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移”在“交界”上的“生活方式”
----中国科学文化人悄然亮相
中华读书报记者 王洪波
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二届全国书市上，一套名为“鸭嘴兽三思访真丛书”的图书带着墨香与读者见面，立即引起了记者的极大兴趣。在短促而匆忙的云南之行的旅途中，记者以车上、枕上、厕上的“三上”的读书方式，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套书先期出版的三本书：《交界--江晓原的思想轨迹》、《生活方式--刘兵教授的叙述及其他》、《漂移--北大学者刘华杰的故事》。令记者兴奋的是，这是出版界第一次集中为国内的科学文化人立传--不同于科学家和人文社科学者，在他们的学术世界里，科学并不是实用性的、隶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内的，而是首先是一种广义上的无所不在的文化，从而也象征性地宣告了科学文化人这样一个群体在中国的正式登场。
大约两年前，记者有一次就科学史学科的现状和前景采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教授，他指出，以江晓原、刘兵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动走出学术的象牙之塔，走向公众，为我们的文化注入了科学文化的因子和气质。虽然这样的学者数量还嫌太少，但他们的能量却不容小视。刘所长断言，一个科学文化人的群体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们是怎样一群人呢？从已经出版的这三本书，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基本的答案。他们均文理会通、博学多才；他们都拒绝做分工的奴隶，他们的学术研究涵盖极广，经常给人“他怎么还研究这个”、“他怎么对那个也在行”的惊奇之感；他们的生活均多姿多彩；他们都钟爱自己的生活方式，过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幸福生活”。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一段他人对江晓原的描述和评论（笑书生，见《交界》第5页）：
江晓原大学学的是天体物理，与物理学有密切的血缘关系，研究生读的也是科学史，且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按照那反动的出身论，该同志不该有如此士大夫形状，一看江同志的自述，原来该同志上大学的时候，每天左手推天文公式，右手临孙过庭之《书谱》，口里却在吟咏《左传》《国语》，这就使该同志的母乳中混入了奇妙的组分，无论发生多么怪异的化学反应，喂出多大的妖蛾子都不让我奇怪了。
江晓原的正业是科学史，还有“第二专业”--性学史。该同志还自称性学水平要高于天文学，因为“我是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还是这个学会的理事；然而我当然不是中国天文学会的发起人--成立得太早了（1922年），我至今也还不是中国天文学会的理事。”
这套书另两位传主的情况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刘兵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单子：科学史（对超导史的研究在国内是最早的，成绩卓著）、科学编史学（他的《克丽奥眼中科学》是国内这个领域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学术专著）、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环境伦理（他是著名的民间环保“组织之友”的理事，曾主持编撰了《保护环境随手可做的100件小事》、“绿色未来丛书”等多种广受好评、屡获奖励的绿色文化图书）、女性主义（对刘兵这个领域的工作，有一位学者曾很不以为然地评论说：一个男同志，搞什么女性主义……其实这种论调正好反衬出刘兵学术的广博）、科学教育、科学普及、科学与艺术（去年以来开始推出的“大美译丛”是国内第一次大规模地介绍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主编正是刘兵）、科幻研究等等。在科普图书出版圈子内，刘兵更是处于“圆心”的人物之一。有人说，凡搞科普出版的人，没有不认识刘兵的；凡有相关的新书发布会或聚会，不会看不到刘兵的身影；国内主要的发表科学图书书评的报纸杂志，恐怕没有那家没有发过刘兵的文章（比如本报，刘兵发表的书评从数量上来说，至少可以编一本书）。刘兵的勤奋是少见的。记者曾经多次在晚上零点左右打电话给刘兵，都会听他说接下来还有一篇数千字的文章要写，而第二天一早，他还要给学生上课，或者有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参加。一个人何以能够游刃有余地出入于这么多研究领域呢？一个人何以能够为工作如此残酷地压缩自己的休息时间呢（朋友们总为他的缺少休息和健康担心，当然，这种担心也许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他总是那么精力充沛，身体棒得不逊于任何一个小伙子）？我想，唯一的答案是，他喜欢着他所喜欢的，他快乐着他的快乐。
