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科学世界

1929年初夏的一天黎明,我出生在四川省安岳县我家的祖屋。这安岳县在唐代叫做普州,位于四川盆地的中心,是以红色岩层为主的丘陵山地,风化出来的土壤也是红的。这里气候温暖,雨水充足,虽然平地很少,人们将山沟建成一级一级的梯田,也还能得到一定的收成,足以养活这里的居民。唐代诗人杜甫、明代学者杨升庵都在这里住过,并留有遗迹;另一位唐代诗人贾岛,更在这里度过了他最后的年月,他的骸骨就埋在县城旁边的一座山上。家乡的人一向以此为荣;这个并不富庶交通也不便的小县,文化的气息却很浓。(左图:安岳古城,据清道光本安岳县志)

我家的祖屋座落在县城南边几千米的一个山沟里,三面环山,屋后是裸露出石壁的陡崖,唯独南面开阔,展布着层层梯田,但到远处又被一道山象屏风似地挡住去路。我的童年就在这样一个近于封闭的世外桃源里度过。进城虽不过只需走几千米的路,但首先得盘旋翻过屋后的高坡,这使我儿时的玩耍,大多是局限在这山林田野之间。

在四川盆地中,树木稀少是普遍现象,几乎见不到森林。是人为的原因把这里的森林破坏了,唐代诗人杜牧为此发出过“蜀山兀,阿房出”的感叹,到我出生的时候,虽然修建阿房宫已过去了两千年,这里童山濯濯的外貌却仍未改观。但我家祖屋周围的山坡却是个例外,墨绿一片,长满了树木,不少是参天的柏树,有的要两个人才能抱住;柏树长得慢,它们的年龄多有一二百年,这是创业的先人为后人留下的荫凉,他们把自己的骸骨埋在这些山坡上,子孙们不敢采伐或出卖,经过几代人的坚持培植,才出现了在这红色丘陵中少见的山林。

有了树木荫蔽,石壁下还有清泉流出,土地滋润,林中野草灌木丛生,加上人工有意栽培的花木,一年四季都有山花常开。在这样良好的生存环境里,昆虫大量孳生,也招来了许多禽鸟,间或还可见到野兔出没。布谷鸟、斑鸠、野雉最常见;羽毛美丽应属锦鸡一类的“梁山伯”和“祝英台”最惹人喜爱和同情,在四川的传说中,这二人不是化成了蝴蝶而是化成了这鸟。家中屋檐下的燕子,自然更是每年春天必来;房前的梯田中也常有过路的水鸟落脚。

大自然成为我童年时期最好的伴侣,每日清晨,鸟儿的鸣声催我起床:到了黄昏,我搬一把椅子在院子里坐下,看那飞鸟归巢。进入夜晚,也不寂寞,特别是在夏秋的夜晚,更是热闹,在夜来香、晚香玉这类花朵散发出的香气中,我去捕捉萤火虫、纺织娘;下大雨的时候我喜欢顶着蓑衣出去,看那山上的水冲下,最喜欢看那泥鳅和鱼儿顶着出水口向上涌。后来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少年周报》上,读到舒新城写的“读一本大书”和“大书怎样读”,我被告知,要是有了科学知识,用科学的眼光去观察自然,兴味将更浓郁。舒先生把大自然当作一本大书。

半封闭的地理环境,没有封闭住我对科学的探求。许多四川人可能都是这样,正因其环境的闭塞,更是希望多了解些外边的事物,晚清去日本的留学生,四川人最多。我这个家庭,由于我祖父的祖父,一个农民的儿子,考中进士后,从此三代人在山东、安徽和江苏这些靠近沿海的地区,时而做地方官或小官员、时而赋闲行医历数十年,他们接触到海外来的许多新事物,还曾投资兴办火柴厂,破产后才又回到老家,但一直仍有许多长辈在外做事或念书。因此在我的家中不缺少新的书报,即使是抗日战争爆发,仍能从成为敌后“孤岛”的上海及香港桂林等地,得到新书新刊的补充。王人路写的《中国游记》,上海万竹小学编写的《全世界的小孩子》,使我在儿童时期就产生了旅行探险的欲望,开明店出版的科普读物和顾均正等在“孤岛”编辑出版的《科学趣味》《知识与趣味》等杂志,引起了我对科学广泛的兴趣,尤其是化学。

