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歇（Charles Robert Richet, 1850-1935）是法国著名生理学家，因发现和研究过敏反应而荣获19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过敏（anaphylaxis）这个词就是他发明的。其父为著名外科医生，巴黎大学外科学教授。里歇17岁就当父亲的助手，后到巴黎大学插班就读，187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第二年获科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巴黎大学医学院任教，1887年任生理学教授。他一生在该系生理实验室工作，研究领域包括生理学、生理化学、细菌学、实验病理学、医学统计学、正常及病态心理学等。还是诗人、记者、小说家、教育家和戏剧家。主要著作有《心理学论文集》、《过敏反应》、《生理学辞典》等。里歇1877年结婚，有5个儿子2个女儿。

里歇的科学贡献主要包括：1）发现消化过程中的反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发现胃液的主要成份是盐酸。提示在中枢神经系统控制下，在不同的温度的环境中，机体的产热与散热之间处于动态平衡。2）发明血清疗法。1888年证明给动物注射细菌后其体内可产生抗体。他还证实动物有免疫现象，即将一个免疫动物的血清输入到另一个动物体内，可使它也产生免疫性。1890年他第一次将抗血清注入人体，开创了现代血清疗法的先河。3）研究过敏反应。他认为引起过敏反应的物质是血液中的一种化学物质。过敏反应的发现引起医学界极大重视，对此现象的研究成为免疫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他对灵学感兴趣，但又与其它痴迷者有所不同，他相信所谓的“特异现象”的存在，但不同意其他人的超自然解释。他曾加入心灵研究会，并于1905年担任会长。

1922年里歇在巴黎出版《论超心理学》，德布拉斯（Stanley De Brath ，1854-1937)将其译成英文于次年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书名改为《灵学研究30年》（Thirty Years of Psychical Research : Being a Treatise on Metaphysics）。超心理学中说的遥视（remote viewing，法文为vision a distance），首次于1916年在里歇主编的《心理科学年鉴》（Les Annales des Sciences Psychiques）的一篇有关心灵战的评论中提出来。所谓遥视指对远处场景的感知能力。1916年2月，法国的一个神秘主义者巴多内（M. Bardonnet）建议在军事应用上进行实验。后来美国的“星门计划”就列入了有关“遥视”的研究内容，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军方还试图用异能人的“遥视”能力对萨达姆个人的活动位置进行精确定位，以便实施重点打击。结果是显然的，这一套根本不灵。持续几十年的“星门计划”也于1995年终止。

1885年美国心灵研究会（ASPR）成立时，传心术（telepathy，或译心灵感应）成为科学研究的现象。开始时的实验很简单，让一个发送者从一间屋子向另一间屋子中的接收者传送一个两位数字、一种味觉或者一幅想象的图像。里歇对此种实验进行了数学几率的研究，他还发现传心术与催眠无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死难者家属对唯灵论感兴趣，想通过此办法与他们死去的亲人交流。传心术营业室（parlor）应运而生，大众传心术实验在美国和英国兴起。

里歇与柏林的同行精神病学家和性学家Baron Von Schrenck-Notzing还合作研究过巴黎的许多灵媒，据说发现了通灵外质（Mediumistic Ectoplasm）。这些“成果”曾被一家因特网高级唯灵论教会（Church of Higher Spiritualism）引为神灵存在的证据。现在，几乎所有鼓吹灵学的研究，都要提到里歇这个重要人物。虽然里歇本人不同意有些灵学主张，但是那些相信灵学的人是万万不能放过里歇这个招牌的。他们认为多了一位在正规科学中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诺贝奖获得者，灵学的队伍就更壮大一些，灵学史就像某一门科学史一样生动和辉煌。灵学研究一直就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助阵，除了里歇之外，第一位是斯特拉特（J.W.Strutt），即后来的瑞利世袭男爵（1904年获奖，1905-1908年为皇家学会主席，1909-1914年任剑桥大学校长，1884年任大英科学促进会主席），另一位是J.J.汤姆逊（1906年获奖，1915-1920年任皇家学会主席，以发现电子和提出电磁质量而闻名，1909年任大英科学促进会主席），后来加入此阵营的还有更出名的约瑟夫森（后文有介绍）。但有趣的是，在通常的百科全书传记中，很少提到他们对超心理学的研究和贡献。