而刘华杰，即使不谈他混沌、分形、分形艺术方面研究的成绩，不谈他在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方面的工作，不谈他对网络文化、环境保护、博物学、科学传播方面的远见卓识，仅仅谈他反伪科学的立场、思想、研究和实践，也有大量值得大书特书的内容。从1989年，他就从批判“宇宙全息统一论”开始，介入了反伪科学的工作。他与“周易预测大师”邵伟华、“气功大师”沈昌、“中功大师”张宏堡等许多“大人物”过过招（直接或间接），是以严肃的学术研究反对伪科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95年，刘华杰在《中国文化报》撰文指出，号称“周易预测大师” 的邵伟华出版的书中所写内容都属低级迷信，问题很大。邵给刘华杰写信，说“你根本不了解周易的博大精深”，中央某某领导都找他算过命云云。刘华杰回信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但这样吓唬人别人根本不在乎。刘华杰引古人的话说道，“善为易者不占，圣人不烦卜筮”。就是说真正懂得周易的人不会占卜的，真正的圣人是不会劳驾别人去算命的。这样几个回合下来，邵的口气就和缓了下来，以后也很少再吹牛了。去年，刘华杰因为反伪科学的杰出工作获得了“第二届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目前，他正在撰写《中国伪科学社会史》，可以相信，该书的问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纵观这几位传主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生涯，除了实验室或书斋式的工作之外，他们总是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而科学的训练已经内化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当科学的母乳中混入哲学、历史的成分，当哲学、历史的母乳中混入科学的成分，产生出一群美丽的“妖蛾子”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将这几只“妖蛾子”的美丽之处全部描绘出来，如果读者希望了解这样一种人生，阅读记者手中的这套“鸭嘴兽三思访真丛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在余下的篇幅里，我们还是听听江晓原教授和该丛书策划人河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韩建民先生关于科学文化和科学文化人话题的诸多思考吧。
记者：江教授，您在这里被归入科学文化人这样一个群体，您对这种归类也是基本认可的，那么，能否请您谈谈，科学文化究竟是什么？
江晓原：关于“科学文化”究竟是什么，近年来我确实想了很多，也和许多朋友探讨过。我现在觉得，对于这个新的概念，暂时没有必要作出严格的界定。这个概念边界是开放的，可以做多种理解：比如将科学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将科学本身视为一种文化或是理解为科学与文化的结合，从科普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为科学文化是以文化的方式传播科学。
我认为，科学文化在当下中国的出现和勃兴，有两个动因：第一，就科普来说，传统的普及科学知识的做法很多时候已经无法引起读者的兴趣，也不能完成传播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重任，而在这方面，科学文化是很有用武之地的；第二，对于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科学史等学科，如果困守学术的象牙塔，生存起来也是困难重重，更别提发展了。在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对资金等资源的争取不可能过分依赖行政的手段，而是要借助公众（纳税人）的支持，因此就有必要让学术走向公众，回报给公众。我也相信，我所研究的学问是能够走向公众，引起公众的兴趣，融入公众的精神生活的。其实，对于纯科学（基础科学）研究，同样的问题也存在。
记者：那么怎样一些人构成了科学文化人的群体呢？科学文化人与传统的学者和科学家有哪些根本的区别？
江晓原：什么是科学文化人？我的理解是他是行走在科学与文化的“交界”上的，并且有一定面向公众的能力。并不是写两篇学院派的论文在学报上发表就算，他的东西必须能够让同行专业群体以外的人愿意看。第二，他应该愿意做一些“交界”性质的工作，比方说有的人本科读物理专业，后来成为哲学硕士或博士，但他整个就在哲学界工作，这样的人显然也不是科学文化人。以上这两点，也是我们所说的科学文化人和传统型的学者和科学家的不同吧。
记者：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社会，从国家来说，最紧迫的是发展经济，从个人来说，生存的压力以及对富裕的向往是最根本的。在这样的时代里，也许把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经济或者谋生的手段也许是个明智的选择。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倡导科学文化，或者做一个科学文化人呢？另外，对于一个有心向学的人乃至一个普通人，怎样才可能成为一个科学文化人呢？
江晓原：在贫困的处境中，也许生存是最迫切的，悠悠万事，以此为大；或者，在贫困中追求精神家园是一种悲壮的选择或精神的安慰。在脱贫致富的过程中，许多人会直奔钱眼，精神家园失落了。而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追求文化的热情会重新焕发（这也是我们社会有那么多附庸风雅、赶文化时髦的现象的原因，从某种角度看，这是好事情）。因此，科学在未来社会的坐标中，除了是一种致用的东西之外，还将成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诉诸娱乐性而得到发展。从更本质的角度来说，全面发展，毕竟是值得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每个人都不应该，也不会愿意过一个极端单调乏味的人生。从历史上来看，许多伟大的人物，比如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康德、达·芬奇、歌德、罗素、爱因斯坦、玻尔、费曼……都是文理兼通、全面发展的人物。在当今社会分工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要想成为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人物，当然难度很大，但那至少不失为一种值得向往的理想境界吧。