在读高小的时候,从《科学趣味》的广告上得知,顾均正编写的《少年化学实验手册》已在上海出版,配合这本手册,顾先生还配置了一套实用安全的药品和器材,定名为《少年化学实验宝库》,可以和书同时购买。经过一番周折,书买到了,但买不到“宝库”。在安岳这个小城,买不到正规的化学药品,连酒精也没有卖的,我便在中药店买了些矿物药作代替,用白酒自己蒸的酒精,虽然效果常常不好,但我干的够认真,往往一干就是一天。顺便说一下,在我九岁的时候,家中才有了第二个孩子;在四川农村,居住分散,都是一家一户自己过日子,因此我没有同年的玩伴,幸好有这大自然和科学,使我并不感到孤独,而这也许是我后来性格上优点和缺点的来源。

还得说一下,在四川这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中,我很早就学起了古文,初中时还讲一点白话文,到高中就全是庄子与文选一类了。如前所说,我的家中不缺乏新思潮,所以我也很早就读起了冰心、朱自清、郭沫若、叶绍钧、陈衡哲、徐志摩、胡适、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和夏沔尊译的《爱的教育》。胡适和鲁迅的作品当时读起来有些吃力,但越往后越觉得他们的文章回味无穷;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们的科学精神。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我想用科学来救国,但我对写作又十分爱好,我从来没想过当作家,编虚构的故事非我之长也不合我的性格,但我很想当一名记者。在高中时期,我虽然用了最多的时间去攻读数理化,但未来的去向仍徘徊。

是我的父亲帮助我决定选择了地质学,他认为学地质学可兼顾我对地理和化学的爱好,并认为地理是综合性的学科,如无地质或气象之类自然科学的专长,难以在学术上达到很高的成就。他是三十年代初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抗日战争时又在内迁贵州的浙江大学史系当过教授,与地质学家叶良辅共事,对地质学和中国地质界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他很佩服丁文江和李四光,看重北大和他的地质系,因此要我考大学时一定要把北大地质系作为首选。1948年夏天,我幸运地考取了北大地质系和浙江大学的史地系,经过一番犹豫和与家人师长磋商后,最后决定还是来到北大。从此,我的一生和地质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进入北大地质后,最先学习的地质课是普通地质学,我们的的老师是京师大学堂招收的中国最早的地质专业大学生,后来又在德国留学的王烈教授。他在北大讲授这门课已几十年了,是我的许多老师的老师,但此时年事太高,口音已不大清楚,来自四川的我听起来更不易明白;加上使用的是英文旧教材,专业词汇一下子掌握不住,学起来不仅困难还枯燥无味。不过没多久王先生因体力不支不再教学了,刚从英国留学回来,年方二十九岁的马杏垣博士,给我们换用了最新的教材,并用清晰生动的语言,将我引进了地质学的大门。特别是在去玉泉山南口两次实习后,更增长了我学习地质学的兴趣。但在这时我仍未完全丢开我那想当新闻记者的愿望,约在1948年11月,我投寄成都西方日报的一篇通讯:“请假在故都”得到发表,这是我第一篇用铅字印出的文章,是北大教师集体请假实为罢教的报道。随后还写过“新北京的新春节”“我们的寒假生活”等文章在旅行杂志、光明日报、上海大公报等报刊发表,也多是报道性质。右图,在昌平龙山实习,1949,同班学长曾自强先生摄

引导我走上普及地质科学道路的是李文达先生,他是辅导我矿物学实习的老师,擅长写科普读物;他用罗村这个笔名写的《风水新谈》,在三联书店出版后很受欢迎,他还担负了王天一先生创办的《科学大众》大众地质专栏的编辑工作。由于他在科普方面的贡献,中国地质学会给他颁发过“陈康奖学金”。他注意到我对写作的爱好,鼓励我用来普及地质科学知识,在我刚刚学了矿物学以后,我竟不知深浅地就写起介绍一些矿物的性质特征和用途的文章,投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们开设有工业知识讲座,有关矿产的知识是这个讲座所需要的。稿件寄出后,很快被广播了,并寄来稿费和铅印的广播稿,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一连又写了十多篇,班上的同学知道了,也写了些稿寄去,全都得到采用,一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矿产知识方面的讲座被我们这班同学包了。事隔多年,和温济泽前辈谈及这件事,这才知道这个科普讲座原来是他布置开设的。

