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离政治”谈起
萧文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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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世龙同志的信提出了一个长期存在着的问题。他谈的是关心政治和钻研业务的关系，但其实关系着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究竟要怎样来培养我们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科学技术人才，究竟要怎样来促进学术界新生力量的生长，使我们的国家迅速赶上世界的学术水平。
还是从陶世龙同志提的问题谈起：
究竟什么叫脱离政治？什么叫不脱离政治？一些人总是想把经常参加各种会议的并且在会上发言积极的人叫做不脱离政治，往往把不大到会的人或者在会上不大发言的人叫做不脱离政治。其实，这些看法是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很容易使人成为政治空谈家，不能对青年人向科学进军的工作起促进作用。
陶世龙同志的信是谈青年教师工作的，这里就先谈一谈青年教师问题。多数青年教师负担很重，名义上是助教，实际上已担任讲师、教授的工作，应当看到，这是大有出息的负担，这是必要的。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他们不努力钻研业务，如何能做讲师、教授的工作呢？可是在这样的青年教师中，如果是党团员，社会工作就很多，往往同时担任两三个职务。天津十七中一个教师团员，就担任团支部书记、工会组织委员、政治教研组长、高三班主任等六个职务。还指导全校时事学习、指导广播学校的政治课教师备课，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每晚都要到12时以後才睡觉。这样的人据我看，业务搞不好，政治也搞不好，。有人说这“是两败俱伤”，我看这话不能算错。
青年教师的本身业务很重，再加上很重的社会工作。这就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此搞下去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本来一个青年人应当参加一定的会议，在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如果会议又多又长，或者会议内容不重要，或者并不解决问题。这样你怎能单单责备不大参加会的或者参加会不大发言的人脱离政治呢？有一个高等学校的助教反映，他们的团支部每周开三四小时的团小组会，另外还要组织团日活动。还有学校每周要举行一次报告会，为了宣传储蓄、交通守则.....都举行报告回。每次要占一下午，一定要所有的人去听。结果自然闹得大家都很部积极。少开一些会，开得短些，社会活动减少一些，腾出一些时间来钻研业务，我看，对业务提高固然有好处，对政治也有好处。
究竟怎样才算不脱离政治呢？标准不是多开会多发言。我看首先应当是钻研业务向科学进军，并且懂得钻研业务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热情作为向科学进军的动力。当然单市钻研业务也是不对的。我想，应当经常看报，懂得国内外大事，懂得党的政策，还应当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此外，还可以找出点时间和同志们去到工厂和农业合作社里看看。这样做，时间已经够紧的了。青年教师极大部分要用在钻研业务方面，这样才不会使他成为空谈政治家。
目前有人这样说：提倡钻研业务，恐怕要使个人主义滋长起来。这样的人还说：政治学习为大家，业务学习为个人。这种想法无疑是不对的。要知道我们的业务都是社会主义业务。都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难道提倡钻研社会主义的业务，就会滋长个人主义吗？自然，也有人为个人住洋房、坐汽车....来钻研业务，也有人脱离政治，那是告诉我们，应当对这些人加强教育；决不能因此就把政治和业务对立起来，把钻研业务和个人主义混为一谈，那么做，对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是有害无益的。其实，陶世龙同志的信已经用具体事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於崇文钻研了业务，其结果是提高了业务水平，搞好了教学，（我们决不能想象业务水平很低的人可以搞好教学）并不是滋长了个人主义。
下面我们再谈谈党团员应不应当钻研业务？
如上述，因为钻研业务与关心政治这两件事有了不大正确的理解 ，于是就在有些同志中产生了这麽一种奇怪的想法；好象别人钻研业务、学习科学是可以的，党团员是不能杂钻研业务学习科学的。有这样的事：一个青年团员助教因为想学业务而退团，说：“在团内政治业务两败俱伤，退了团还可以成全业务。”。当然，他因此就要退团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那实际上是对革命消极的表现，并不是什么业务不业务的问题了）。但是，从这里却也可以看出，有些人认为当团员和钻研业务不能并存。当专家，那是别人的事，也有人说：“是中间落后份子的事”。要当专家除非不做团员。
