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百名地球科学家推荐沈阳版“人与地球丛书”（三）
中国思想从来最占有势力的是诗人与文豪，但诗人与文豪往往不顾事实而顾自己的便利...”
---竺可桢:利害与是非，1935
在文学与科学之间
《人与地球丛书》的策划者邀请了一些作家来写地球，是想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地球科学，以期广为流传。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地质部门多年来就邀请过不少作家、画家、摄影家来体验地质队的生活，希望通过他们的创作，使社会对地质工作有更多的、正确的了解。这些努力不能说没有收获，但至今似乎还未见到产生过多少影响大的作品。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科学大会前后，作家以科学为创作的题材，曾一时成为风尚，也出了一批好作品，徐迟、黄宗英、理由等人的报告文学，曾风靡一时，不过多是写科学家或科学事业的，只涉及到少许科学知识，由作家写出的普及以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读物，至今仍少有见到，而随后文学对科学似乎没有那么热了。
从普及科学的角度来看，运用文艺的形式来介绍科学，无疑是应该重视的，我发表在1979年1月出版的《科普创作》试刊号上的《科普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中，有一节就表达了使“科学内容文艺化”的希望。在今年2月26日的“科学与文学”论坛上。是再一次提出。（在“科学与文学”论坛上的发言）次日出版的北京晨报，以“科技界人士呼吁——给科普加点“文学味””为标题，发表记者薛晖对这次活动的报道，其中摘引了我发言中的一部分意思，即文学最能感动人，科学应借助文艺的魅力。
是这样，我在发言中引了康有为的诗：“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郑声不倦雅乐睡，人情所好圣不呵”。（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并提出：“百年前的康有为，尚且懂得文艺对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的作用，今天的科学要普及，何不也借重文学？”
话是这样说了，但此话已被许多人说了几十年，像我在发言中提到的严文井，还有更多没提到的文学和科学两界的大师，都曾为之呼吁。随着时光的大量流逝，称得上世界水平的科学文艺作品却仍未见出世。
我想，写书的人懂科学但缺少文学修养，或善文学但不懂科学，应是一个原因。不过随后一想，并不那样简单。
近来读到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于1902年11月14日），忽使我豁然开朗。他归纳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
在读它的时候，可以使读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
读完后.影响也不会马上消除，而有余恋，有余悲，余快，有余怒；
有刺激的作用，“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
到读者把自己摆进故事中硬充“其书之主人翁”，这就是“提”，达到最高层次，如“佛法之最上乘”了。
以上所说，我都有所闻见与感受，而在读到他对小说的作用的分析，更有点毛骨悚然。因为他说道：“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回想经历过的许多历史事件，不正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些作用麽！
梁启超在这里，把中国政治的腐败，国民中迷信猖獗，寡廉鲜耻，轻弃信义，人皆机心；“沈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统统归罪于小说。大声疾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也许有点过了，但在现实生活中也不难发现其存在。
其实小说本为虚构，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本无大碍，无奈如梁所说：有教主或政治家用之，其用大矣。设非用于善，害莫大焉！
从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到浩然的《金光大道》，相当长一段时间，全国人民不就是经常在随着小说这根指挥棒起舞麽。
其实指挥棒是操之于指挥的，本身并无作用，但日子久了，也许竟以为它自己真的在扮演着指挥的角色，而在一个时期，作家似乎也成了社会的先导，以为各种问题文学均能干预而且作出裁决。其实自己也是处于供驱使的地位，但无自知之明。
“文革”应该说大有助于文人们的清醒，但多年来形成的思维惯性，可能还有作用。而这就成为文学家写科学的一大障碍了。盖如竺可桢言，科学要顾事实，而文学可以不顾事实。
在“文革”中，《智取威虎山》中的人物之一孙达得，曾出来到处讲演，我有幸听过，那是驻北京地质学院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来的；他讲了当年剿灭土匪座山雕的许多实际情况，讲完后大家热烈鼓掌，包括在场的工、军宣队领导人。但不久就听说他被抓起来了，江青在讲话中将他点名为“一个自称为孙达得的人”，批他破坏样板戏；随后报上也出现了批判文章。但为时不久，又被放出来了，看来他是真的孙达得；他的被批，看来也就是因为讲了些实话。如威虎山并不那样森严，威虎厅破破烂烂，座山雕也并不那样威风等等。