自此以后,我的写作转向以科普文章为主,李文达师还拉我去参与大众地质的编辑工作。《科学大众》迁北京后,文达师同我曾应邀去他们设在演乐胡同编辑部见面,我第一次得识王天一和何寄梅两先生。是他们自己的厨师做出饭菜招待,很好吃。

但是科普文章写了一阵后,我被抽调去当专职的青年团干部,一时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新的工作,虽然仍在宣传地质工作的意义,但中断了知识性科普文章的写作,过了几年,才又有变化。我亲爱的妻子德坚在临临终前的病床上写下的回忆录中,有几段记述了这一变化和我笔耕情况的片段。请允许我占一点篇幅,引在下面,因为在时间的长河中,我迈开的每一个脚步,都离不开她的支撑。

一九五六年,对我们这个小家庭来说,“形势”确实是比以前好了许多,不仅我和父母恢复了联系,世龙的母亲和妹妹还顺利地把户口迁到了北京;我们的工资也又一次提高了,世龙达到每月一百一十元,我也有六十多元,世龙还开始经常有些稿费收入。

世龙从小就比较擅长也喜欢写文章,一度想当新闻记者,高中二年级时就考上了政治大学的新闻系,但因他父亲希望他远离政治,应去学科学技术和进名牌大学,高中毕业后才另考进北京大学地质系。但他始终未能忘情於写作,到北大后一直在课馀写点文章投稿,通讯、游记、学习心得、工作经验都有;学得一些地质科学知识后,又热衷於将这些知识写成通俗的文章介绍出去。抽调出来专门作青年工作后,文章写得少了,但到了一九五四年夏天,他不当团委副书记了,转到学院的教务部门,一九五六年时任教务科长兼任这个学院的教务秘书,协助分管教学的副院长管理全院的教学工作。这时的工作性质要求他对地质科学及其相关的学科都能有基本的了解,并应能掌握地质科学新的发展。好在他是大学三年级快结束时才出来工作的,大部分主要功课都已学完,多次出野外实习,作青年工作后,因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很重视青少年长知识,要求团的干部应成为有文化修养,知识面很广的人,这正合世龙的心意,一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到地质学院后,更是抓紧地质学的学习,如苏联专家给教师和研究生讲授普通地质学,他也去听,而且是让其他事情让路,从头到尾听到底。

在转入教务工作以后,上下班有制度,不象过去当团的专职干部那样没有工作时间的界限,干起来没完没了。但是他下班后与家人一起休息娱乐的时间仍很少。他那时下班回家的标准程序是:先对孩子们唱“小山羊,好乖乖,快开门来……”两只手放在头上比做山羊犄角的样子,就算是和孩子们玩过了,於是立即坐到书桌前伏案疾书,什麽声音他也听不见,什麽事你也别想他会搭把手,饭做好了,还得催好几次才吃。等稿子写完了,誊清就是我的事了。都说世龙的文章写得好,但这字实在写得不怎麽样,又乱又难认,我看惯了倒也抄得顺当,有时还帮他画点插图。

一九五六年是世龙笔耕初获丰收的一年,除了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还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了一本给初中学生看的《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很快就出版了,这本书通过一些故事讲述地质工作在经济建设中怎样起作用,大概还能受到小读者的喜欢,初版印刷了一万五千册,发行后很快就买不到了,但并未及时重印,可能是因为书中讲述了地质学家谢家荣发现淮南八公山煤田的故事,而谢先生在此书出版后不久就被打成右派了;过了三十多年,这本书被收入《童年文库》再次面世,并且重印过好几次。