这种想法的错误是很明显的。当然，非党团员并不就是中间落后分子。但是青年的党员和团员总是我国青年中间最优秀最先进的部分，他们对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最高的热情，这一点总是无可怀疑的。那么为什么不应该让我国这些最优秀最先进的青年站在向科学进军的队伍的前列呢？为什么不应该让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主要的作用呢？为什么这些作用只能让给其他的人或稍次一点的人去发挥？只要我们真正懂得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的作用，我们就不能不认为：这个科学的队伍应当主要由最好的青年去组成，而决不应当反把这些青年排斥在外，
一个党员或团员，当然要担负一定的社会工作。但是，一个担任大学讲师或助教的团员团给他的主要任务显然就该是要搞好教学和研究，而不能要求他把社会工作当作主要工作。做了党团员，照理说可以比别人多一点政治生活，但是负担得太重了，和一个脱产干部差不多，象陶世龙同志所说的那样要花很多时间经常找人谈话等等，这样去和别的同学同事进行
“负重赛跑”，那是怎样也会跑到后面的。那么社会工作由谁来做呢？前面说了，首先，救应该减少高等学校里的不必要的会议，还有课余和业余的活动应当使它符合业余的性质。假如机关里的党团员两周过一次组织生活就够了的话，为什么学校里的党团员一定要一周过两次组织生活？学校里组织业余文化活动，大家唱一唱跳一跳是必要的，但是，一个业余的歌舞团要在上课期间经常借服装、借场地、请导演、每周几次的排练准备演出，那就成了职业化的团体。要学地质、学矿业...的人花费大量时间去搞这个，不能不说是浪费。
其次，应当把必要的社会工作尽量分配给更多的人去做，不要都加在少数人身上。
我们也不必在社会文化生活等等上面对每个人作同样的很苛的要求。全面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口号，现代青年实在不应该成为只钻书本的人，要尽量鼓励大家有多方面的的兴趣。但是，毕竟很难要求每个人在每一方面都有同样的兴趣。一个政治品质不错、在物理学方面很有成就、写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文的研究生，却因为不喜欢参加集体的文娱活动而被批评为妨碍了集体，缺乏集体主义，不被认为（是）好团员。这实在是不合理现象。文娱活动，集体唱歌跳舞之类，都是我们活跃青年生活的方式，决不能反而变成束缚青年的规矩。我们看人总是应该从主要方面去看的。不看主要成就，单从一切细节上要求一个人处处符合规矩，符合“清规戒律”。难道这是我们青年团培养青年的办法吗？
为什么有许多团干部总是对陶世龙同志所提的这问题想不通呢？仔细分析起来，并不是由于别的，还正是由于自己对我国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不够了解。换句话说，就是自己布置工作脱离了政治--我们国内最主要的政治。有些干部是过去搞三大运动时候的积极分子，还有些更老的干部是解放前搞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总不能改变自己对于积极分子这一称号的看法。总是只把跑出课堂参加课外活动当作积极分子的主要标志。这些同志没有十分深刻体会到当前政治形势早已变了。青年的任务也变了。在解放前，为了反对美蒋，为了解放全中国，要把大家从课堂里拉出来投入政治斗争是完完全全正确的。解放初期，要首先使青年具有爱国主义立场，在青年思想上划清界限，要青年较多参加政治运动也还是必要的。但是目前，我们的首要认任务就是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所指示的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了这，我们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有了这，我们才能保卫和平！必须全力使我们的国家工业化起来。这些话，大家都知道。重要是要真正根据这首要的政治任务来全盘考虑自己的工作，考虑青年们对国家的作用。自然，这些问题并不单是青年自己懂得了就能够解决的，这必须领导上有决心。要坚决让一部分优秀的党团员能够向科学方面发展。
有人说：都这样钻研科学钻研业务去了，那组织工作、党团工作、行政工作谁来做？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简单的：业务是每个人都要钻研的，人人都应该成为本行业务的专家。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每个人都要成为科学家。现在的科学家、文学家老了，需要后备军。现在的党委书记、秘书长...老了之后，当然同样需要后备军。遥远要有一部分青年，以组织工作行政工作等为终身事业，为发展方向，努力钻进去。其他青年也应做一些社会工作，但是那和这种专业工作者的工作量应该是不能够相比的。
我们这样说丝毫没有主张学科学的青年忽视政治的意思。每个青年必须关心国内外大事，必须懂得党的政策，必须懂得马列主义基本知识，还应当有一点时间参加社会活动。更主要的，学科学本身就是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象有的青年连最近苏联开了第20次党代表大会这样的事都不知道。那就实在是脱离了政治，不能用钻研业务来解释的。
*杨述和韦君宜合用的笔名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杂志195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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