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三题
抄书应无误
现在讲科学史（包括地学史）的人多起来了，一些专著或科普文章，都常常喜欢穿插一点有关的历史，这是好事情，有助於我们全面地用发展的眼光去了解科学，也有使文章丰富多采的作用。
但是，搞科学的人来讲历史，是不简单的事情。史学有史学的要求，我国的历史学，历来讲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善，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这不仅要求我们有老老实实的治学态度，而且要求我们掌握治史学的基本功，以此衡量，现今出现的有关科学史的论述，就颇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下面仅就三个方面的问题略论一二，以求教於关心这些问题的同志。
事实是科学的空气，史料是立论的基础。治科学史不能无史料，这些史料从哪来？主要靠抄书，抄书在这里是无可指责的，而且要求你抄得一字不差，一字不漏；有时因篇幅的限制，不得不作些删节，也应不失原意，总之，引用史料必需忠实於原著。说起来这个要求似乎很简单，容易办到，做起来就不那麽容易了。像把古人的话摘取片言只字，连缀成篇，大失原意这种做法，并不少见。突出的例子如沈括对石油的认识，就常常被删节连缀成下面这个样子：“又如他（沈括）在陕西看到当地人用‘脂水’作燃料，他称之为石油，并说‘……石油至多，生於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此物后必大行於世’。”这种引述方法给人的印象是，沈括当时已认识到石油作为一种燃料后必大行於世。然而只有我们读一读《梦溪笔谈》原文，便可发现，沈括并无此意，在该书二十四中，有这段记载，现将未加删节的条文抄录於后：
FU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YI（衣中加邑） 之，乃采入罐中，颇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於世，自予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於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今齐鲁间松木尽矣，造煤人盖未知石烟之利也。”
原文的意思很清楚，沈括所说的“此物”是指用石油烟造的墨而不是石油。这一点，英国的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作了完整如实的引述，用来说明我国宋代已知道利用天然石油来制取松墨用的炭黑，还有一段评论，也比较合乎实际。
“沈括在1070年左右所写的这段话，其惊人之处并不在於他就像人们今天在生理学实验室中制备波形记录图纸那样细心地利用石油来产生黑烟，而在於他预见到中国的森林资源将会告罄，并想到地下‘取之不尽’的油源可以用来作为木材的代用品。石油不是作为一种有巨大意义的新能源、而是作为一种制墨的新方法而出现在一位有惊人思考能力的人（沈括确实就是这样的人）的面前，这是中国工业化以前的时代的一个颇为突出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李约瑟的著作中，我国也有科学家著文说明“此物”不是石油，沈括并不是预见到一种新能源的出现，但这些意见并未引起重视，而那种断章取义的作法却一再出现，直到今年五月出版的一份小报上，还有文章在说，沈括预言：石油是很有价值的一种燃料。可见其影响之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看来一是最初引用者有意拔高沈括，再就是后来引用者人云亦云，没去查原书，不知原意。这种盏转转抄，不查第一手材料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是与治科学史的要求不相符合的。抄书亦不易，要抄得认真，抄得老实，也得下功夫。
地质报 1981年10月2日
尽信书不如无书
把古籍中的记住如实地抄录下来，是不是就不会错了呢？不一定，因为上了书的东西不等於就是对的。不仅原作者使用的材料可能有错，而且由於古代的印刷技术的限制，付印前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反复校对改正，抄写刻字时都容易使本来正确的材料出现错误，特别是有些版本窳劣，更是是错讹连篇；我国还有些古籍是假托古人之名伪造的，更不可不注意，因此在引用材料时，不仅要查原著，还应选择版本，比较核对，不能一见是古书中的就信以为真。像把击壤歌当作唐尧时代的作品，来论证当时已知开发地下水，或者以为《管子》真的是管仲所作，据此认为在春秋时代我国就已总结出若~干找矿规律。这类缺乏史学常识的错误是发生过的，其他性质的错讹也有，实堪注意。譬如，沧海桑田、相互变迁的思想，在我国出现得很早，但《老子》中无这样的记住，可是在有的文章和书籍中确说：
《老子》中记有“桑田变沧海，我为之添一筹。沧海变桑田，我又为之添一筹。今观海屋筹，忽已三千年矣”。表明对海陆变迁现象已有认识。