现在转向稍现代的科学家普索夫（Harold E. Puthoff）和塔格（Russell Targ，1934- ）。他们俩由于研究以色列特异功能大师盖勒（Uri Geller）而走向超科学。

盖勒1972年11-12月历时6周，1973年8月历时8天，两次访问两位科学家所在的斯坦福研究所（SRI，与斯坦福大学没关系）。这两位激光物理学家用先进的仪器研究了盖勒，证明盖勒有特异功能。1974年10月18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普索夫和塔格的论文《切断感觉渠道条件下的信息传递》，部分报道了他们做的一些实验。其中的一个实验是这样的：

“把一粒3/4英寸大小的骰子放进一个3×4×5英寸的钢制匣子里。继之，由实验者之一使劲地摇晃钢匣，再放回桌面，使骰子各面的分布同随机分布没有过大的偏离。这时，三个实验者都不知道匣子里骰子的取向如何。然后，让盖勒随手写下骰子朝上一面的数码。”（转引自海曼，118页）

在这种条件下，实验结果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盖勒受试10次，有2次放弃了，其余8次则都猜对了。两位物理学家说，以随机猜测取得这样的结果的概率只有一千万分之一左右。其实，对于善于玩戏法的盖勒以及其他魔术师，通常的概率计算是不管用的，因为科学家漏计了魔术巧门提供的大概率（甚至是必然性）事件。

1982年8月16-21日，英国剑桥大学举行了美国超心理学协会第25届年会暨英国心灵研究会（SPR）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中国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陈信和梅磊就是应斯坦福研究所的普索夫博士邀请参加会议的。两位中国人在会上做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在中国》的发言。中文刊登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第1卷第1期（1983年3月）上，并辑入《创建人体科学》（一）（1989年5月）。（张清林，171-172页）

1974年10月17日，即两位激光物理学家的报告在《自然》发表前一天，英国《新科学家》以26页的长篇发表否定性的调查报告，指出盖勒的表演没有一次是无懈可击的。特别说到，每当有魔术师在场或者帮助布置道具时，盖勒的表演就会失败，后来盖勒干脆拒绝魔术师介入。至少有5个人看到过盖勒作弊，其中包括海曼和著名魔术师兰迪。后来，兰迪大举揭露盖勒的把戏，盖勒的科学表演很少有人相信了。可是在这时，盖勒的神话刚传到中国，盖勒成了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洋大师。爱国者们不甘心科学落后于洋人，也不甘心超科学落后于洋人。美苏虚构的“心灵战”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

普索夫等人的超科学研究在科学界也不受欢迎。197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在休斯敦开会，物理学家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得知普索夫提交的所谓的超感官知觉（SCESP）论文也被接受了，临时作了“把伪科学赶出科学殿堂”的著名发言。他提出一项动议，要求以投票的方式，把超心理学赶出美国科学促进会（10年前入会，当时惠勒就投了反对票）。惠勒指出：“每一门成其为科学的学科都有数以百计的过硬的结果，但‘超心理学’却拿不出一个。为了科学的荣誉，要求‘超心理学’拿出一个、两个或者三个经得起挑剔的结果，作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的条件，这有什么不公平吗？”（潘涛，24页，另据《怀疑的调查者》1979年3卷3期12-13页。）惠勒申明，他反对超心理学并不意味着干涉学术自由。他提到美国有20000个占星家，只有2000名天文学家；对于超心理学，美国已经有波士顿心灵学会、美国心灵研究会、国际心灵研究会和一个超心理学基金会；刊物有《国际超心理学杂志》、《美国心灵研究会杂志》和《超心理学杂志》；美国对超心理研究的资助也由每年100万美元增加到2000万美元。

