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了还是倒退了的思考?
---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25周年有感
陶世龙
破天荒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在上海浦江饭店召开以来，忽忽25年过去了。
老友们在上海聚会、纪念。我远在加拿大，未能参加，不免有点怅惘。
不过，没去也好，25年过去，物换星移，世事沧桑，到我这年龄，难免不合时宜；故旧凋零者亦复不少，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不如在此静夜独拥遐思。和安徒生童话中的“接骨木树妈妈”，也就是“回忆”相伴。
回忆起了什么？首先是我去参加这次会就来之不易，当时因写科普作品而定下的影射攻击结论尚未取消，也没有明确的工作岗位，承蒙地质总局（即原地质部，文革中改为局）书刊编辑室（即地质出版社）不弃，暂时在那里栖身。编辑室主任边知非先生重视科普，爱惜人才，已竭尽他的可能，把我从外地收回到北京。开会的通知是点名要我去参加，我的身份有点使他们为难，但还是决定让我去了，路费也是他们出的，只是关照，如要我担任什么职务，不可接受。大概是怕有人告状，牵连到编辑室。他们还提出编辑室也去一位代表参加，中国科协也同意了。他们派出老编辑许冀闽女士一同前往。她也是我的师母。一路上对我多有照顾，而这一来，要再成为什么“黑会”，都有个担待了。
想到这些，再看今天，年轻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从这里可以看到，尽管后来的道路仍然曲折，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但如纵向比较，毕竟是宽松多了，而且步子也不算小。
再是，在会上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拨乱反正力度之大，意料未及，刘述周同志的报告中，在讲道文化大革命“把介绍古今中外科学成就和宣传科学真理，诬蔑为封、资修，是‘影射’什么。‘攻击’什么，甚至打成反革命，这完全是荒唐的和无稽的”时，很激动，还举了例，一个是我，因写太阳有黑子而贾祸；一个是贵州的彭辛岷，写过在雾中看太阳是黄色的，因而定了罪。汤寿根同志编简报，把这些事编为一期，让徐克明同志找我核对，我见到里面有批评所在单位迟迟不落实政策的话，提出把我这例子取消，因为我知道作这样的结论，与现在的单位领导人无关，只是要纠正这样的结论，一般人是很为难的，需要气候合适，我相信时候一到他们会给解决。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果然不过半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后，没费什么事就全部推倒了。而这也显示出刘述周和科协的同志思想的超前和可敬。我和述周同志从不相识，当时他可谓是在仗义执言。而他能知道这些事，自然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王麦林和章道义同志等所提供，而我与她（他）们也无私交，只能说是为了繁荣中国的科普创作事业，办事出以公心，或者说还有点理想主义。
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笼罩了那次整个的座谈会，与会者差不多都有文革中遭受磨难的痛苦经历，现在如拨云雾见青天。祝修恒先生在文革前就多年没见到他了，这次相遇，当时我就对他说，你简直像出土文物，谁把你发掘出来的。因此大家都能相互理解，都想在科普创作上再大干一场，很少其他考虑。老友赵之这时刚在筹备恢复中国青年报的长知识副刊，虽然还没有正式名义，已在向大家约稿，说：我们要干给他们看。当然这次不过是拨乱反正的开始，还有许多没发掘出来的，如五十代初就相识的王天一此时还在新疆，还有郭正谊是过了一年，筹备编《科普创作概论》时，我才又一次惊叹科普怪才的复出。
因此这时留下的回忆，是一段心灵净化了的友谊与对未来的期待，是永远难忘的。
现在回过头看，当时是有点过于单纯和理想化了，真要办成事，还复杂得很。我记得当时科协普及部搞了个很大的科普工作规划，包括办刊物、办研究所等等，后来有的实现了，大部分恐怕没能办到，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能适应了。
就我自己而言，也缺乏认识，开头以为回到文革前的秩序就好了，我那时的一些发言多是这个意思。当时也已感到文革的发生有它并非偶然固有的原因，但是模糊不清，及至后来思想解放逐渐深入，市场经济大潮更是汹涌。中国的科普创作该走什么样的路，不可能是简单地回到十七年，明显地需要作新的探索，而自己也渐渐力不从心，现在更已在外十年，许多具体情况已不了解，早已不去思考，只不过仍未忘情于科普，也想过一些问题，这里写出来，也算是给浦江饭店会议25周年留下一点记忆的痕迹吧。
如前所述，我们所处的环境已大大改善，我们的科普创作也在相应地前进，这在科普书刊的数量和印刷出版质量上，都可以看出有明显的提高。有的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相当，或者说可以与世界接轨了，但是其中翻译来的多，这些书的原本一般都是经过读者筛选，内容当然也是比较好的，相形之下，国人自己的科普创作就颇为逊色。特别是书的内容和价格，不大适合普通读者的需要。2003年10月21日新浪网发布四位科普类杂志社长、主编作客新浪聊天实录，有人在一家论坛上提问：“科普杂志给白领看？难道科普的责任是白领的休闲阅读吗？”我以为问的有理，因为这四家杂志除一家是面向青少年，别的都看中白领，相当于过去提出过的“高级科普”，这部分科普是很重要，文革前几乎是空白这类刊物在今天能够生存和发展，也表明中国的有钱人多起来了，买得起这样的售价比较高的杂志，是好事。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有钱人仍是少数，对占大多数的不那么有钱，一般文化水平也较低的读者，他们更应该得到科学知识的普及。我们关注得是不是够呢？很可能这方面做的不够，甚至有倒退。
与上面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的科普作家似乎有点后继乏人，不少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果如此，如果说在五十年代那种条件下尚能产生出一批有些影响的科普作家，今天社会上对科普作家比过去重视，物质条件上更有提高，应该出现更多的优秀科普作家才是。如未达到，这就需要找一找原因。
我的感受是，和做任何事情一样，要做好它并能坚持下去，总是得自己喜欢它，你说是个人兴趣也好，有理想也好，总之是不考虑别的条件，摆脱了功利的束缚。受尊重是这样，不受尊重也是这样；稿费高是这样，稿费少甚至没稿费也是一样，作品出来得到读者的理解就是最大的快乐。我所接触到的科普作家，大多如此。
但是，在当前社会上急功近利之风很盛，今天中国的科普作家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我感到很可能是一些方面前进了，而在一些方面前进不足甚至倒退。
因此很需要研究中国科普创作的历史。科普创作应有创新，但不能割断历史，而是继往开来。我希望这次纪念浦江饭店会议25年的活动，成为回顾和研究科普创作的历史的开端；别人不研究，至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应该挑起这个担子。这样我们方能对我国的科普创作究竟在哪些方面前进了？有没有在哪些方面出现倒退？进而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得到清楚的认识，从而能推动中国的科普创作全面前进，真正繁荣。
陶世龙，2003/10/25 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