这是没有查对《老子》原书，而把后人张贵胜所著书中的一段眉批引入。类似的情况还有，譬如谈到我国古代对地震成因的认识时，有的书中说庄子提出过“海水三岁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动”的见解。（按：应标点为“海水三岁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动。”查遍《庄子》，找不到这样的记载，而是在《尸子》中有这句话。怎麽会成了《庄子》的呢？原来是有两部类书《艺文类聚》和《古今图书集成》在编辑时把这句话都错为“庄子云”，过去有人据此编入《中国地质史料》，后来引用者大概也没有查原著，就这样以讹传讹，张冠李戴下来了。
还有一些错误，则是因为有意无意地对原文的意思作了不正确的理解。
例如沈括在《万春圩图记》中说过，“处顺势者易为力，矫众违者难为功”这样的话。他在这指修万春圩时，上司中有些人阻挠这一工程的兴建，后来借口利用修万春圩的剩馀物资修建的百丈圩毁於洪水，将主持其事的转运使张颗、判官谢景温贬谪，因而在文中发出感叹：“予以谓天下事，其势常若临危之物，众人引之不能进，一人排之，则哗然往矣。盖处顺势者易为力，矫众违者难为功，成功者常处於顺势，至其不偶，及出於异端，固君子谓之有命也欤。”可是有的文章却说：
“早在沈括二十二、三岁在沭阳县担任主簿时，恰好碰上一次农民反抗县令的运动，原因是县令只知道敲骨吸髓地残酷剥削，而不顾沭河年久失修、下游堵塞，泛滥成灾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农民的反抗吓得宋朝统治者惊皇万状，最后被迫把人民恨之入骨的县令调走，又撤销了一些用来压榨人民的作法，才算把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暂时平息下去。
“沈括经过这场斗争，看到人民力量的无比强大：处顺势者易为力，矫众违者难为功。”
只要我们真的去读一读《万春圩图记》的原文，便可发现，沈括说“处顺势者易为力，矫众违者难为功”与他过去在沭阳县担任主簿时经历的那场斗争无关，这里的“众”，并非指的人民，是指的那些阻挠修万春圩的官僚，因此根本谈不上甚麽“看到人民力量的强大”。
还有一个例子，在一篇谈论鲁迅的地质著作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看到中国的‘测地造图’之学，虽然‘发达已昔’，但由於缺乏近代的科学知识，传统的地质学和地图，只偏重於表面的记录和描述，缺乏严格深入的调查研究，存在着许多弊病。而帝国主义的探险家，却深入我国领土，大肆窃取我国的地质地理学资料，使我国的地质地理详图‘招ZHAN（风旁加占）於伦敦之肆’，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服务。‘令吾惧’，‘令吾悲’，令人愤慨。”
在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中确实讲到这方面的问题，是这样讲的：
“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凡诸科学，发达已昔，况测地造图之末技哉。而胡为图绘地形者，分图虽多，集之则界线不合；河流俯视，山岳则恒作旁形。乖谬昏蒙，茫不思起，更何论夫地质，更何论夫地质之图。呜呼，此一细事，而令吾惧，令吾悲，吾盖见五印详图，曾招ZHAN於伦敦之肆矣。”
这里明明说的是印度的地图出现在伦敦之肆，怎麽变成了我国的呢？再有我国当时也无甚麽传统地质学，鲁迅的原文中也无此意，而是说谈不上甚麽地质学和地质图。像这样运用材料，就要给读者造成混乱了。
研究科学史，不能乱用材料，需要了解古籍，读懂原著，多下功夫。
地质报 1981年10月5日
按历史本来面目治史
研究科学史，应该全面、历史地看问题，实事求是，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但是，我们不是经常都能作到从全部事实出发、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来进行研究。特别是在大搞所谓“评法批儒”期间，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猖獗，给科学史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就地质学史中的朱熹来说，尽管他有些观点是错的，但他在那时能注意到“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提出：“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即变为高，柔者却变为刚。”这种看法仍是很可贵的，可是在一个时期，却遭到彻底的否定，影响甚广。
还有一个吕不韦，本来郑国渠开始兴建之时，秦始皇刚刚即位，还是一个才十三岁的孩子。吕不韦为相，大权在握，郑国渠的兴建不得到他的支持，是很难进行的，然而他却背上了“极力破坏郑国渠的兴修”的罪名，一些著作在讲到郑国渠的历史时，总是把功劳都记在秦始皇的身上。