不过，社会学家持“更宽容”的态度，认为超心理学也是科学的一部分，如特鲁兹（M.Truzzi，《怀疑的探索者》（The Zetetic）早期主编）声称超心理学家也采用科学方法。特鲁兹是东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社会学家，1981年曾与其他几位超心理学家来华考察当时盛行的“耳朵认字”。他是《怀疑的探索者》的创办人之一，后来因为与该组织意见不合而离去。据何宏的接触经验来看，他还是较相信这类现象的，虽然仍持谨慎的怀疑态度。

按照我们的理解，可以把超心理学、超科学算作科学，AAAS既然从体制了都允许超心理学会加入，英国《自然》这一级别的科学期刊也发表超科学论文，它不属于科学又属于什么！问题是，属于科学范畴并不解决问题，也不证明具有真理身份。科学是个谱系，有严谨的和不严谨的，有好有坏，有真有假，科学也还处于发展之中。与其把超科学赶出科学界，不如随他们声称去，只是有关机构和公众在支持各种科学研究时，可要看仔细，不能一概赞成。只要超科学得不到丰厚的资助，少数人去研究也没有什么危害，没准儿还有好处，这就是我说的学院派伪科学危害不大，有时还值得同情。但是，如果他们获得不该得到的大笔资助，就有问题了，这一超科学领域就能吸引更多的不严肃者、投机者加入，等于社会在鼓励这些活动。其实，现代社会中，对于科学的此番态度，将不限于超科学，即使对于正规科学，国家、公众也不都是同意和支持，如美国国会否决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对一些涉及人伦理问题的科学研究也有限制，等等。科学上要优先研究什么，纳税者有发言权。

约瑟夫森（Brian D. Josephson）1940年1月4日生于英国威尔士的加的夫。中学毕业后在剑桥三一学院学数学和物理。还是大学生时就从事科学研究，于1960年发表了利用相对论研究穆斯堡尔效应的论文。1961年起成为超导物理学家皮帕德（A.B.Pippard）的研究生。在皮帕德的指导下他做实验和理论研究，从理论上预言了以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约瑟夫森超导隧道效应。十多年后的1973年他因此项工作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9年约瑟夫森是剑桥大学的初级研究员，1965-1966年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访问，任研究助理教授。1972年成为高级讲师，1974年成为物理教授。目前他仍然在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物理系）的凝聚态研究组工作，负责“心物统一项目”的研究工作，即从事一些不被主流科学界认可的“特异功能”研究，特别是对“遥视”的研究。

约瑟夫森以创新著称，他在1962年研究超导隧道效应时写的论文初稿，他导师看不大懂，请正在剑桥访问的安德森教授看，勉强读懂，他们三人还讨论过。在安德森的帮助下，他有了信心，决定继续研究并发表结果。于是1962年在欧洲的《物理通讯》上他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在超导隧道中可能的新效应》。此时他只有22岁。第二年多人的实验证实了约瑟夫森的预言。（刘兵，160页）

60年代末，他离开了主流科学领域，从事实智能、意识、超心理学的研究。他个人兴趣广泛，爱好登山、滑冰、摄影和天文学。

在慢长的超心理学研究中，他可没有象在超导研究中那么幸运，至今他仍然被科学界视为异端。1994年8月12日约瑟夫森在《泰晤士报高教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上著文为科学上的异端作了辩护。特别提到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反引力和意念致动问题。他的观点很明确，总是为“弱者”辩护，并极力抱怨他们受到了科学界不公正的待遇。他举例说普林斯顿大学的火箭专家杰恩（Robert Jahn）被迫辞去工程专家主任职务。