还有《红旗谱》，写的是发生在河北省保定的一次共产党领导的暴动，我看到过河北省出的一本党史刊物《北国春秋》，里面有这次暴动的领导人贾湘农事后写的报告，他以沉重的心情记述了这次暴动的许多过失，认为这是一次盲动，那场面也远不像比小说或电影中那样浩大，许多情节相去甚远。（贾湘农后来不知所终）
文学家也讲写真实，但同时强调了这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生活的真实，有人如实写的真实了，反而会被作为“自然主义”来批。因此实际上诚如张远山在《文学与撒谎》中
转引的英国文学家王尔德所言：“文学就是撒谎。”
本来写文章或编故事以自娱或娱人，不必认真，如张先生所议，撒谎在这里并非贬词。只要明白这一点，是不成什么问题的，桃花源只有痴迷者才会当真。
问题在于许多时候是要把这本来是撒谎，或者说的好听一点，是虚构的东西，当作生活教科书乃至政治教科书，你就得相信那是真的；教主和政治家就是希望文学发挥这样的作用，因此文学如去写社会政治，教主和政治家们是极为赞成的，而文学家也可以得心应手；康有为是政治家，所以他敦促作家快点把他变法的事写成小说。但是要用文学来表现科学，如法炮制，就不中了。
你去写科学，就得用科学的态度来写，不能随心所欲。原理不能写错，细节也不能含糊，小数点错一位也不行，这不免对文学创作成为许多限制，影响到他文采的发扬。要写科学，仅仅有点耳食之学，一知半解是不行的。徐迟先生写得好，是他下过很大的苦功，如对地质工作，他有几十年的接触，在地质界他有深交的好友，先在北京后到武汉的老地质学家夏湘蓉就是一位；他对地质人有感情，对地质学有一定的了解。
听说有文学家与科学家结合是写科普读物的最佳模式的说法，我不知道是怎样的具体作法，但无论如何，动笔的人自身得把科学吃透，同时又有表达的技巧。如果还是科学在科学家的身上，文学在文学家的身上，让文学家入于耳出于手，我以为是不大能成功的。也许《人与地球丛书》是成功的；对这套书我尚未看过不敢妄评，但从读者提出作者将大兴安岭的森林火灾说成是树木有意的行为，就很难设想作者如何能把地质写的准确。
我还发现，作者不是一时偶然着墨如此。在《我们的环保阵地》这个网站中，读到庞天舒女士的《拜谒高原》（节选），其中有这样一些话，
当你在内地生活久了，目睹一条条清澈河流被工业废水污染，一片片森林被砍伐殆尽，人类入侵所有海洋使得鲸们涌到海滩自杀……当你听到耕地以惊人的速度沙漠化，许多物种永远消失，你绝望透顶，你觉得自然是如此脆弱，人类世界这样轻易地就摧毁它占有它，地球毫无希望了，这时，你走上青藏高原，就会获得一份崭新的感受，那高原以它自己独有的方式隆升着，它博大、莽苍、遒劲，什么也奈何不了它。我知道高原上有许多城市，但更多的是地貌原始的广阔土地和一座座人类难以逾越的雪山。
于是，高原人的宗教里有了神山圣湖的内容，佛教进入西藏后便印上了强烈的地域色彩，或者说，高原人将这种教派深深地浸入这块土地，让心中的神占据了每一组山系，每一座山峰，神们飘逸的面影融入挺峻的高山，百年之后，神就是山，山便是神。藏传佛教因而显得宏大而广博了，神秘的西藏高僧面对雪山圣湖长久的禅坐，终于获得了彻悟觉醒的神圣时刻，那一刻，空中显出七彩虹霓，大地因开怀大笑而微微颤动，所有的国度都没有战争，太阳光温柔恬静的照耀着这个世界最寒冷沉寂的地方，没有人心生恶意念头，没有灾难袭向老人和孩童，高僧知道了自己来自哪里，又将到何处去，看到了思想和魂灵在风中无羁无绊的飞翔。
远处寺庙里的诵经升随薄雾浮荡在圣湖之上，高僧睿智的目光使之化为雪峰之巅恢弘的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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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都向往西藏，不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媒体宣传，只是因为她的原始和圣洁！
喜欢西藏，因为那里的人，所有的人都有着一种坚定的信仰--信天信神！这也正是现在的人们所缺乏的。信仰--在这样的年代是必要的！
看得出，庞女士是一个感情丰富有着爱心的作家，但她写下的这些话，可以说离科学还太远，离开现实也太远。这里我不想去和她讨论藏传佛教是不是那么圣洁，青藏高原是不是就可以脱离环境的污染并长久不变
。我只想提出一点：科学与信仰是背道而驰的。信仰是绝对的，人世间一切所不能认识的事物，都可以用信仰来解决；科学则需要求真，需要证实，永远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它无顶峰，要怀疑。
要是庞女士按照《拜谒高原》中的思想去写地球，我敢说，那不会是科学。是不是这样，我想读者看过书，自会分析。
我还从网上的资料看到，庞女士曾经跟着地质队到过野外，对地质工作也深表同情，我也不怀疑她关注地球关注人类前途的善良愿望，但在今天的世界上仅仅是情感拯救不了地球，说来说去，还得靠科学，靠科学武装我们的思想。我们是不是用科学的思想来认识地球了呢？要是这还作不到，那就可能给混沌开七窍一样，良好的愿望却得到致命的效果。
陶世龙，200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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