明初的邱浚（1420-1495），应该说是当时比较讲究经世致用之学的人，从他所著《大学衍义补》中有关治水见解来看，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这里抄录一段：
“水性就下，遏之则利於旱岁，遇有霖潦，则又或至於淹没焉，是其利害亦略相当也。是以善言利者，必因其势，顺其宜，行其所无事。使其旱，得有所灌，潦则得有所泄，两无害焉。”
可是有一篇文章，仅仅从别人的著作中间接引了他几句话，就把他归入“大肆鼓吹听天由命的谬论”的“反动的儒家”一类。
另一方面对一些古人则拔得很高，譬如王安石对地震有正确认识的一面，但实际上他非全然不顾“天命”，至少在定州、沧州等地震发生后，他就为因地震而开设的道场写过“青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不可能对自然有那麽正确的认识，朱熹是如此，王安石也是如此。
对於以上这些问题，可能有人会觉得，现在已经清楚，不值得再提了。事情没有这样简单，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不过是表面现象，面还包藏着更深刻的、早就存在今天也未见得消除的原因。
不以可靠的史料为基础，不是根据客观事实提出论点，而是先有观点再去搜集材料，专取符合自己观点的，对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弃之不顾，甚至不惜歪曲使用史料以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出现以上种种问题的根源。也不限於科学史的研究。
说是自己的观点，其实并不准确，许多时候观点是来自“权威”，许多时候观点的建立是服从於“政治的需要”。“儒家”受到批判，朱熹就倒了霉，王安石被封为“法家”，便甚麽都好。不搞“儒法斗争”的时候，也有这种这种问题，一个人政治上被认为是进步的，那学术上也不妨过分的颂扬；相反，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政治上是反动或落后的，那学术上劲管有成就，也不敢肯定或不敢充分肯定。
这种用政治标准来影响学术研究的作法，在涉及外国科学家的时候也有表现。五十年代初讲科学史，罗蒙诺索夫被抬得很高。上世纪和本世纪初，一些到我国来考察过的俄国人被说成是很有贡献，其他外国地质学家来华的，大概都是别有用心，窃取情报。六十年代以后，众所周知，情况又变了了。像这样的搞法，我们的科学史研究，能够得到科学的成果吗吗？
科学史的研究，只能以客观的实事为依据，用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而不能去服从一时的所谓“政治需要”。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科学，要求人们把他当作科学来对待，那种背弃科学的“政治需要”，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我们需要提高这方面的认识，它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很有影响影响的，譬如对过去来华作过地质工作的外国人如何评价，解放前我国地质机构和地质人员的作用如何估计，都与之有关，而过去也就很少人去研究。现在看来，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难处理。
我们要从客观事实出发，就要求占有大量史料。有些文章之所以出错，与不掌握充分的的史料，不善於鉴别史料很有关系。因此，当前加强科学史料的搜集整理，非常必要。就地质学领域来看，老一辈的地质学家已为数不多，如不抓紧，许多宝贵史实，将湮没不可知，更应高度重视。
在科学史中作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要求我们科学史工作者有史德，敢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研究工作中老老实实，严肃认真。而这种良好学风的树立，有赖於加强对科学史著作的评论，这不仅需要科学史工作者，而且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都来关心，发表意见。笔者在此不自量力地发表议论，就是希望能引起更多的同志注意，确实是在抛砖引玉。愿我们的科学史研究健康、蓬勃地发展起来。
地质报 1981年10月9日
地学史的普及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
读史随笔二则
郦道元到三峡考察过吗？
手头有一本《地学史话》，偶然翻到一段关於郦道元（？－527）的记述。书中说：“郦道元久闻长江三峡之名，决定亲自去看一看。他不辞艰险，长途跋涉来到了三峡。”“他自己也深有感触地说：‘耳闻不如亲见矣。’”还说：“他的足迹遍及秦岭、淮河以北、长江以南和长江中游一带”。