《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是出版社约他写的,先前世龙也间或写过一些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但都是短篇,常用笔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事情是在头一年,当时已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领导,发现可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图书奇缺,於是极力推动这些读物的创作与出版。他们主办的中国青年报写信给一些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者,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意见和为少年儿童写作的计划,世龙也收到了这封信,随即写了回信,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这一期中国青年报上,用了几乎是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八封回信,世龙的信也在其中,标题是“应当写出「十万个为什麽」来”,因为世龙在信中谈了自己的写作打算后,提出“应当介绍的知识还有很多,譬如‘海水为什麽是咸的?’‘沙漠中为什麽有绿洲?’‘地为什麽会震动?’……真可以也列出个‘十万个为什麽’来,这就不是一个人短期内所能完成的了。”建议广大的科学工作者都来写。需要指出的是,这八封信的作者,除世龙外,都是发表过许多作品,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家和画家,由老作家冰心打头,世龙能列名其中,自然很受鼓舞,而来约他写稿的人也多起来了,此后可以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他已发表了八百多篇文章,出版了十来本书,而也为此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一九五六年,除了写普及科学的文章,世龙还在教育、青年问题等方面也发表有文章;如在教育部主办的《高等教育通讯》上发表的“教学大纲应当百家争鸣”“教学计划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表达了他不赞成应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的意见,和对按照苏联模式制定教学计划的质疑。在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这样批评是否恰当?”用地质学院的实例,提出了一个使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中国青年长期感到困惑的问题,这就是究竟该怎样处理关心政治与钻研业务的关系。当时世龙虽已不是团的专职干部,但仍然在教务工作之馀兼管青年教师中团的工作;这年上面号召青年向科学进军,但他发现在青年教师中谁要多花点时间学业务,却又常被视为个人主义,斯大林那种科学家也应是政治活动家的要求,在中国还很有影响,世龙是不赞成这样去要求的,在他去参加了胡耀邦召集部分高等学校团干部的一次座谈会后,《中国青年》杂志派了一位记者到地院调查研究,最后和他合写出这篇文章,用他一人的名字,以来信的形式发表,对把钻研业务看成个人主义等等问题提出质疑;本来是想由此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但后来没有这样作,只是请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长杨述和他的夫人作家韦君宜合写了一篇文章,“从‘脱离政治’谈起”作为回答;而且这篇文章没有亮出杨述的真名实姓,用的是“萧文蕙”这个笔名,世龙的信和这篇文章同时发表出来就算完事,答案已有了,大讨论自然也就不必进行,有点草草收兵的味道了。当时我们那里知道,这向科学进军即将夭折,一场政治风暴就要刮起来了。

《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的稿费有好几百元,因为这本书有几万字,又赶上一九五六年时讲知识分子政策,稿酬标准有所提高,世龙第一次得到这样多的稿费。这年中国青年报上提倡女青年穿花衣服,城里举办服装展览会,世龙陪我去看,我还买来一件海蓝色呢外套,有同事说这颜色太俗,但是世龙喜欢,他说那时他住在铁道学院的办公楼上,每天早上总是要临窗远望,希望能看见我的身影,我那时早上起来经常穿着二姨给我的那件风雨衣,从宿舍去食堂吃早点,这件风雨衣也是海蓝色,使他远远就能认出。一九五六年,是我们这个小家难得的一段宁静与温馨的日子。………

一九六六年春节,世龙挤上火车坐了一夜,在除夕前总算赶回了北京,全家得以团聚了十几天,不巧他又得了盲肠炎,不能出去玩,等到病好,他的假期也满了,又赶回山西。到他完成了在四清工作队的任务,回到学校,已是北京的初春,吴晗的“海瑞罢官”已在报上批判了一段时间,他在山西就注意到了;回来后不久,批判“三家村”也开始了,这“三家村”指的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说起这吴晗和世龙也算是有一面之缘,那是在两年前,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组织,为了编一套自然科学小丛书,请当时主管北京市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吴晗出面,邀请了十多位科学家去讨论这套书该怎样编写和编辑委员会如何组成,地点就在绒线胡同那四川饭店里面,会后有宴席招待。世龙开会回来说,菜好吃极了,地道的四川味。这次被邀请去的,除世龙外全是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象茅以升、严济慈这些人,世龙是以擅长写作普及科学的文章而受到邀请的。现在吴晗受到批判,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燕山夜话》,也成为批判的重点。这究竟为什麽?不能不引起他的关心,在赶着整理完为自然科学小丛书写的第二本书《地震》的稿子后,不见他在下班后写文章了,吃完饭就急急忙忙地去清华大学的工会阅览室,那里陈列出来的报刊多,他是想尽量多了解些全国的情况。