关于如何成为一个科学文化人，说来话长，这里很难展开，读者不妨参阅《交界》一书第78页至83页。简单来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努力，二是教育的帮助。这里我想介绍一下上海交通大学在这方面的两个举措：一是从今年秋季开始，实行全面的学分制，学生有极大的选课自由；二是硬性要求文科学生修读数学和物理课程，尽管有不少学生可能会感到痛苦，但将来他们一定会从中收益，那时他们就会感谢母校了。
记者：我注意到，在《交界》和《生活方式》封底上一段话，讲您在十年前，曾经感觉到在科学和文化的边缘上生存日益困难，和刘兵悲壮地约定要为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战。请问，这种“悲壮”的情形真的出现过吗？今天你们的情况已经好转很多了吧？
江晓原：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阅我最近发表在《读书》杂志2001年第9期上的文章《驻守边缘之战》。这里还可以举两个例子。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辑卞毓麟教授（“鸭嘴兽三思访真丛书”中有关于卞毓麟教授的一种，书名为《漫游--卞毓麟的科学文化之旅》，即将出版）在中科院的时候，喜欢从事科普创作和翻译工作，却被有些人认为是不务正业，因此他的科普工作对于他评职称什么的，非但无益，甚至有害。还有，现在被上海交大科学史系返聘的辛元欧先生，是国内造船史方面的权威，中国船史学会会长，发表的论文比有的教授多10倍都有，但因为他只研究造船的历史，并不直接参加制造“坚船利炮”，结果直到退休都差点未能评上教授。这并不是有谁非要和他过不去，而是思维定式使然。我想，这种情况真可以用上“悲壮”二字了。
当然，随着大环境的转变，并依靠自己的努力，我们的境遇确实已经有所好转，我们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欣赏和重视。以科学史学科为例，几十年来，中国科学史界一直梦想在大学里成立科学史系，到了1999年3月9日，终于梦想成真--这天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在上海交大隆重成立，我出任首任系主任。而两年以后的今天，国内已经有了三个这样的系。一部分从事科学史的学者，由此总算改变了“寄人篱下”的状况。目前还有几所著名大学中有人在筹划建立科学史系。
记者：也许是由于多年来媒体的片面宣传，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学者、科学家的生活就是皓首穷经，就是吃苦奉献，那么，以您的情况来看，学术生涯意味着什么？
江晓原：确实，媒体描述的科学家和学者形象是有偏差的。我想，科学文化的一大任务就是改变长期以来在公众中形成的那种形象。学术生涯有枯燥的一面，但那绝非全部。今天，学者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大为改善；而且，评价一个人的生存状态，还要看他的精神生活。年轻人经常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生活？如果仅看物质条件，学者中很少有腰缠万贯的，但如果考虑到精神生活的质量、受尊重的程度、对时间的支配能力、对具体工作的选择能力等因素，我想我是幸福的。一个人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并且还能以此谋生，如能这样，难道不是幸福？
记者：韩建民先生，请问以您的理解，科学文化与科普出版的关系如何？近年来，你们河北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不少很有影响的科普书，请问你们在科普出版方面有那些体会？
韩建民：正像江晓原教授说的，科学文化是以文化的方式传播科学，科学文化的理念对科普出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真诚希望，能够出现某种中国科普出版的共同体，也就是中国科学文化的共同体，迎接科学文化之新时代的到来。
从我们河北大学出版社来说，在一般图书领域，近年来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图书和科学文化图书两个方向作为突破点，特别是科学文化图书取得了较大突破。近年来我社推出的“计算机文化译丛”、“世界著名实验室传记丛书”、“大江大河传记丛书”等，在书界颇获好评，市场销售情况也很喜人，其中《贝尔实验室》获得了中国图书奖，《卡文迪许实验室》获得2000年度“《Newton-科学世界》杯十大科普好书奖”，读者和学界的厚爱，坚定了我们继续探索的决心和信心。
我认为，原创科普图书目前正处于转型、探索的阶段，其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就是科学文化。具体来说，就是要从单纯介绍科学知识（客体）向介绍、宣传科学主体（科学单位和科学人物）转变；另一方面科普出版物应该走通俗化、人文化的道路。我们这套“鸭嘴兽三思访真丛书”，与传统的科普图书相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作了全面的突破，可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图书品种。我们倾情推出这样一套丛书，就是想作一次大胆的尝试，用我们的微薄努力，呼唤科学文化新时代的到来。
2001/09/25收到
相关文章
王洪波:“漂移”在“交界”上的“生活方式”----中国科学文化人悄然亮相
光明日报书评周刊:在两束光辉照耀下
吴德余:从“科学文化人”对史蒂芬.霍金的品评看“科学文化人”---也说《时间简史》
刘华杰:科学成就与科普水平是两回事---答吴德余的《宇宙里有没有“科学文化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