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给我上的民主课

陶世龙

北大学生，自己的事自己管，走什么路自己选

由于和家里磋商延误了时间，我决定去北大的时候，大队人马已经走了。他们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组织包船北上的，以新生为主，也有回家度假的老生。集体走比单独走省事又省钱，现在得我自己打点上路了。我去三校在上海的办事处打听了一下，学生自治会的人已走了，但象我这样拉下的散兵还有，建议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北上。经过办事处的帮助，我们取得了联系，一位是清华机械系的新生李钟平，一位是北大经济系的高年级同学，姓何，连我三个，三人曰众，于是推何姓学长当头，也算组织起来了。那时淮海战役即将大规模展开，上海与北平之间，除了坐飞机，只有海路可走。人们纷纷向南跑，北上的船舱很空，价钱也便宜，我们都买的“金刚号”二等舱（这条船不久前触礁破损过，修复后图个吉利，故命名“金刚”），四个人一间，还空着一个铺位没人。这船虽有金刚巨无霸，其实不大，镇不住在风浪，特别是在第二、三天经过被称为“黑水洋”的海面时，动荡剧烈，我们都眩晕呕吐，吃不了饭，睡不好觉，二等舱也没带来舒适。进入渤海湾才缓过来。

航行四天，船到了天津，这时已近黄昏，好在那时客轮是直达市中心码头，下船后马上各雇一辆三轮车，拉着人和行李直奔南开大学。共组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在抗战胜利，各自回到自己的校园后，三校学生自治会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相照应，视若一体。我们一到南开，南开的同学马上安排我们免费吃晚饭和住宿，还请去大礼堂看南开同学自己演出的话剧“夜店”。可惜我连日海上颠簸已很劳累，初到北方，听普通话的能力也差些；加上入场晚了，坐在后排，看不大清楚，对这场话剧没留下什么印象，但学长们的互助精神和组织才能，则至今难忘。

第二天一早坐火车去北平，那时的火车开得慢，走了几小时才到达。出车站就是前门和箭楼，街道的宽阔、城墙的高大，和行人的稀少，与人烟稠密、市井繁华的成都、上海相较，换了个世界；我要生活在这凝重古穆，显然也比较清苦的城市中了。当天晚上的伙食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菜不好吃，以馒头为主食更不习惯。不过并没有规定你只能吃这些，那时北大沙滩的食堂就有好几个，是学生自己管理，管理人是膳友选的，每月都公布帐目，你可以自由选择去入伙，不过当然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首先，伙食费就起着控制作用；我因为来晚了，没能住进靠沙滩近的学生宿舍西斋，而是距离较远的三院，这里人少只有一个食堂，除非到沙滩去吃，为了吃饭方便，我只能忍受不习惯的伙食，还是在三院入伙。

来晚了，住的也差了。西斋是两三人住一间，三院的房间大，特别我住这间屋，有二、三十人，里面没有一个地质系的，谁叫你迟到呢。我独来独往，到也自在，晚上常去东安市场旧书店逛逛，有时还去看看电影和京戏。学校行政是不管学生在怎样生活与学习的。除了到注册组报到和找地质系系主任孙云铸教授签字，就没有和学校行政打过交道，课程表公布出来，到时候自己去找教室上课，老师从不点名，北大确实是自由的，真有点“帝力何有于我哉！”的味道。不过也并非独善其身，师生之间是很密切的，也许和人少有关，我们班十二个人，很快就熟了。没过几天，高班的老乡谭振民邀我到他的宿舍去坐坐，无非是聊了聊家乡的情况和北大的学生生活，也谈到彼此喜欢看的书。我们石室中学在北平还有个校友会，是哲学系的杨祖陶同学负责，他也真有本事，打听出新同学中有我这样一位从石室中学毕业的，在北海公园组织校友聚餐欢迎我的到来，只有几个人，不过当时北大的训导长贺麟教授也是石室中学毕业的，他也到了。说是聚餐其实没什么好吃的，因为校友中没有“大款”，贺麟算地位最高的了，薪水也不多。大家讲讲母校的往事与现状，倒仍是很热烈，也没有因训导长在场而拘束。这次聚会照过几张合影，杨祖陶给了我一份，可惜后来都失去了。不知别人有没有保存下来的。