就在世龙敏感到有什麽大事要发生的时候,我正一头扎在业务堆里,忙着为北京光学仪器厂设计一个刻一千线的光栅机的防震基础,对政治上这些事,没有在意,我从来就是只想到,跟着党走,就不会有错,自己不用操心。

到这年五一节,我和世龙结婚十三年了。自前几年国家发生经济困难后,这个节日已不再组织统一的活动,真正是放假了。这天天气很好,难得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决定全家去香山游玩,小华小妹玩得很高兴,小腿真有劲,大家一起登上了香山的最高点“鬼见愁”,世龙入北大地质系后第一次登山,就是来的这里。我们坐在山石上向远处眺望,休息了好久,一群穿着军装的天真快乐的女孩子,从没有路的地方也爬上来了,但登上这顶峰的人终究不多,周围是那样宁静,北京初夏的风吹拂在脸上,是那样使人感到温柔舒适。谁能知道,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风暴正在袭来,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就要遭受前所未有的磨难,四个人这样幸福地团聚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往后的事这里不去多说了,总之,经过几番风雨之后,在科学的春天里,我又回到了岗位上,继续从事科学和教育的工作。在这里,我永远记得,当我还处于困境的时候,地质出版社的边知非、李鄂荣等同志,不怕牵连,在1973年就将我召去参加编辑和写书;还有中国科协,在1977年刚筹备恢复工作的时候,就设法找到了我,让我参加方毅同志召开的座谈会,并点名要我去参加1978年在上海浦江饭店召开的科普创作座谈会。在那次会上我感到了刘述周、董纯才等同志拨乱反正的勇气和对我的关怀,虽然至今我也还不清楚是那些同志作了那些具体的工作,但也能察觉这里面有王麦林、章道义等同志的努力。

这以后,我开始又写些文章,但专门谈科学知识的文章少了,也失去了原有的风格,人民日报的叶幼琴同志曾对我说,你的文章比“文革”前深沉了。这是客气话,我自知我的文章已不象过去那样充满乐观和比较活泼,但科学这条路我将继续坚持走下去,“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1989年4月,在科技日报副刊部赵之同志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我讲的是“跟着科学走”,就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经验的总结。

我要感谢当时的人民日报的同志,不仅在“文革”前给了我许多版面,发表了上百篇文章,让我在八版开辟了《大地的秘密》《山水新话》专栏,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尚未召开之时,发表了我再次写出的“关于太阳黑子”,需知当年我正是因为写过这样的科普文章而致祸。随后又开辟了《科学漫笔》专栏,让我说想说的话,可惜我没写好。

我当然不能忘记中国少年报、中国青年报、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和这方面的编辑赵之、赵世洲、王国忠、郑延慧、曹燕芳等同志对我的帮助和支持。(由于“文革”前作者和编辑极少个人交往,我知道还有些同志对我也有过很大的帮助但后来离开了,我不知其名。)我也深知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在代表团组织贯彻胡耀邦同志用人类知识的总和去对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正确主张。

在时间留下的脚印中,我应该写下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我无法在此一一列出,总有一天我要把往事尽情的抒写。在这里,我谨向已离开我们的我的师长李文达、顾均正、贾祖璋、董纯才、高士其、林元和科学大众的何寄梅、徐克明同志表达深深的怀念。

最后,还必须得说的是,如果没有江苏教育出版社和老友郭正谊、卞毓麟的鼓励,我是没有勇气来编这样的集子的。往事如烟,有几许还能够和值得留下?特别这本集子收的主要是我前期的知识性文章,往往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有些知识也还有昨日黄花之感,不过如书名所示,也许从中还能找到一点寻求知识的足迹。既然出版社还不觉得是浪费纸张,那就让它印出来吧。

本文是为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时间的脚印》一书写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