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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与做戏 中华读书报上《白毛女的故事》读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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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世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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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白毛女》在老一辈中国人中影响确实是很大的，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3日发表的白毛女的故事说：“一部戏能那样深入那样普及那样脍炙人口对历史发展产生那样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白毛女》堪称首屈一指。”文章引述了《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这本书中描述《白毛女》创作演出中的传奇故事的片段，让我们了解到这部戏如何从一个“还没有超出侠义话本的范畴，而且传说中还有不少封建迷信的成分”流传民间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变成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出表现阶级斗争的戏。 艺术家们的努力确实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45年4月28日，，《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首场演出，“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沉浸在白毛女感人情怀的悲剧中，当黄世仁在白虎堂向喜儿施暴时，首长席后面的几个女同志失声痛哭。李富春转身劝解说：“同志们呐，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演戏啊！” 我记得鲁迅曾经说过，应该办事归办事，做戏归做戏，这样事才办得好；鲁迅说的对，所以平常人们常要教育小孩子，看小说不要跑进去硬充一个角色。一出戏或一部小说，如果强调甚至在实际把它的作用发挥得过高了，也会出问题。 从文章引述的片段中得知：首次演出后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就派专人来向“鲁艺”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观感。“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还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的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同志们，我们这样做，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呀！”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明确这是哪位领导同志的意见，直到很久之后演员们才知道，这实际上是刘少奇的观点。”
看到这里心中不免产生一个疑问，枪毙黄世仁、穆仁智，应该按他们的罪行依法判决，不应与发动群众的需要联系起来。如果戏归戏，事归事，问题还不大；但如把戏作为一种政策的体现，影响大了，可能引起的问题也大了；戏里杀戒一开，戏外也就会杀将起来。文章中说的“人心大快的观众于是刮起了一股《白毛女》旋风”。没说具体内容是什么。但在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后的土改运动中，不需要杀掉而被杀的大有其人，不知是不是就有这戏内戏外分不清的因素。 在乐黛云的《啊！延安...》中记有这样一件事，“我们这些全然没有社会经验，也全然不懂得中国农村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突然掌握了近十万农村人口的命运，甚至有了生死予夺的大权！我们当然只有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绝对按照《土改手册》的条条框框行事。我被派为一个拥有四千多人口的大村的土改工作组组长，我当时不过十九岁，经常为如此重大的任务，内心深处感到十分茫然，十分缺乏自信，有时甚至浑身发冷！当时正值大反“和平土改”，上级指示：要把地主阶级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农民才能翻身。我们村已经按《手册》划出了八个“地主”，上级还是认为不够彻底；直接领导我们的、当地的一位副县长一再指出我们这个村是原“村公所”所在地，本来就是恶霸村长的“黑窝”，一定要狠批狠斗。他多次批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思想太“右”，手太软，特别我又是个“女的”，更是不行。他多次指示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打倒地主威风，重新“发动群众”。由于总感到我这个“女组长”极不得力，后来终于亲自出马，突然带了几个民兵，来到我们村，宣布第二天开大会，八个地主统统就地枪决。我争辩说，《手册》规定只有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才判死刑，他说我们这里情况特殊，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又告诫我要站稳立场。我无话可说。第二天大会上，我亲眼看见好几个妇女在悄悄流泪，连“苦大仇深”的妇女主任也凑在我的耳边说：“那个人不该死！”她说的是在上海做了一辈子裁缝的一个老头，他孤寡一人，省吃俭用，攒一点钱就在家乡置地，攒到1949年这一生死界限（土改以这一年占有的土地为标准划阶级），刚好比小土地出租者所能拥有的土地多了十余亩！这个裁缝并无劣迹，还常为家乡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为他说情，但我们只能按照规章办事。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见枪杀，看见陈尸三日。我不断用阶级斗争是残酷的这类教导来鼓舞自己，但总难抑制心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哀。好不容易支撑了一整天，晚上回到我所住的村公所，不禁瘫倒在楼梯脚大哭一场。那时村公所只住着我和废名教授两个人，他住楼下，我住楼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来到我身边，把手放在我头上，什么也没有说。我抬起头，发现他也是热泪盈眶！” 一个时期，文艺作品曾被用着政治教材，下面甚至以之作为政策的依据，而把做戏当真，是有可能带来严重偏差的，因为生活毕竟不能和做戏一样。但我们究竟是在现实中生活，还是在做戏，有时也会糊涂，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都有了体会，文艺界的人士可能更为深刻，因此在回顾昔日的辉煌时，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也是必要的，刘少奇先生要是还在世，我想也会不再像早年那样认识而要强调法制了。 做事应该与做戏分开。文艺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大概不会再象过去那样风光了，但这倒可以使它回到它真正应该有的位置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