谭振民后来又找我去过他宿舍几次，有时还有中学女生来找他议论时事，他们也不避我，后来潭建议我去参加高班同学冯钟广组织的学习中国通史的读书小组，这时我已看出他是那种“左倾”的学生，这学习不会仅仅是学习中国通史，但是我也同意了。因为这时我已不信国民党宣传的那一套，以后我就经常参加冯钟广召集的这个小组的活动，除了本系高班的濮德湘、同班的翟裕生，还有物理系的刘光鼎。果然，除了学中国通史，每次都讨论时事，当时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中国的前途自然是关注的焦点。随着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的败局已定，我们都深信不疑。不过对未来的前景我仍心存疑云，认为这场战争不过是两党在争夺江山，共产党是不是真为人民，得看一看他干的怎样再说，但同时认为国民党政权专制腐败实在无可救药了，换一换也好。别人都比我相信共产党，劝我多找些有关的书来看，这些书在别处不容易得到，在北大可是半公开地流传，学生自己办的图书馆“孑民图书室”就是它们的大本营。我入学后不久就到“孑民图书室”当了个义务的图书出纳员，一星期去值几次班，看书也就很方便。是谁介绍我去的记不清了，肯定是地质系的地下党组织的主意，大概他们已了解到我这人喜欢看书，让我到这图书室去真是绝妙的安排，后来物理系的同学张和生又介绍我到理学院同学办的五四图书室，一个角落里的小房间，书不多，来借书的人也少，值班时很闲，可以安静地看书，这些工作做到后来围城打炮了才停止，但看书则不仅未停下来，反而因为有一阵不上课，看的更多了。

在短短一段时间内，我真读了不少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我都通读了；还有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以及其他多种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介绍解放区实际情况的小册子，象普列哈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不知是谁写的《方生未死之间》和《大江流日夜》都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后来才知道《大江流日夜》的作者原来就是当时在北大法律系的王孝庭同学，2000年4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28期上他回顾了这件往事）。那时年轻，眼睛和记忆力都好，图书室其他书也看了不少，包括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都是这时看的。

我对历史本来就比较熟悉，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后，对阶级斗争是否就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动力还有怀疑，但完全同意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阻碍中国的发展，而只有拥有先进的生产力才能建成先进的社会。感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最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把中国带入民主自由富强之境现实有效的途径。实行这个纲领，对我这样的家庭自然会有所损失，但国家富强了，那也值得。因此在北平开始围城，家中竭尽所能给我挥来一大笔钱要我买飞机票回去时，我已决心留下。当时在北大上学的，绝大部分的家庭出身大概都和我相似，不是出身于贫下中农和工人家庭；有些同学的父母在官场的地位还十分显赫，父母是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的同学也很多，可也就是这些人，绝大多数选择了共产党，象组织我们学习的冯钟广就是当时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冯景兰教授的长子。我到北大后父亲就要我去看望他的老师汤用彤和同学邓广铭先生，在他们家里我认识了汤先生的公子汤一介和邓先生的长女邓可因，而他们两位那时都已比我倾向共产党得多了。（冯钟广当时已参加在北大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汤一介和邓可因后来都很早就成为共产党员，他如物理系的华顺，华罗庚的女儿；经济系的晏福民，晏阳初的儿子；历史系顾行的父亲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书记长，都是地下党员。这种情况在北大平常得很。北平围城后南京派专机来接教授南下，北大教授离开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

我是从理性上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纲领，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而不是简单地从共产党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而拥护共产党的，但这在后来渐渐不大为人所理解，他们怀疑，象你们这样的家庭出身，本来过的好好的，为什么还要来参加革命？或者认为，不要以为你们的动机那么高尚。正因为你觉锝投身革命不是为个人，所以你们容易动摇，不象农民是为了二亩地；工人为了八小时工作和提高工资，他们的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是紧密结合的，所以他们最坚决。乍一听，我也觉锝人家讲的有道理，真该夹着尾巴认真改造，但经过几十年的风雨，走过曲折的道路，渐渐看到，其实这种经过自己的理性的思考来确定人生道路，走起来才是最坚决的，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心之所善嘛！我的德坚是这样。我看许多当时在北大积极投身革命的同学和师长，情况也相似。他们中许多人后来被误解、甚至诬陷，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直至非正常地离开人世，而仍始终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我以为正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今天已可看的比较清楚，他们不过是没忘记建设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目标，没有忘记老北大的传统。那些看他们不顺眼的人才是变了，忘记了当初的理想和许下的诺言。

在这里，我似乎说的多了一点。原因是今天的年轻人以及海外的朋友，往往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你们为什么那样傻！”我希望我所表述的心路历程，能帮助大家增加一点对我和类似我的当年的北大学生的理解。(接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