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给我上的民主课

陶世龙

我心中的北大，始终是那以沙滩、红楼、民主广场为中心的北大，我把她叫做老北大。那时北大有文法理工医农六个学院，还有研究所和不少附属单位，散布北平城内外，师生的住所更是分散。没有一个封闭独处的宁静的校园，而是渗透在社会之中，也许这可以说是老北大的一个特点吧。市廛的喧嚣和声色狗马的诱惑自然是强烈的。但民间的疾苦也更能使北大学生得到直接的感受，至今我还记得，临近半夜还在叫卖“铁蚕豆...臭豆腐...”的老人悠长的声音带给我的凄凉。1948年我入北大时住的北河沿三院，去东安市场只需走10分钟，每次得到家中汇款，就急急忙忙去那里换“袁大头”，还在宿舍买同学出售的面粉以保值，每天早餐常是吃小贩卖的煮白薯，如能坐在红楼门口小摊的长凳上吃一餐大油饼就老豆腐，就是高级的享受了。那时并没觉得大学生有什么优越感，而是充满着对这个民族的忧虑和沉重的负荷。

1948年，我选择了北大

1948年初夏，我从四川成都的石室中学毕业，只身到了上海考大学。

到上海考，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考不上也不回去了；同时也为了如果考上，能方便地到校。当时我认定了北大地质系，浙大史地系和武大化学系，除了武大，别的离四川都远。

最先考的是北大。北大、清华和南开。三家联合招考，这是西南联大留下的组合，三家身价都高，你要不把我摆在第一选择就别考，因此只能三择其一，我选了北大。

浙大名声也好，我对地理有兴趣，还爱好历史，而史地系是浙大的特长，因此一定得考。但浙大身价也很高，他在上海考区的考试日期，偏偏和北大清华南开安排在同一天，显然是表示我不捡你剩下的。但我也有办法，浙大南京考区是另外的日子，我就坐火车赶去，记得考场设在考试院，很大又凉爽，环境好，我发挥得也好，不象北大考场是借用一家中学，屋子里很热。

武大在上海招生的时间晚，是最后考的，下场就知道考砸了，不仅因为这时已经有点疲乏松懈，还因为那英语考题中有不少名词我不认识，后来在大街上发现，原来在一些店铺的招牌上就有，我在四川尽学古典文学，这回吃了大亏。

好坏总算考完了，住在表叔王诞敷家中，他是中纺公司的医生，公司给了他一栋日本式小楼，条件不错，家中有收音机。反正就这样了，等着发榜，没事就听京戏和音乐。

北大的榜最先出来，报上登的，一看有自己，一块石头落了地，别的考不上也无所谓了。接着浙大也录取了，两家的入学通知书差不多同时寄到，一看浙大还给我奖学金，上学不用花钱。这倒使我有点犯难，究竟如何选择？家里的意见也不统一。

我的爷爷希望我到浙大，因为当时国民党崩溃之势已经出现，北平已三面被围，当时他已经并不那么畏惧共产党，而是怕在城里也打起仗来，玉石俱焚。我父亲则要我上北大，他是学术高于一切，认为北大地质系在世界上已经有声誉，读这个系将来可以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父亲是三十年代北大的研究生，那时就对丁文江、李四光等很推崇，后来在浙大史地系当过教授。和地质学家叶良辅共过事，对地质界的情况相当了解。就我自己来说，当学者兴趣并不那么大，而听说北大讲民主自由，倒是很向往。其实也就是多年来因家里人不大管我，（父亲教学在外，这一生我们共处的时间，累计起来也不过两三年，祖父母宠爱有加，对我没约束）自由自在惯了，愿意到管理松散一点的学校，上中学就是如此，当时也是考上两个学校供选择，树德中学和石室中学，都办得好，毕业生一般都考得上大学，进名牌大学的也不少。树德中学的升学率，据说比石室中学还要高些，但是管得严，石室中学则管的松。我选择了石室中学，进去后果然如此，譬如当时高中生都实行军训，树德的学生出来必须扎皮带打绑腿，穿戴整齐，我们则不要求。再如那时学生都住校，出校门必须请假，而训导处的办公室就设在进出必经之处。但是我们中学在晚饭后这段时间，办公室内是无人值班的，可以自由出入，只要在晚自习前回来，就无人过问。因此我总是在这时跑到附近的祠堂街去看书，那里的书店一家接一家；还有老师上课不点名，听不听由你，不过考试很严，我那个年级，头一年就有三分之一的人留级。听说我们这治校的传统是一位著名的校长张重民从北大学来的，学校里还有他的纪念碑。有这些因素，我选择北大就成为必然的了。我祖父这时瘫痪在床已快一年，自己看不了信，我便骗他说上浙大去了，每次写信用在浙大的口气另外给他写几页，还描述点西湖风景之类，由别人念给他听，他也就相信。这样骗了几个月，北平的战事和平解决了，才把真相告诉他。

话说的似乎远了，但这可以说明当时我对民主自由究竟是什么样的认识，也许作为一个人，总是愿意能按自己的意思说话行事。我选择北大实际上有点象那些士兵愿意跟着李广，而不愿跟程不识。(接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