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从西方引进到我国的。这以后传播学在我国迅速发展，但也引起不少争论。
在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有人说：“新闻学的核心内容就是政治观念”；“在新闻学里，党性、喉舌之类政治概念仍然是核心内容。仅就这一点而言，也不要怪别人对新闻学持有怀疑态度了。”另一方面，某些人在引进传播学时又宣扬传播学可避免这些“弊病”。这就使一些人对传播学的引进产生了怀疑。有些学者批评传播学用“信息”研究取代“新闻”研究，是要以“超阶级的观点”进行研究，“掩盖新闻事业的阶级性”等等。
1995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学》一书说：“传统新闻学就像一位半老徐娘，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生机与活力，正一步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甚至可以预测，其理论寿命也许不会超越人类寿命的自然极限。这并非耸人听闻！因为，多少年来，传统新闻学一直没有冲出报学的藩篱，无法挣脱政治的束缚，以传者为中心，囿于静态的微观的研究，止于主观的经验的描述，视野狭窄，方法单一，缺乏宏观透视与整体把握，脱离传播实际，没有多少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使熟悉这一领域的人常常唉声叹气。”这本书还说，“传统新闻学面临危机、陷入绝境”；“新闻传播学青春焕发、娇美动人”；“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
我国新闻界许多人认为，那种主张新闻学必将消亡而要以传播学取代“无法挣脱政治的束缚，以传者为中心”的新闻学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有些学者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研究任务、目的、对象、手段不同，可以互相借鉴，但传播学绝不可能取代也不应该取代新闻学。一位资深新闻学者在谈到《新闻传播学》一书时说，“纵观全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不讲无产阶级新闻党性原则。”另一位学者说，“目前，泛传播学的现象值得警惕。现在的人，有事没事就说传播学，什么都和传播学靠边，这一方面和信息化热潮有关系，另一方面也有跟风的嫌疑。”
《新闻传播学》一书出版至今已过去了近十年，新闻学不仅没有“面临危机、陷入绝境”，相反，依然充满“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针对新时期新闻实践提出的一些新问题从理论上做出了精辟的回答，新闻理论有了许多新的发展。
而“科学文化人”却“将‘传播’理念引入‘科学’。”2002年12月25日公开发表的《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提出了“科学传播”概念。《宣言》说：“所谓科学传播是从科学文化自身的要求出发提出的一个超越传统科普的概念。”科学传播“契合了传播学中的贴近法则和创新法则”。
一位“科学文化人”2003年3月22日公开提出了“用‘科学传播’替代‘科学普及’”的主张。这比《宣言》提出的科学传播“超越传统科普”的主张又进了一步。这位“科学文化人”还提出，要“用‘科学传播’概念替代传统的‘科学普及’概念，来整合视野越来越广、内涵越来越深的新世纪科学普及事业。”他说，“传统的科学普及把自己规定成一个科学知识的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过程，即由掌握科学知识的人群向没有掌握科学知识的人传播的过程。这个规定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科学技术都是好的，都具有正面价值。二战之后，这种传统的科普观念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
他在2003年10月29日公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强调，“将‘传播’理念引入‘科学’。”他认为，“传播学淡化了新闻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过去，新闻被看成是党派的宣传工具，是党的喉舌，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随着传播学的传入，人们慢慢开始中性的看待媒介，把新闻看成是信息的传递和接受过程。”“传播学引入了传播者与受众的概念，以及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平等的交往作用的概念，这种新观念引入的后果就是强化了新闻的人民性，使媒体开始注重传播效果、注重民众的声音。”“‘科学传播’与‘科学普及’的关系，很类似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传播’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观念，所以，我们所倡导的‘科学传播’并不是‘科学普及’的一种新潮的名称，也不只是在传统科普中引进和运用新的传媒工具，而应该首先看成是把‘传播’的理念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之中，用‘传播’的态度看待科学、对待科学。用‘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传播’观念来理解科学、对待科学，就是我们倡导的‘科学传播’。”“科普的功能很类似于‘科学’的宣传工具，‘科学’的喉舌，它要贯彻科学的意志，强化科学的权能。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科普作家对科学一味持景仰和赞颂的态度，认为科学家都是道德高尚、智力超群的人物，科学总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普通大众唯有坚定地相信科学、自觉地运用科学，才能从愚昧无知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幸福的生活。科普笼罩在一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科学传播反对对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作这样的定位。”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用“科学传播”替代“很类似于‘科学’的宣传工具、‘科学’的喉舌”的“科学普及”的主张，是从用传播学替代认为新闻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是党的喉舌”、“宣传工具”的新闻学的主张脱胎而来。
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主张，现在已被我国新闻界绝大多数人所摒弃，被我国的新闻实践否定。新闻学在我国不仅没有被“取代”，相反，正在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借用《新闻传播学》中的一句话，“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那些套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主张而提出用“科学传播”替代“科学普及”主张的“科学文化人”，对这一点还不应当认真思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