读后，颇有点困惑。因为郦道元生於范阳涿鹿（今河北省涿县），当时南北分裂，他一生都在北朝做官，也未有出使南朝，到过三峡的记载。难以道是发现了新的史料？书中的著释说，见《水经注》卷三十四。一查原文，这下明白了，原来是引用史料时出了张冠李戴的差错，说出“耳闻不如亲见矣”这种感受的，不是郦道元，而是《宜都记》的作者袁山松（？－ 401）。他是晋人袁乔之孙。袁乔曾赞桓温伐蜀。山松博学有文章，也到过三峡，所著《宜都记》，为郦道元多次引用；《水经注》卷三十四引用他的文字之前，明明白白有“山松言”三个字，可惜被忽略了。这也许是未解古文原意，但很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想把郦道元个人的作用表现得突出些，所以他的“足”也遍及长江以南了。
我认为，还是侯仁之教授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中，为《水经注》选释所写的一段话说得对：“没有郦道元那种访渎搜渠的精神，固然写不成《水经注》；但是没有东汉、魏、晋以来所积累的那样众多的有关地方的记述，同样的也不能使郦道元写成《水经注》。”“无论如何，郦道元是在大量地理著作与地方性的记述出现之后，才有可能去详注《水经》。”这种态度也才是我们在研究地学史时所应采取的。
{\中心\字号(4)\楷体 不要再宣传郦道元曾对大同火山作过生动描写了}
《水经注》水这一条下，确有关於“火山”的记述。按其记载，这个“火山”位於今天大同市西南，“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广减尺许，源深不见底，炎势上升，常若微雷发响；以草衅之，则炎腾火发。”二十八年前，一位外国专家曾以这条记载为重要依据，判定大同市东边的火山还可能“复活”。然而，这两者无论是位置还是性质都不是一回事。郦道元笔下的“火山”，实为地下有煤层在自燃。对此，七十年代中，曾因一篇科普文章误传这位专家的结论，引起当地居民极大的不安；后经请了尹赞勋等专家出来讲话，澄清事实，做了许多工作，问题得到解决，有关文献资料，且已汇集成书（《水文、沙漠、火山考古》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这些查证的结果，看来还非广为人知，特别是有的科技史著作，到今还在以讹传讹，就更值得注意。如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古代科技名人传》，总的说来写得不错，但其中还在宣传“郦道元描写了当时平城西南的火山情景……现在这个地区的火山已经息灭，可是我们读到这段描写，仍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由此也就想到一个问题，科技史要专门研究，也要重视普及，否则费了许多精力查清楚的问题，仍局限在学术圈子内，仅为少数人所知，谬误就还会在社会上流传。我们搞研究的目的，就应包括为了普及的提高提高，地学史的普及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
中国地质报 1984年2月27日
“老子”何曾记沧海桑田
在某些地学史论文、专著和科普读物读物中，多次谈到，《道德经》即《老子》记有：“桑田变沧海，我为之添一筹。沧海变桑田，我又为之添一筹。今观海屋筹，忽已三千年矣。”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知道地壳有反复升降的记录，”“表明对海陆变迁现象已有认识。”
然而，只要耐心地把《老子》从头到尾翻阅一遍，便可发现，找不到这些话。看来，引用者没有查对《老子》原书，而很有可能均源出於《中国地质史料》（196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春秋时代）基本的地壳发展概念也有了认识，如老子说：“桑田变沧海，我为之添一筹。沧海变桑田，我又为之添一筹。今观海屋筹，忽已三千年矣。”当然一千年海水进一次，一千年海水退一次，这种时间周期是不正确的。但这种现象的认识，确实不错，已经知道海陆的变迁了（见该书第七页）。
《中国地质史料》的编著，在注释中说明，这条材料的出处是“老子：道德经”但同时又注明“见引於遣愁集，”看来编者也未查对过《老子》原书，而以《遣愁集》为据。
那麽让我们再查一查《遣愁集》。
《遣愁集》是一本择录古籍，按内容分类编成的杂著，在“警悟”这一类中，收有下面这样一条：
{\仿宋\左空(2) 麻姑谓王方平曰：予见沧海，已三变为桑田矣。向到蓬莱，水浅於往者略半也。东海行复扬尘乎？老子曰：桑田变沧海，我为之添一筹。沧海变桑田，我又为之添一筹。今观海屋筹，忽已三千矣。
（见《遣愁集》卷十一，商务印书馆1917年初版1925年六版第七册)针对后面那段话，《遣愁集》的编者张贵胜，在书眉上批了四个字“是个老子”。
麻姑对王方平的谈话，语出葛洪（284-363）《神仙传》。“老子”那段话，《道德经》中无有，其它史籍亦无记载，又来自何处呢？
近得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仲均同志提示，在《东坡志林》中找到这样一条：
