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王铭铭抄袭他人成果的丑闻被揭露后，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但仍有人出来为之辩护，说什么情况复杂，这样的事情许多学校都有，有的问题更严重，而且当事人的本事还不如王教授云云；还有人指揭发者别有用心，借机攻击北大，颇有煽起“校族主义”情绪以捍卫王教授之意。以致荒川君在如果北大聪明的话
中提出“应该在事发之后加强网管，遇有支持剽窃者的帖子一律删除，并封闭作者IP一个月。如果作不到，不如干脆关闭BBS。”然而作为一个老北大人，在感谢荒川君爱护北大的好意之后，觉得关闭BBS这类举动大可不必。
王教授的研究生和那些为他叫屈的学生，如自己真的有这些想法，不管对错，还是让他们说出来好，他们有发言权。而如因他们这些表现“令公众认为北大早已是剽窃成风，而且后继有人了。”我想也不要紧，要是支持王教授剽窃者在北大学生中占多数，要这面子也已无用。但我想，多数北大学生还不至于此，批驳王教授剽窃的帖子，不少也是北大学生发出的。特别是北大校方快速果断地作了初步处理，已在社会上得到好的反响，包括较早就对王铭铭学风问题有所察觉和批评的复旦大学的学人，现在也赞许北大的处理，并转而提出，复旦自己作得怎么样？我以为这是一种良好的发展趋势。对北大来说，王铭铭问题的被揭露，正是回到今日北大已失落很多北大优良传统精神的转机，而如能因此推动动中国学术界大家都来反对学术活动中的腐败行为，更将成为北大校史上光辉的一笔。。
什么是北大精神？几句话也说不清，但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对我们那一代人留的下印象是最深的。现在还剩下多少？是我们老同学聚会时最感叹的话题。
讲科学，头一个要作到的就是真，如果对弄虚作假视而不见，真都做不到，还侈谈什么学术水平！
为王铭铭辩护的理由，有一条是社会环境和体制导致了他犯错误。如欲以此来开脱王的个人责任自然是徒劳的，但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绝不能忽视。我曾提出学校应“保持道德学术的圣洁”就是这个用意。我这样说所针对的就是当时大学中已出现的“官场化”和“商场化”。
要说起来，大学官场化，源远流长，古代学而优则仕不说，蔡元培当校长以前的北大，便是个官僚集中的地方，有的学生竟然带着跟班上学。蔡元培把北大改造成为一所现代学府以后，官僚在北大失去了地位，学术大师最受尊崇，但在真理面前又人人平等，先父所写胡适之先生的民主风度即可见一斑。学生的成就大小也不是看他官的大小；老同学聚会，不分三六九等，也是北大的传统。然而我也注意到，学校官场化早已改头换面地在大学中复活，而且还有了个现代标签“又红又专”，因为什么是红，很难说，一般的情况下，人们总是把官做得愈大，便看成愈红。所以难怪媒体常以这个大学养出多少高官，来说明其教育取得的成绩大小，而出高官多的学校也以此为荣，但事实上一所大学的毕业生数以万计，能进入省部级的已没多少，再往上去更是屈指可数，如教育学生去追求大多数人实际上达不到的目标，显然不是国家办教育的宗旨。1956年在当时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我曾提出这个问题，（参见我写的难忘的遗憾）但随后势态的发展，“红”仍长期成为对学生的主要要求，“专”即学习业务，仍只能占在次要的位置。大学的第一把手无需有什么学术，也反映着这特点。按说在转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这个问题应该能够解决，然而从人民日报的网站上的校园政治：遗祸莘莘学子，看到读书为做官作准备的传统依然很浓厚。
既然做官仍是为学的首选目标，难怪青年学子不去为取得学术成就下苦功。并可以为仕途的功成名就而不择手段，学风不正也不足奇为了。“人民热线”这一条报道：四川某著名高校英语四级考试代考成风便是一个证明。
现在我们已能看到，官大并不一定就“红”，高官出得多，出贪官的几率也高，所以在我们的大学究竟以培养什么样的人为目标，值得深思。
我还注意到，早些年博士并不吃香，被称为“穷博士”“傻博士”，连对象也不好找。现在热起来了，有些人不惜花大钱创造个读博士的机会，其中一个奥妙就在于如今选拔干部重学历了，有个高学位也有利于升高官，你看还是这当官的杠杆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学术只能是很可怜的。
因此，要振兴学术，就得去掉学术领域内的官场化。
大学商场化，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其影响正在发酵，愈来愈大，而且利之所在，人情所好，教授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但如学术成为听任金钱摆布的婢女，亦无学术可言了。我是不赞成什么教育产业化的，在今天学校是需要有生财之道，但无论如何不能丢了学术。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没有年其他办法，非得这样的“产业化”才能办下去，也值得怀疑。我曾写过一篇教育产业化质疑，不赞成所谓教育产业化，但显然不合时宜，就是我现在提出的去掉官场化，大概也就是我自己说说而已，不过我总担心，这样下去，中国还能有自己的脊梁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