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世龙论说科学文化Email:stao@brunnet.ne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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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其他相关著作 谈谈科学精神（2000年12月10日和中国地质大学部分学生谈话提纲） 科学--精神的武装（1991年1月22日，<科普创作>1991年第1期） 科普创作与精神文明建设（1981年2月25日在北京科普创作协会一般科普读物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原载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会刊<科普创作>1982年第3期) 中国文化必须注入科学 1989年4月，《科普研究》1989年第4辑 “大文化”需要“大科普”（1988年7月，《科普研究》1988年第8辑 科普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1979,《科普创作》试刊号 当心，以“科学”的名义(1979/07/07,人民日报) 别让马克·吐温说中了（1979/06/02,中国青年报） |
“大文化”需要“大科普” ·1988年在中国科研究所召开的科普发展战略讨论会上的发言· 陶世龙 时下所说的文化，科学常不在其中；被称为文化部门的职能，规定得更为狭小，故有人称之为“小文化”。而我国的传统文化，也确实不含有科学，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请来赛先生，用科学来革新旧文化。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提出：“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 这段话今天读来仍有意义。因为不仅求神拜佛、看相算命等封建迷信活动还在出现，特别使人不安的是，有些读书人也仍然无视科学，还在那里妄想、胡说；有些有五四时期被否定了的旧文化的糟粕，竟又有被搬出来奉为珍宝之势。至于言文化而不及科学，更为普遍。社会上能够动不动掀起一股什么“热”，就能缺少科学精神的表现。煤矿爆炸、森林火灾、甲肝流行、草原被毁以及交通事故等问题的发生，都说明全社会需要提高科学素养的紧迫性，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能解决。明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了，世界上不少国家已经或正在实现现代化，赛先生在建成现代化社会中的作用，愈来愈显著。如钱学森同志在中国科协三届二次全委会上所指出，我们要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不可能的，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完整的文化，或可谓“大文化”。我们讲文化建设，就是应该如此考虑，对我们来说，针对传统观念中忽视或缺少科学这个弱点，更应当特别强调建设含有科学、体现科学精神的文化。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提出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对什么是科学的，解释为：“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②如以此为标准，审视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便不难发现，虚伪、主观，理论与实践分离，实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虽不能说这就是全部，但确实影响深远，直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之中。 支配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讲的是要爱人：仁者，人也。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然而历史上中国社会的实际却是最不把人当人的，成千上万地杀死俘虏，如同对待牲口一样掠夺买卖人口，甚至以人肉代替粮食等等史不绝书。易牙烹子以媚桓公，吴起杀妻以求将，都得到现实的好处。用爱妾换战马还被传为佳话，杀妻子以犒将士，更被褒为壮烈。在政治斗争中，对于政敌，包括许多无辜的牵连者，多是毫不宽容，斩尽杀绝而后快。 再如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标榜的是何必言利，然而如蔡元培所指出，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开辟了通过读经可以做官的“利禄之途”，以后发展为科举制度，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便入其彀中，把聪明才智都耗费在读死书上了，所为者何?无非是这可以做官，而一做了官，什么都有了，所以范进一心要中举，不会去做生意。然而口头上这些人还要显示自己的清高得很，直至口不言钱。 总之，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在中国的传统中，可谓比比谓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那些敢讲真话言行一致的人们，虽在他们死后，从理论上、道义上总是得到肯定，而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却常是坎坷不幸，直至死于非命。那些善讲假话，言行不一之徒，尽管身后不免留下骂名，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是得其所哉。 人事如此，对待自然，也是这一套哲学的起作用。从主观出发，不顾事实，不求真知，玄想清谈，自欺欺人。皇帝自称受命于天，出现日食、地震，还要煞有介事地下诏罪已；王公大臣也是星宿下凡，冥冥之中，莫不有神灵在。天人感应被用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对自然变化的因果，不去察知，而是都归为天意。因此尽管我国古代在水利、农业、矿治、建筑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均未能上升成为科学，直至今日，还不时有人把古代用于占卜的八卦奉为超乎现代科学的“科学”，宣传为似乎精通八卦竟可解决许多当今自然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崇尚空谈不务实际，就在故纸堆中讨生活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至今还有其影响。 对于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相分离，不能实事求是也就是缺少科学精神的传统，有些人视而不见，甚至还鼓吹儒家文化的优越性，发出我们物质文明虽不如人，精神文明仍高出人家万万的呓语。