杰恩对意念致动感兴趣是因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本科生问他是否可以选择一个项目，以考察心灵对电路的可能效应。杰恩认为不可能有什么效应，但觉得做实验瞧瞧可能是一个有用的练习，于是同意了。令其大吃一惊的是，结果竟然是正面的。从此杰恩与其助手对此做了深入研究。杰恩的工作受到许多批评。其中有来自同一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发表在《今日物理学》上的攻击文章。另一诺贝奖得主温伯格（Steven Weinberg）也不相信意念致动，他的观点是，如果真的存在此类现象，我们就必须抛弃我们在科学中所学的一切，一切都得从头来。安德森也用了类似的论证。这回约瑟夫森给出了反驳：“在科学中已经发生过多起重大的革命，于是意念致动的存在这一事实将导致一场科学革命，并不是反对其存在性的一个好的论证。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大革命一般来说对以前的科学并没有伤筋动骨，所以不需要温伯格所说的卷土重来。用杰恩的话说，要做的不是抛弃科学，而是扩展科学，把意识考虑进去。杰恩以及其他一些人以这种方式有意扩展科学目前的边界，他们相信在新科学中，信息（特别是意义信息）和过程（子系统分享信息以创造新的组织形式）将起关键作用。”

约瑟夫森同样为莱斯维特（Laithwaite）的反引力装置进行了辩护。但他也指出莱斯维特对牛顿力学本身的理解太有限，用正常的物理理论可以解释被称作反引力的升空装置。他还为鲍林晚年的失误及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新开展的水之记忆性研究说好话。本维尼斯特的结果在《自然》上发表后，引起反响，许多人要求进一步核查。随后一个委员会前来本维尼斯特的实验室调查，其中包括《自然》总编、魔术师兰迪和一个抨击超自然研究的作家。约瑟城夫逊说：“当我从《自然》上读到，他们已经发现本维尼斯特的实验有误的报告时，我并不吃惊。如果我是这篇关于本维尼斯特工作的报告的审稿人（我相信此报告并没有审稿），我就会指出需要澄清的许多缺陷。《自然》的主编似乎误解了（似乎仍然在误解）拒斥‘不成功’样本背后的逻辑。本维尼斯特评论道，那个委员会似乎并不具有驾驭困难的生物学实验所要求的技术资格。”

随后约瑟夫森还有一番大道理：“我的观点是，科学并不仅仅涉及事实与理论，还包括一系列旨在维护科学之‘纯粹性’的‘辩护机制’（defence mechanisms）。如果适当的标准没有坚持，科学之优点就会受到威胁。到此为止一切都好，但是当科学家开始认为他们自己是专家，比其他人更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之时，问题就来了。专家不需要进入细节；他们就‘知道’一个领域是错误的，并成为权威，别人只有求助于他们才知道什么是真理。在细节层次上，如果论证遇到问题，人们总是呼叫普适的教条‘惊人的主张要求惊人的证据’，以使人们不必进一步讨论，或者不需要思考。”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同样可以用于攻击约瑟夫森，后半部分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

1992年在《今日物理学》上，约瑟夫森嘲讽了安德森的观点：“安德森说，‘就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能力而言，现在的物理学实践，特别是其精确测量，与杰恩的主张（声称存在意念致动）不相容。’无疑，他的意思是，如果心灵能够影响物质，这将干扰实验室实验的结果。等价的论证可用于化学，于是可得出如下结论：‘化学实践基于原子不变的原理，于是与元素可以嬗变的观点不相容。’我怀疑后一个结论安德森将不会象引用的论断那样急于在《今日物理学》专栏里发表。”

此文章的题目是《量子非定域性的生物利用》，作者是约瑟夫森和帕里卡里-维拉斯（F.Pallikari-Viras）,1991年发表在《物理学基础》上。文章分8部分，浮光掠影地论证了他们的特异功能理论。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在量子物理学中长期存在着EPR争论和贝尔实验检验。贝尔等人的研究似乎表明微观上可能存在非定域的空间关联，但随后的研究表明，从统计的观点看，所谓的关联都会平滑掉，量子尺度上的非定域关联并不能用于实际的物理通讯。约瑟夫森也承认这一点。但他笔锋一转，恰好建议在宏观的生命系统层次上，可能存在真正的可以物理上实现的非定域关联。这论证过程中，约瑟夫森倾向于玻姆对量子力学的因果性解释，还提出关于实在的多重描述理论。

