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是该休息了
---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公布想到一篇旧作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开发表了，当我读到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答记者问中有“民主是形成科学用人决策的重要保证，也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有效手段。”“扩大民主，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这些话，马上想到十八年前写下的一篇文章《伯乐相马术质疑》。那篇文章正说的是这个意思。
文章投给人民日报八版也就是文艺部，好久没发表出来，这倒不奇怪，那里稿源丰富，发出一篇稿，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这篇文章他们是准备用的，已看过大样，是楷体字排的，显然不仅准备用，还准备放在显著的位置。到了1984年11月底，稿子被退了回来，还有信表示歉意，说：早已发排待用，想不到上版之后，大作被上面抽下。现在把样子寄还，请寄到别的报刊发表吧。
当时报刊不像现在这样多，人民日报不能发，还有什么别的报刊合适呢？不想给那些相熟的报刊编辑，怕他们为难，正好民盟新办个杂志《群言》，素不相识，而他们取这个名字，就是欢迎大家去发表意见，便寄了去。回信说，准备采用，但须删节。我想，写了一阵，能发出来就好，就说由你们去处理吧。1985年7月7日出版的《群言》，发出了这篇文章，删去了约1/3，同一版上还发有一篇《赵盾弑其君》，称赞董狐的勇气，也赞扬赵盾的开明和宽容。
我看了一下，是删了不少，但“这种相马术，既缺少科学，又不发扬民主，很难保证不欢把劣马错认为良马，或者埋没了俊材。选拔人才还得靠科学的办法。”这个最主要的观点，仍保留下来了，也就可以。不过我一直仍不明白其中的奥妙。也许是当时正有许多自命为伯乐者在那里大相其马，这文章有点不合时宜。现在把完整的原稿发出来，同时把被删节的文字用红色表示，以供好奇者研究。
陶世龙，2001/07/04
伯乐相马术质疑（原稿）
在报刊上常可见到对伯乐的赞扬，并在盼望多有些伯乐出世。
伯乐，作为爱护和善于选拔人才的一种象征，无疑是值得赞扬的。然而，伯乐的相马术实不可取。
伯乐究竟怎样善于相马，已不可考，但从他对另一善相马者九方皋来的评论，尚可窥知一二。
这位九方皋，经过伯乐的推荐，为秦穆公寻找千里马，找了三个月，说是找到了，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牵回来一看，竟是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老大的不高兴：马的颜色、公母都分不清，还找什么千里马！可是，对此伯乐却自有一番解释。据说这九方皋虽不辨马的颜色和雌雄，但观察到了马的本质。那么是怎样观察到的呢？伯乐设有讲清楚，只是说；“若皋之所积，天机也。”
搬出“天机”，这就玄之又玄了。难怪秦穆公要伯乐从他的子弟中推荐相马人时，伯乐要说：“臣之子皆下才也’。没有一个能接班的。
千里马不多，象伯乐、九方皋这样能知“天机”的相马天才，看来更为罕见，这种相马术，显然也是无法推广的。
因此，把发现人才的希望就寄托在伯乐身上，是要误事的；而且这种相马术，实与科学背道而驰，根本不应提倡。
1922年8月20日，梁启超在南通为中国科学社的年会作了一次讲演，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他在讲话中痛陈当时我国学术界中科学精神的缺乏，其表现之一就是：“中国凡百学问，都带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知识扩大之障碍”。指出：“科学家恰恰相反，他们一点点知识，都是由艰苦经验得来；他们说一句话总要举出证据，自然要将证据之如何搜集、如何审定一概告诉人”；因此，学习科学，不仅能承受前人研究的结果，而且能学到获得这一结果的研究方法。“方法普及于社会，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会有发明。”
梁启超的为人应如何全面评价，此处不论，单就他上述见解来看，至今仍是很有意义的。在这科学技术已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对伯乐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相马术仍赞叹不已，只能说明，在我们选拔人材的工作中，是多么地需要科学！
伯乐相马，凭借“天机”，标准只有他自己能掌握，一切决定于他的判断；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这种相马术，既缺少科学，又不发扬民主，很难保证不欢把劣马错认为良马，或者埋没了俊材。
如果选拔人才有科学的标准，并有一套科学的办法去检验，那么即使是“下才”也不难判断出谁是千里马，“人人都来当伯乐”这才不是一句空话。这样的标准是客观存在着的，不凭伯乐的什么“慧眼”不靠什么“天机”，选拔人才还得靠科学的办法。即让人才在实践中经受检验，这才是最有效和最可靠的办法。
发明大王爱迪生二十二岁时，借住在纽约金价指示局。有一次，恰巧碰上那里一台正在紧张工作的通报机突然坏了，没人会修理，人们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爱迪生毛遂自荐，只用了不到三个小时就修好了。事后他即被录用，很快又被提升为机器厂总管理。
爱迪生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人才通过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是可以被发现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天机”。我们的人才选拔，应当科学化和发扬民主，伯乐、九方皋那种凭借个人特殊禀赋去“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的相马术，在世界已进入新的技术革命时代的今天，实在不应再提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