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编者言论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一百年
陶世龙
一百年前，梁启超写出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是幻想，也是他的理想：经过变法维新,“到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将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这个新中国的国庆五十年 (相当公元1962年)之日，世界列强皆派出头等钦差“齐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热闹”。尽管民国建立的时间和首都，都与他的预言巧合，但他并未因此而自得，感到的是悲哀。有诗为证：
却横西海望中原，黄雾沈沈白日昏。万壑豕蛇谁是主？千山魑魅阒无人。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国魂归蜀道难。道是天亡天不管，朅来予亦欲无言。 ----梁启超：自题《新中国未来记》
抗日战争中,中国人以自己作出的重大牺牲，赢得了举世的尊重而跻於四强之列，故先父在日本投降之后，急就写出梁任公新中国未来记中之预言,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称赞:“任公之预言小说，即任公之建国方案，目光如炬，令人景仰。”认为“在华举行新的联合国会议”、“中国语成为国际语言”均非不可能。并说“吾人於任公之预言，可验而尚未验者，能不加倍努力以求其验乎！？” 当时乘战胜之势，如举国一致，同创中华之新局，任公之预言已可望且可及。不幸的是，中国人又一次错过历史的良机。而任公在多年来崇尚革命而贬斥改良的气氛中，自清末开始，为革命党人所口诛笔伐者久矣，至文化大革命中更达颠峰。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近二十馀年拨乱反正，初见成效。人们忽又发现改良或有胜于革命而责难孙中山先生：假使无革命而改良，中国当早已强大。此乃从一极端到另一极端。
果能改良，何又致于革命？革命皆因掌权者畏惧丧失既得利益，抗拒改革，能拖就拖，所谓不打不倒.在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体制下,革命的发生，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非一二人鼓吹所能致。梁启超在1912年回忆：“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运动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治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历史告诉我们，与时俱进，不仅对有利于百姓,对既得利益者也是有好处的,等到赤眉、黄巾、黄巢、李闯...血染都城,玉石俱焚,生灵涂炭,再改也来不及了.而如梁启超所设想,戊戌变法成功,光绪皇帝被民选为中国第一任大总统,爱新觉罗家族也将得到国人尊重。末代的隆裕太后在各省纷纷起义的压力下能够交出政权倒也仍不失为明智之举。
虽然辛亥革命为其后之革命者诟病为不彻底，然亦如任公言：“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烦战事，若北方则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
确实是“以吾国之大，革数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价至薄”。而要完成从封建专制到民主社会的转变，当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现今人们忽然发现梁任公见识之可贵，是来自百年来的社会实践，历尽劫波思改良。然历史是容易被忘记的,包括整个社会的集体遗忘.以史为鉴,说是那么说,做起来难,《资治通鉴》是为皇帝治国的历史宝鉴.然而能真正当回事的有几个，一个一个王朝都是在重复它所推翻的先朝所犯的错误而走向覆灭。
今天我们应该能走出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怪圈了吧。
参考文件
陶元珍：梁任公新中国未来记中之预言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王思睿 何家栋：论中国革命及其反对派----兼析李泽厚“告别革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