尝有三老人相遇。或问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记，但忆少年时，与盘古有旧。”一人曰：“海水变桑田时，吾辄下一筹。尔来吾筹已满十间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弃其核於昆仑山下，今已与昆山平矣。”以余观之，三子者，与蜉蝣朝菌何异哉！
（见《东坡志林》卷二，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重排本）虽然我们还不能肯定张贵胜就是择录的《东坡志林》，但这是民间故事中的传说，而与《老子》无关，是很清楚的。
在我国古代，老子可以是指一般的老年人，而不是专称老聃其人，也不一定就是指《老子》这本著作。况且《老子》是否就是春秋时的老聃所作，尚不能完全肯定，因此，不能见到“老子”二字，就把它等同於《老子》或老聃。
还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地质史料》在择引《遣愁集》时，把“今观海屋筹，忽三千矣”。误抄为“忽三千年”，一字之差，大失原意。原书中一筹代表沧桑变迁一次，三千就是三千次，其间时间之长，显然不止三千年，现在变成了三千年，而且编者还据此发挥了一段议论，颇为人沿用。这不能不使我们深切地感到，研究科学史，多麽需要严肃认真的态度。
中国地质报 1984年4月16日
徐霞客的不幸
今年是徐霞客诞生四百周年，纪念他的活动则早於1983年就开始开始了。几年来，纪念文章发表了不少，他的成就受到充分的肯定和热烈的赞颂，被誉为杰出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特别是对岩溶的考察和研究，被认为比西方先行了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年。霞客获得这些荣誉是当之无愧的，也确实值得今天的中国人引以自豪。
但是，由此也引出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深思：为甚麽霞客在自然地理考察上有如此非凡的成就，确实为世界的先驱，但科学的地理学确未因有霞客而在中国兴起？“近代地理学奠基人”的桂冠，最终竟落在西方的洪堡（1769-1859）等人的身上。
霞客的一生，与洪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拿来比较一下，很能给我们以一些启示。
两人都有探索自然的献身精神，有高於一般人的观察记录能力，多次去野外考察，均有一次长达四五年的旅行；家中都很有钱，所以能自费考察。但是在其他许多方面，徐霞客的条件就比洪堡差多了。
洪堡在弗莱堡矿业学院上过学，学过地质学等课程，受到科学的教育；徐霞客青少年时学的是四书五经，虽然他能冲破八古文的束缚，不走科举的功名利禄之途，但最多是比别人多看一些古今史籍、舆地志、山海图经，作科学考察，全靠自己摸索。
同洪堡作长期旅行考察的是法国的一位植物学家，和徐霞客作伴的则多是和尚。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醉心於做举业，那有“闲心”去野外考察。
洪堡从美洲考察回来后住在当时欧洲的学术文化中心巴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整理考察所得，不惜巨资自费出版了《1799-1804年在新大陆热带地区的旅行》计三十卷。徐霞客则在时间最长的一次旅行结束后不到一年病死在家乡，遗稿复经兵祸残缺，等到他的后代将其整理刊行，已是 135年后的事了。
洪堡在他的考察成果出版后，於1827年回到柏林，登上大学讲坛，培养了一批学生，徐霞客则无此幸运，后继无人。
洪堡的考察成果在欧洲受到高度重视，俄国沙皇也慕名邀请他去考察西伯利亚的矿产资源；在他逝世后，普鲁士摄政王下令为他举行国葬，全柏林居民为之服丧。徐霞客的记，也曾引起某些文人墨客的惊叹，但多不过是作为奇书以供“卧”而已；他死后 237年，才有地质学家丁文江发现了它的科学价值。
也许有人会说，霞客条件不好，那是因为他比洪堡早生了 182年，但是晚生一点又如何呢？洪堡出生时，是清乾隆34年，正是八股文还要加上文字狱盛行的时期，社会仍然是那样封闭，愚昧，没有科学发展的馀地（所以连第二个徐霞客也出不来了！）中国皇帝高明的不少，但像普鲁士王那样尊重洪堡的大概还没有一个。在社会上最尊崇的是帝王将相，徐霞客要不是家有钱，这点著作大概也留不下来，而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偏偏又要做出鄙薄金钱的样子，要走“科举正途”，白首穷经，把聪明才智都消耗在故纸堆中，或学而优则仕，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在中国，产生不出近代地理学及其他科学，不是偶然的，对比一下徐霞客与洪堡的不同遭遇，就能看出一些原因。由此，在我们为祖宗的辉煌成就而自豪时，我觉得更应该正视何以造成落后的一面，感到深深的遗憾，认真仔细地查一查，这种不良传统是否还有它的影响，怎样才能消除。
科技日报 1987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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