在第5部分中，约瑟夫森奇怪地将“科学”与“生命”作了对照，意在说明统计平均只对“科学”有效，而与“生命”无关。他进一步暗示生命是意义世界，科学是无意义世界，统计平均就是将有意义转化为无意义。对于意义世界，不可能有原来那种可重复性的实验结果。在第6部分，作者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意义世界中与“随机”相对照的“聚焦”过程。一个线圈与不远处的安培计用导线连在一起。在线圈附近移动一块磁铁，可以引起表针偏转，一个不熟悉电磁学的人一开始可能随机地移动磁铁，也会看到表针随机地移动，而实际上由电磁学可知道，磁铁的运动与表针的偏转方向有相关性。这个人最终会发现规则，并且利用这种效应。对于此人，就存在随机变聚焦的转变过程。作者声称，特异功能之发生与此类似。实际上，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任何内在的联系。电磁学的例子是可重复的，而且与主体无关，与你信不信它也无关，后者则完全不同。

第8部分与导论意思差不多，声称证明了生命系统可以利用非定域性，于是遥视、意念致动等特异现象是可能的。但是我仔细读过论文，并有发现任何有说服力的证论。如果说有论证的话，也是简单的类比水平的论证。实际上，约瑟夫森只是把量子世界有争论的非定域性搬到宏观生命系统，大作发挥，用于解释特异功能。

1996年，约瑟夫森还与加州大学女统计学家乌兹（Jessica Utts）教授合写了一篇文章《超自然：证据及其对意识的含义》，部分发表于《泰晤士报高教增刊》上。乌兹就是那位与海曼一同为中央情报局（CIA）评估美国星门计划的专家，她本人相信特异功能，而海曼不相信。他们俩人的评估结论也有分歧。约瑟夫森与乌兹合作，重点在于解决实验数据的统计问题。因为经常有怀疑论者抨击超自然主义者误用统计，而乌兹是应用统计学专家，她可以把超心理一类实验结果“整理”得很好，作出符合行家水准的统计分析。由此可见，现代灵学、超心理学越来越精致化，从形式上看，与常规科学几乎无法区分。这也是外行、社会学家认为它们也是科学的一个理由。当然，还是前面的话，科学与科学也有区别。将外部区别转化为内部区别，并没有真正解决争论。

1930年辛克莱(Upton Sinclair)出版《精神广播》（Mental Radio）一书，爱因斯坦受邀为其德文版撰写了一篇似乎是支持超感官知觉（ESP）的序言。爱因斯坦与辛克莱是朋友，以爱氏的为人，他总是尽可能帮助朋友，为朋友的著作写序是经常的事情。序中爱因斯坦说：“于是，这里呈现的现象如果并非基于某种传心术，而是基于人对人的某种无意识的催眠效应的话，这在心理学上仍将是很有趣的。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学者不应当匆忙放过这部著作。”（转引自Martin Gardner, pp.53）

超心理学家经常引述这个序言，以表明爱因斯坦相信ESP，如麦克康奈尔(R.A.McConnell)1976年在《超心理学杂志》的文章“超心理学与物理学家”中，把爱因斯坦与克鲁克斯、洛奇等并列，视为同情特异功能研究的重量级人物。普索夫与塔格合写的研究盖勒的专著《心灵研究》（Mind-Reach）在第7章也长篇引用了爱因斯坦那篇序言。那么爱因斯坦对灵学、特异功能，到底是什么态度呢？1946年5月13日爱因斯坦给精神分析医生爱仑沃德（Dr. Ehrenwald）的信件解开了这个谜。1946年爱仑沃德送给爱因斯坦一部《心灵传感与医学心理学》，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写道：

“我为辛克莱的书写序，是因为我与他之间的个人友谊，我那样做时没有说明我不相信，也没有不诚实。我坦率地承认，我对所有此类信念和理论持一种怀疑的观点，此种怀疑并不是由于对相关的实验事实的足够充分的认识的结果，而是基于我长期的物理学工作。进而我也愿意说明，在我个人一生中，我从未有任何经验，可用于支持人类之间可以不基于正常的心灵过程而通讯的可能性。我应当加上一点，因为公众趋向于对我所说的每句话都给予过高的权重，由于我在许多领域的无知，我感觉到我应当就当下讨论的领域保持极度的谨慎。不过，我很高兴您送我这部书。”（转引自Martin Gardner, pp.54-55.）

