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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专业人士更应慎重
——《人类克隆不应超越伦理底线》一文的其他硬伤
赵南元
今天看到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翟中和院士和高崇明教授《人类克隆不应超越伦理底线》（2004年6月29日《北京科技报》封二文章）一文和方舟子指出该文存在的知识性错误(专业人士更应慎重--《人类克隆不应超越伦理底线》一文的硬伤)。在数学中要对一个错误的定理给出证明，这个证明过程肯定是有错误的。与此相似，反克隆人闹剧是错误的，为之鼓噪所依据的“理由”当然会充满错误。所以方舟子说：“遗憾的是，目前在中国媒体上从根本上反对克隆人的人，我还没有见到有不犯知识性错误的。”更加遗憾的是，《北京科技报》在7月7日同版刊登方舟子来信时删掉了最后一段，包括这句画龙点睛之笔。报纸为贤者讳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科技”是要讲究认真的。翟院士的文章每一段落都存在知识性错误，下面加以点评，作为对方舟子文章的补充。（【
】中是我的点评）
人类克隆不应超越伦理底线
翟中和 高崇明
2004年6月29日北京科技报
世界首只克隆羊多利因肺部感染早亡，而普通羊可存活11年左右。【方舟子已经批驳。】
“克隆人来了！克隆人来了！”每隔一段时间媒体都要传出类似于“狼来了！”的惊呼。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翟中和院士和高崇明教授近日呼吁：使人类生殖方式从有性生殖倒退回无性生殖，这是对生物进化历程的违背。人们必须坚决反对人类生殖性克隆。【这里有两个错误：第一，克隆人技术不会“使人类生殖方式从有性生殖倒退回无性生殖”，毕竟有正常生育能力的人不会劳民伤财遭罪自找麻烦。实际上试管婴儿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实施者仍是极少数人。生殖性克隆技术比试管婴儿技术复杂，费用更高，即使技术充分成熟，实施者也不会超过现在实施试管婴儿的比例。况且人类自然生殖过程会有大约1％的孪生子，其中大部分是同卵孪生子，也就是天然的经由无性生殖过程产生的克隆人，他们并不违背生物进化历程，数量上也比人造的克隆人多得多。第二，“对生物进化历程的违背”并不构成“必须坚决反对”的理由。医学使得本来会死掉的人活下来，就是违背生物进化历程，但我们不能因此像王晋康那样主张施放病毒来促进人类进化。】
是自然选择了有性生殖。有性生殖显然比无性生殖先进。【方舟子已经批驳。】
在讴歌科学辉煌成就的同时，人们也不断把克隆动植物的技术称为新生事物。实际上，仅就“克隆”一词而言，它的提出已有上百年历史，其原意是指“无性繁殖系”。而把克隆技术应用于生产实践，更是久远、普遍，像树木或花卉的扦插，马铃薯块茎繁殖，以及用胡萝卜根韧皮部的细胞培养出胡萝卜苗、用花粉粒培养出完整的植株等等都应属于此列。【人们并没有“把克隆动植物的技术称为新生事物”，而哺乳动物的克隆确实是由克隆羊多利始创的新生事物。况且，不是“新生事物”也不构成应该反对的理由。】
生物繁殖后代的方式分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两种。通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就可以得知：无性生殖既经济，效率又明显高于有性生殖。其原因在于无性生殖不用进行性细胞结合，只要通过父本或母本体细胞一分为二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后代，亲代与子代的比例是1比1。而有性生殖，则要通过寻找配偶、受精、孕育等一系列复杂过程才能产生后代，一个卵细胞只能与一个精子受精，而一个雄性个体就能产生大量的精子，显然在有性生殖中雄性个体是过剩的，同时亲代与子代的比例一般是2比1。【两点错误：第一，无性生殖没有“父本”。第二，“亲代与子代的比例”是指的什么？如果是个体数量，显然不是“1比1”、“2比1”，而是1比多、2比多。这里正确的叙述应该是无性生殖的效率是有性生殖的2倍，或有性生殖的成本是无性生殖的2倍。】
但是人们却看到地球上绝大多数生物行有性生殖，即使在自然状态下可以行无性生殖的生物，在它们整个生活史中，也并不是一味地进行无性生殖，而是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交替地出现，比如植物以及像草履虫、四膜虫等原生动物就是这样。因此可以说自然选择了有性生殖。【方舟子已经批驳。】
通过分析人们不难发现，有性生殖最明显的优势是在性细胞产生和结合过程中，遗传物质发生了交换、重组，子代是继承了亲本双方的遗传物质，这样就大大增强了子代的生命力，使之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即十分有利于生物进化。有性生殖显然比无性生殖先进。【错误：有性生殖并不“十分有利于生物进化”，也不会“大大增强了子代的生命力”。我们在任何有性生殖的生物中都没有发现“生命力”逐代增强的现象。生物的生殖方式并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
