”

    本来大是相对于小来说的，现在潘博士肯定为“绝对的小政府”，斩钉截铁地作出这个结论，有什么根据？没有。说他是在胡说本不为过，但作为学术讨论，可不能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尽管他是在信口开河，驳斥他还是得去认真查证。

    那么就来查一查看。

　

“一个县只有一、两个由国家付工资的官员”？

    据我所知，过去中国有些穷县小县，官员的确很少，但决不是一、二人，而且潘博士不是作为特例而是概括一般。潘博士或许会说这是指从朝廷支薪俸的，地方开支的佐杂人员不在其内，但按照当时朝廷的定制也不止此数，何况地方开支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样是老百姓负担。

     一个县究竟有多少官员？其实很好解决，在网上一搜索就出来了。

     下面是明史职官志中记载：

县。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其属，典史一人。

    有品级的官员是不多，但至少也有4人。这几个官员要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还要用人。

     下面 是职官志中列举的他们的任务：
    知县，掌一县之政。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债不时之役，皆视天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减之。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若山海泽薮之产，足以资国用者，则按籍而致贡。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典史典文移出纳。如无县丞，或无主簿，则分领丞簿职。县丞、主簿，添革不一。若编户不及二十里者并裁。
     人口太少的县，官员有减少，但这不是普遍现象。何况除了县衙门，还有其他行政机构的官员。他们有：

    “儒学。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

    这是每个县都有的，对其官员在我的老家称为“学老师”，也是有官阶的，相当校长加教育局长。这个传统到今天还有保存。校长相当于县团级、司局级、副部级之类便是。

　

    “巡检司。巡检、副巡检，俱从九品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凡在外各府州县关津要害处俱设，俾率徭役弓兵警备不虞。”

    相当刑警加武警，这当然是每个县都不可少的。
   

    “驿。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裯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支直于府若州县，而籍其出入。巡检、驿丞，各府州县有无多寡不同。”

    这是县的招待所。管理人也是在官僚体制中的，王阳明就曾被贬为驿丞。

    税课司。府曰司，县曰局。大使一人，从九品典税事。凡商贾、僧屠、杂市，皆有常征，以时榷而输其直于府若县。凡民间贸田宅，必操契券请印，乃得收户，则征其直百之三。明初，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府州县官店为通课司，后改通课司为税课司、局。

    这是收税的机关，正好驳斥了潘博士说的：“没有专门的税务机关”。

    仓。大使一人，府从九品，州县未入流副使一人，库大使一人。州县设。

    管理粮仓的官员品级低，但油水大。抗日战争中一度改田赋为征实物，县里设的仓库主任，是个肥缺。
   

    以下官职，不一定是每个县都有，可以忽略不记，它们是：织染杂造局。大使一人，从九品，州织染局未入流。副使一人。河泊所官，掌收鱼税；闸官、坝官，掌启闭蓄泄。批验所。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掌验茶盐引。递运所。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掌运递粮物。铁冶所。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医学。府，正科一人。从九品州，典科一人。县，训科一人。阴阳学。府，正术一人。从九品州，典术一人。县，训术一人。府僧纲司，都纲一人，从九品副都纲一人。州僧正司，僧正一人。县僧会司，僧会一人。府道纪司，都纪一人，从九品副都纪一人。州道正司，道正一人。县道会司，道会一人。 （明史卷075志第五十一 职官四）

    清沿明制，差不多。在那些大县，官员是不少。

    潘博士还说说，中国是“政府之治与乡绅领导的自治相结合，给人民以相当的自由”。赞扬官员退休回家后成为乡绅，和政府共同维护了“德治”政体的机制。

    有这样的退休官员，回到家乡起了好作用，但上抗朝廷法令，下欺百姓的也不少，我没去作过调查研究，这里抄一段清代学者赵翼论乡宦之害 的话：“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廿二史札记》卷34《明乡官虐民之害》)。这是我从刘文举的《论明代的州县吏治》转引来的，这篇文章有许多材料，足以证明潘博士的说法和实际情况相去太远。

　

没有庞大的常备军？

     开头引的潘博士那段话很不严谨，即使县政府 是个小政府，用来作为整个政府是“绝对的小政府”，也是不能成立的。何况事实上地方政府也并不小，不管在那里支薪，都是老百姓负担。潘博士话也没说清楚，作为一个县怎么可能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呢！ 应当是中央政府， 而中国历代中央政府的常备军从来就不小。如以清朝为例，“平常年份，供养80多万八旗兵和绿营兵的费用已约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70%，战时支出更加惊人。”(袁伟时：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这个军队即使不能打仗，但不能不说是庞大。

    还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查到一个数字，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清帝国中央政府每年开支的8897万9千两银子中，除去200万两用于公共工程和铁路建设,250万两还外债外,全用于维持军队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北京,下卷,79页)

    清史稿食货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至乾隆三十一年，岁入地丁为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奇，耗羡为三百万两有奇，盐课为五百七十四万两有奇，关税为五百四十馀万两有奇，芦课、鱼课为十四万两有奇，茶课为七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两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常例捐输三百馀万，是为岁入四千数百馀万之大数，而外销之生息、摊捐诸款不与焉。

岁出岁出为满、汉兵饷一千七百馀万两，王公百官俸九十馀万两，外籓王公俸十二万两有奇，文职养廉三百四十七万两有奇，武职养廉八十万两有奇，京官各衙门公费饭食十四万两有奇，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籓院祭祀、宾客备用银五十六万两，采办颜料、木、铜、布银十二万两有奇，织造银十四万两有奇，宝泉、宝源局工料银十万两有奇，京师各衙门胥役工食银八万两有奇，京师官牧马牛羊象刍秣银八万两有奇，东河、南河岁修银三百八十馀万两，各省留支驿站、祭祀、仪宪、官俸役食、科场廪膳等银六百馀万两，岁不全支，更定漕船岁约需银一百二十万两，是为岁出三千数百馀万之大数，而宗室年俸津贴、漕运旗丁诸费之无定额者，各省之外销者不与焉

    在所谓乾嘉盛世时，兵饷也要占到政府总支出的一半左右。加上各级政府的开支,国家的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在供养这个政府，这什么小政府！

    还必须看到，明、清两代的皇帝本身就是政府首脑，而仅仅这个首脑的花销就抵得上好些国家的“大政府”。1868年即日本明治天皇即位的第二年，全日本税收总额仅能折合白银200万两左右，而1872年中国同治皇帝举行婚礼，就花去了约500万两白银！

    仅仅为了供应、保护这个首脑的各种需要，需要数以万计的太监、宫女、侍卫和各种勤杂人员，还要花费大量人力无力去建造和维护他的行宫，供应他旅游的开支，这些花费都是在国库中开支的。潘博士却赞扬这种政治体制为：公正廉明、两袖清风是主流的政治文化。“中国的传统政治文明“以德治国”，极其独特，效果惊人。”

    效果确实是惊人的，一次皇帝大婚就超过日本两年岁入的大清帝国，却败在小小日本手下，割地赔款，将中国的历史带进危如累卵的境地。潘博士也说，“那个时候，中国不是任何国家的对手，而是任人宰割的对象。”    既然中国的政治文明那么好，为什么会如此呢？

    我找到袁伟时和刘文举先生的文章读后，感到潘博士的观点早已被他们批过了。

我这里不再多说。潘博士也该看一看，补一下中国历史课。

　

[阅读参考] 陶元珍：中国历代官制演变之方式

袁伟时：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

刘文举：论明代的州县吏治

陶世龙，2004/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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