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羡苏在《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集中介绍了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后的情感反应和避难经过。“几天后我来到西三条看老太太的时候，她说鲁迅先生从刘和珍和杨德群死后，好几天饭也不吃，话也不说，而且终于病倒了，又不肯看医生。”对于一件身外之事，鲁迅先生反应竟然这么强烈，他的心里确实是装着这个世界的道义的，他为基本道义的彻底沦丧而痛不欲生。像鲁迅先生这样被此一社会事件伤害得如此深重的著名知识分子，好象只有鲁迅一人。

张承志说：“‘五四’以来，名士如云，惟他因那血的影子而心绪黯淡。”“在历史流血的关头，并非每个中国作家，都这么不能忍受。‘惨象，已使我目不忍睹；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这些话，对于当时和现在的中国文人，都不过是应时文章，涂抹而已。”（《再致先生书》，见《读书》1999年7期）。

张承志的感觉很准确（但他的另一些议论则未必精当，比如他称赞毛泽东对鲁迅的理解等。毛对鲁迅的理解是不充分不全面的，他对鲁迅的评价是政治的而非文化的更非哲学的。）。鲁迅是一个真正的仁者，所以他最容易被罪恶所伤害。许羡苏文章云：“当执政府卫兵在门楼开枪的时候，请愿的人就向外逃跑，但铁门已经预先关上了出不去……”这样的统治者不是要照顾到社会各方利益，达到社会平衡，甚至也不是要平息事态，而是铁了心一定要以人民为敌，一定要像关门打狗一样把人民打死。生活在这样的世间，呼吸在这样的群体之中，还能保持灵魂的平静，这是必须没有灵魂的人才能作得到。

在临去世的那一年，鲁迅曾说：“疲劳到没有法子的时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现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来试试。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贝类一样，外面非有壳不可。”（《我要骗人》，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6卷485页）鲁迅先生的意思是，他不是贝类，他的灵魂没法用贝壳包裹起来，所以他难于做到。

鲁迅先生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随随便便就做到了，就因为我们是贝类。（1999年10月20日，北京黄村）。

关云长降曹操后，连斩袁绍手下颜良、文丑二将。袁绍大怒，要诛杀刘备。刘备说，他要派密使去给关云长通报情况，关云长一旦知道刘备投于袁绍军中，必会星夜赶来，辅佐主公共诛曹操，以报颜良、文丑之仇。“袁绍大喜曰：‘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也。’”

袁绍的转怒为喜，蕴有中国思维的一个小小的秘密。袁绍痛惜颜良文丑二将时，仅仅只是感到他在军事上蒙受了损失，增加了他谋求千秋霸业的困难。其中几乎没有一丝一毫对部属生命的关怀与爱惜。如果关云长来投，以他关公的功夫和才能，必可成为他袁绍谋求霸业的最得力的工具。为了得到关云长这样得力的工具，牺牲颜良文丑当然算不了什么。为了另一个更加重大的利益，他也可以牺牲关云长这样的工具。只要对伟大的霸业有用，别说区区颜良文丑关云长之类，即使杀尽天下万民，也是在所不惜的。

袁绍他们的心理状态，对生民和历史的影响实在太大。他们一旦内心有“喜”，必是万民涂炭的时候。

钟桂松先生《茅盾在1957年》一文，介绍了茅盾1957年在大会上批判丁玲和冯雪峰的发言。茅盾说：“我不明白丁玲为什么不愿意彻底坦白交代，回到党的怀抱，洗心革面，……对丁玲的态度，我实在很失望。她今天的讲话很不老实。她还在那里打算用抵赖的方法混过关去。她为什么面对着这许多铁的事实，还企图狡赖？”在批判冯雪峰的时候，茅盾说：“冯雪峰过去在上海的反党的阴谋，是骇人听闻。我在会上听了许多同志所揭发的事实之后，过去的一些历史问题，这才完全弄清楚。原来抗战前夕，上海文艺界不团结的现象是雪峰的野心与胡风的野心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结果。”

文章作者还列举了茅盾的其他一些发言，证明茅盾的温和。我相信茅盾的温和是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性命，常常不得不伤害那些无辜的朋友，对此我们可以给予同情和理解，因为那些下流无耻的勾当都是环境逼出来的。如果我们对人们的要求不太苛刻的话，无须对茅盾先生有什么责备。

文章的奇怪之处在于作者的结论。作者说，茅盾这种温和的诽谤所表现出的文化品格，“却让后人敬佩！”文章结尾处作者还说：“20世纪记住这位文学大师辉煌的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应记住这位大师艰辛的从政往事和让人敬佩的人格与文化品格。”

这真是地地道道的东方奇文。

我没有责备茅盾先生的意思，实际上我们都像他一样软弱和可怜。他在许多方面毫无疑问做得比许多其他人更得体。他的人格和文化品格，自有其可敬之处。但其可敬之处决不在这谩骂与诽谤之中。他对丁玲和冯雪峰的批判，虽然费尽心机，尽可能避重就轻，但无论怎么说，这些伤害毕竟是伤害，这种谩骂和诽谤，毕竟是谩骂和诽谤。他有什么资格说丁玲是“狡赖”、“抵赖”？那一条事实是能够证明丁玲罪行的“铁的事实”？他凭什么要丁玲“坦白交代”？胡风那时侯已经是钦定的要犯，把冯雪峰跟胡风相提并论，这已经很有点不温和了。两年之前，在批判胡风的大会上，吕荧走上主席台，说他不认为胡风是什么******分子。主持会议的郭沫若和茅盾赶紧把吕荧揪走了，此中几分是为了保护吕荧，几分是为了维护酷政和保护自己？在苏联的肃反高潮中，高尔基针对作家的悲惨境遇，愤怒地对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说：‘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茅盾也像高尔基一样，是介乎政界和文界之间的人物。如果说他的表现让人敬佩，那么高尔基和吕荧的表现该怎样评价？我们说不要苛求酷政中人们的软弱是有道理的，但是称赞这种软弱就未免糊涂，如果把这种软弱说成是高贵伟大的人格，那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难道把人们打死的人是坏人，把人们打伤的人竟然是高贵的好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