由此可见，爱因斯坦虽然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他本人是非常理性的，他坚持用奥卡姆剔刀剔掉虚构的成份，他相信一定有某种错误隐藏其中。他个人对超自然现象和理论并不相信，他也从未体验过ESP。此外，他暗示其中也许有正常的心理过程，这倒是值得重视的，即我们要揭示所谓的ESP是如何得到的。总之，没有证据表明，爱因斯坦支持此类超科学。

介入超科学的科学家有许多，还有许多重量级人物，如瑞利；巴雷特（W.F.Barrett,1844-1925）；洛奇（O.J.Lodge,1851-1940）；汤姆逊（J.J.Thomson, 1856-1940）；法国天文学家克劳德·弗拉马利翁；意大利的切萨雷·隆布罗索；美国的威廉·詹姆斯等。中国当然有钱学森。预先声明我对钱老一向十分敬佩，他为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也会犯错误，正如华莱士和克鲁克斯也会对灵学痴迷一样。毛泽东都会犯错误，钱学森犯错误就没什么奇怪的。钟科文所著《“法轮功”何以成势：气功与特异功能解析》是一个突破，这部书1993年以《气功与特异功能解析》为题出版，1999年再版。此书中对钱学森的批评是中肯的。

[1]米勒著，刘芳译，《查理·达尔文：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外文出版社1999年。其实作者为Richard Milner, 应当译作米尔纳，他的地址为rmilner@amnh.org。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其中“神灵世界的自然科学”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其中提到许多科学家坠入灵学。

[3]海曼，科学家与心灵研究，见阿贝尔等著，中国科普研究所译，《科学与怪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这是一部相当好的文集，对于涉及占星、巫术、灵学、生物节律、UFO、百慕大三角、外星人、金字塔等许多典型的“超自然现象”有科学的评述。

[4]潘涛，《灵学：一种精致的伪科学》，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8年。此文对西方的灵学史做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是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5]Jeffrey Mishlive, Unusual powers of mind over matter, www.williamjames.com/Folklore/ MINDOVER.htm. 此为超心理学博士米什拉夫的代表作中《意识之根》中的一章，全书亦可从网上得到。此人相信特异现象，但他的著作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材料。

[6]有于传记等材料，www.thebakken.org/bmb/19h.htm；www.xrefer.com/entry/216701；www.unet.univie.ac.at/~a7502210/lprice.html；www.aznet.it/polidoro/eng/e-marg.htm

[8]Barbara N. Starr, The Spirit World: Descriptions by Early Spiritualists, (mailto:bunny@intrepid.net), Atlantic University, 2000, www.creativespirit.net/spiritworld/

[10]赵致真撰稿，怪坡揭秘，武汉电视台“科技之光”节目，本片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奖二等奖。关于北京“怪坡”，详见2001年6月12日《北京青年报》曾伟的文章，及前一天该报杨丽珠的报道。

[11]张清林，《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的检验与争论》，人民体育出版社1994年，171-172页。

[12]方舟子，并不存在的“百慕大魔鬼三角” ，《Newton·科学世界》2001年第2期。

[13]经伟、艾人著，《严新气功科学实验纪实》，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此书曾被评为中国十大伪科学著作之一。

[14]三次采访何宏的材料，2001年，未公开。

[15]吴邦惠主著，《人体科学导论》（上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17]何祚庥主编，《伪科学曝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8]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9]钱学森，《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

[20]钟科文，《“法轮功”何以成势：气功与特异功能解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

[21]张慰丰，梅斯默，里歇，《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卷，光盘1.1版。

[22]刘兵，约瑟夫森，见《刘兵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9-165页。

[25]Martin Gardner, Einstein and ESP, The Zetetic, Vol.2,No.1, pp.5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