克隆动物普遍体质不好，能生活下来并能繁衍后代的克隆动物极少。这绝非偶然。近些年来，在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做的克隆动物中，均出现了重构卵成功率低、胚胎着床率低、流产率高、畸形率高和死亡率高等问题，克隆动物普遍体质不好，能生活下来并能繁衍后代的克隆动物极少。看来这绝非偶然，现在科学家不仅注意到实验操作可能对胚胎造成的伤害，而且更加关注到遗传上的原因。动物实验也已经表明，母本染色体对胚胎发育是必须的，父本染色体对胚外组织发育是重要的。这样使人不能不关注在做克隆人时仅存在一方染色体可能会产生的严重问题。【错误：克隆人不是单倍体，不存在“仅存在一方染色体可能会产生的严重问题”。克隆人和正常人一样，也有来自于被克隆人父母的双方染色体。】
首先，有人认为，克隆人是一项科学研究，科学有它自己内在发展规律，因此应该允许科学家自由地去做克隆人。但是，有更多的人则认为做克隆人是严重违反了人类伦理道德，不应该做。而我们的观点是：起码现在不应该做人类生殖性克隆。在人类中要是做这类实验，任何国家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都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也是科学研究不能逾越人类伦理底线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任何国家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都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争议。现在很多“伦理学家”都热衷于宣布“人类伦理底线”，但却不敢告诉我们这底线是根据什么划定的。实际上反对克隆人的大部分理由源于宗教教义（例如邱仁宗的《做人还是做上帝》），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不信宗教的人接受宗教教义的约束。】
其次，人类生殖性克隆无异于是使人类生殖方式从有性生殖倒退回无性生殖，这是对生物进化历程的违背。【前面已经批驳过。】
第三，在动物中所做的生殖性克隆，尚且出现了那么多死亡、畸形的后代，如果现在就把该技术应用到人类身上，人们十分担心可能会出现动物实验中的问题。在人类生殖性克隆中，克隆人无论是在胚胎时期还是在出生后受到伤害，都将被认为是严重侵害了后代的根本利益，这也是社会所无法接受的。【这不是“社会”是否接受的问题，而是个人决策问题。最关心后代根本利益的人不是“社会”，而是克隆人的抚养者。胚胎期是否伤害的问题在西方有争议，但堕胎自由的中国不存在伦理问题。出生后的问题是抚养者的问题。这就像一个患有遗传病的夫妇是否有权生儿育女一样，风险自担，社会不干预。】
第四，当人类刚进入21世纪，就不断有科学家声称，他们很快将使克隆人问世，但是人类至今也未真实地见到克隆人。由此人们起码可以感觉到做克隆人在技术上是困难的，对科学家实际能力的估计值得商榷。即使有一天，克隆人真的来到人间，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仍然值得人们去认真讨论。【科学家的实际能力只有科学家自己清楚，技术上的困难是研究的理由而不是不研究的理由。当克隆人出现的时候，最大的伦理问题产生于对这一事件的妖魔化宣传，给克隆人及其家属造成诸多不便和歧视。如果没有宗教伦理捣乱，克隆人如同同卵孪生子，本来是没有任何“伦理问题”的。】
在治疗性克隆过程中，虽然做了克隆人胚胎，但它仅是在细胞水平上的操作，只是改变了胚胎细胞分化方向和用途，它的最终目的是用于拯救病人生命，因此世界上许多科学家都认为做人类治疗性克隆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我们认为，只要不是用来生育后代，不越过这一条伦理底线，就应该允许科学家进行人类体细胞核移植研究。【反对生殖性克隆必然导致反对治疗性克隆，原因是当治疗性克隆技术充分成熟时，只要加上已经成熟的试管婴儿技术，生殖性克隆就是顺水推舟的事。而一旦克隆人问世，关于克隆人的一切妖魔化宣传自然不攻自破，这就是西方宗教势力为什么也要极力反对治疗性克隆的原因。试管婴儿当初也是这样突破宗教伦理“底线”的。】
翟中和，细胞生物学家。江苏溧阳人。1956年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生物学系。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院士说话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说话更应该慎重，否则传播知识性错误既有害于社会，也有损自己的声誉。】
五柳村2004/07/09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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