今天如果还想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把科学化了的“西学”视为资产阶级所专有，仍只取其技艺而不吸收其科学精神，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怎能实现! 其实西方的文化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蒙昧的时期，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众所周知。然而在近三百年来，欧洲的文化已演变为“自纯粹的科学：理、化、地质、生物等等以外，实业的发达，社会的组织，无不以科学为基本。”(蔡元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这是一种科学的文化，正是这种科学文化的出现，给西方工业的勃兴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是因为产业革命发生而引起的社会大变革给科学文化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我国许多志在振兴中华、锐意改革的有识之士，早就看到要建设我们的科学文化，五四运动呼唤赛先生即在此意。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卢于道先生在回顾了当时已提出的各种文化建设的议论后，感于“今徒以少数文化之呐喊、号召，曰文化建设，而无具体方案之制成，是与以前之各种文化运动亦将随之消沉。”提出应当实事求是，钻研实业，努力建设中国急需的“图存保种之科学文化”。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实无可能，但在今天应是可能的了，“科技兴国”的口号响亮的提出，即说明此其时矣。作为科普工作者，更应奋力为之。 过去讲到科普，似乎就是面对工农兵或青少年，传播那些启蒙的、初级的知识。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是符合实际的，但时至今日仍停留在这种认识上就不行了。现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各门学科又互相渗透补充，不仅是一般人，各行各业的专家均需经常补充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以外的知识。当然途径很多，但一般也难以重新系统学习，而通过文字、声象各种传播手段获得，是一重要方面。此或亦可谓之科普，但水平并不低，钱学森同志多次提出应发展这种科普，实时势所需。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传统的科普任务仍然很大。不仅仍有许多人需要补充起码的科学知识，还有数以亿计的新文盲，如何让他们也了解科学，很不容易。 而从总体来看，广义的科学的启蒙至今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科普中，我们比较注意具体知识的传授，而对如何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有所不足。在今天的科普中，这个科学是广义的，应使它无所不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文学创作，乃至衣着烹饪，日常生活，道德伦理等等都应该讲科学，成为科学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说需要“大科普”。 因此作为文化建设的科普，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原有的科普的涵义，这个“大科普”称之为科学技术的传播可能更名副其实。由此想到，1978年6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我和郑文光同志曾有创立科普学的倡议，现在看来，这个提法并不确切，且有局限思想之弊，不如提出研究科技传播学更合当前需要。这也不是我们新创，国外前已有之，不妨采取拿来主义，结合我国实际，为我所用。 我们过去的科普，偏重文字宣传；讲到科普创作，就是写文章。文字确是基本的传播工具，一万年后也是重要的，但在电子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由此产生的声象手段，正愈来愈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它形式的传播手段如博物馆、科技馆的陈列及操作表演，也都在发展。作为现代的科技传播学，就不止是探讨文章怎样写得好，而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种传播手段。 约定俗成，科普作为大家已习惯的名词，也不一定去改它，但必须充实新的内容，并使之为大家所了解、公认。 没有捷径 回顾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将科学技术向社会广泛传播，一直摆在重要的位置，至今不已，不仅国家从纳税人交纳的款项中拨大笔资金用于科普，许多企业也出资支持科普事业。如美国政府每年要花数以亿计的款项资助组织农村青少年开展科技活动的4H俱乐部，而西屋电器公司则每年都要拿钱在中学生中举办寻求科学人才的评奖活动。他们是算过大账的，在科普上投资虽然不能收回钱来，但从全社会来看，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他们从而得到的好处，是远远大于这笔投资的。他们走过的道路值得借鉴。我很希望中国科普研究所能组织有志在中国建设科学文化的热心者，认真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钻研一下实学，办一点实事。 要扩大科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建设科学文化，千头万绪，如何不致于“热”一阵就烟消云散，虽非研究所这样一个单位所能解决，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我们孜孜不懈，实事求是地办几件力所能及的实事，终有点滴之功。这方面究竟能做些什么，有待大家探讨，这次举办的科普工作发展战略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希望能切实讨论下去，并能提出若干建议及研究所本身能够落实的措施，以免就是纸上谈兵，徒托空言。 实现科学文化的建设，有它必经的艰难历程。西方是经过文艺复兴，产业革命才兴起了科学文化，不仅在物质上付出过巨大代价，还有从哥伯尼、布鲁诺到伽利略这样的科学家只问是非不计个人利害地奋斗。在我国历史上忠于一姓一人，诛九族而不惜者尚颇有人在；为科学而殉道者则罕有所闻。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看来我们还不得不致力于消除历史留给我们的沉重负担，以实现从传统文化到科学文化的转变，捷径是没有的。 ① 《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62年，人民出版社北京第1版，第700页 ③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1940，良友图书公司初版，1982，上海书店影印，第3页 ④ 《科学》第十九卷第五期第640页，1935 最后一段此次上网时稍有改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