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崇尚科学 抵制反科学思潮
把宗教的“鸦片说”等同于“毒品说”
是对党的宗教政策的曲解吗？
------ 何祚庥院士近期谈话实录
宗教是否民众的鸦片烟？
在2003年中国无神论学会年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在研讨有关情况时，谈到这个已被弄混淆了的问题时，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以反伪著称的中科院何祚庥院士，则针对11月14日北京一家大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宗教理论和政策的历史考察》一文所谈的观点，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意见。
笔者在参加年会的同时，就这一问题采访了何祚庥院士。
何祚庥院士开门见山地说道，这篇文章其中的一个观点是，“把宗教鸦片说等同于毒品说，是对党的宗教观的曲解，”这样的说法能不能站住脚，值得提出来探讨---
该文在第四小节中这样说道：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是，这里说的鸦片，不能理解为现在通常所说的毒品，而是一种镇静、止痛、麻醉的药物。
何祚庥评说道，什么是毒品，什么是药物，这一点首先要分清楚。药物是治病的东西，毒品则是有害于人类的东西。毒品也有麻醉作用，但它的主导作用是毒害；有些药物也有副作用，但它的主导作用是治病。药物与毒品，在概念上有原则性的区别，两者不能混同。否则，1840年由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就要改名为“药物”战争！
就人们的常识而言，鸦片作为毒品，能代替药物起到镇痛作用，但在医疗上是要高度控制的，只能有条件的使用：必须不损害人的健康，尤其不能“成瘾”。鸦片对于晚期病人，如癌症晚期，能起到镇痛作用，晚期癌症常常已失去了治疗的时机，从人道主义出发，用鸦片缓解病人的痛苦，也未尝不可。但是就鸦片本身的性质来说，作为毒品，不仅麻醉而且摧残人的身心健康，吸毒者在生理上、心理上陷进去而不能自拔，虽令人同情却很难帮助。
马克思和列宁都指曾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当然不是指鸦片的麻醉的药物作用。如果以为“鸦片”一说是马克思或者列宁的不懂鸦片性质的兴来之言，或者是他们随手拈来的一个比喻，这只能说是这位作者看低了马克思和列宁。马克思和列宁难道不知道鸦片是一种毒品？马克思和列宁难道没有深刻地剖析过宗教的性质吗？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列宁在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时，他们各自处于不同的年代，但内容相同，概念明确。鸦片即是毒品， “鸦片”说和“毒品”说，也完全是相同意义上的说法。有些人认为把宗教的“鸦片说”等同于“毒品说”是对党的宗教观的曲解；然而，从我们来看，是把宗教的“毒品说”和“鸦片说”分割开来，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曲解！
《考察》一文还认为，把鸦片解释成毒品，把宗教徒说成是吸毒者，把宗教职业人员说成是毒品贩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这究竟是不是曲解马克思主义？对此，何祚庥院士引述了一段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对佛教的一段评说——
就在范文澜先生所写《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的第591页上，范先生曾写下如下词句：“宗教确是毒害人类精神界的鸦片烟，高僧则是受毒更深，因为被灌注了毒性更大的吗啡。佛寺先是引诱人出家，呈生活寄生动物化，然后施以恐怖教育，使读者融入脑髓，所谓大德开士，竭力宣传毒品的人，就是受毒害最深的宗教奴仆，要求他们摆脱外来传教僧的桎梏是不可能的。这些外来僧徒在国外都钻研过多年佛经，也就是吸食过毒性极大的有瘾人，他们只能要求俘虏和奴仆永远吸毒向他们一样，决不肯放任俘虏和奴仆跳出罗网，做一个独立生活的人。”而在《中国通史简编》修定本第三编第二册624页上，范先生还引述了一位名叫李节的小官对佛教的颂扬并加以批评说，“李节说出佛教的鸦片作用，由于他自己是个鸦片瘾者，所以赞美毒品有救世助化的大作用。”
何祚庥院士说，从以上这些话来看，宗教的麻醉作用，宗教的毒品性质，范文澜先生表达的还不够明确吗？如果有人硬要说这是范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曲解”，那么我们也只能提出这样的质疑：究竟是谁在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了。
笔者问道，为什么现在要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问题？
何先生说，就当前社会的某些情状来说，究竟宗教在社会中起什么作用，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一些人所以坚决否认鸦片是毒品，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只看到许多宗教人士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其积极作用的一面，而较少看到宗教在历史上以及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消极作用的一面，以为随着历史的变迁，宗教已丧失了其毒品的本质。这种认识，要么是媚教的高超的昏话，要么就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的糊涂。我们并不否认宗教中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可能有积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宗教作为一种虚幻的花朵，一种颠倒的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在很多方面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在宗教政策上，我们主张要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再说得直白一些，宗教，包括那些受到政府和社会支持的合法的宗教，也还有不很适应社会主义的一面，所以要“积极引导”。
历史上的各种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排它性，因而诱发各种宗教战争。所谓“十字军东征”，就是一次错误的宗教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各不同宗教间也有强烈的排它性。但是，有一些有识见的宗教界的领袖人士，如道教里的寇谦之，却反对对不同宗教信仰者进行政治屠杀；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出现道教徒大规模屠杀佛教徒的事件，反过来，也没有出现有佛教徒大规模屠杀道教徒的事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不同宗教间，甚而在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间，没有排它性，没有尖锐的不同信仰的冲突。一位资深的宗教界人士对我说，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人把各不同宗教的信仰者，请到一起开会，共同研讨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各种共性的问题，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也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事情！其根本原因，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所有宗教人士的共同利益。
现在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某种信仰危机，于是某些人希望用宗教信仰来填补这种“信仰”真空，以实现他们所谓的社会的“稳定”。但问题是，中国是有多种宗教信仰的国家，中国也还是有深厚的无神论传统的国家。我们的孔老先生就说过，“敬鬼神而远之！”还有人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为避免不同信仰者间的冲突，所以在宗教政策上，我们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人民群众既有信仰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或主张无神论的自由，当然也有改变其宗教信仰和改变其不信宗教的自由。至于共产党人，就必须是无神论者。
共产党人不能把自己混同为有神论者。共产党人必须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宣传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共产党人要一方面尊重宗教信仰者的信仰自由，一方面向不信仰宗教的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这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也是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是近代提出的，是承认人的自由意志和平等权利在信仰问题上的延伸，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其宗旨首先是保护不信仰某种宗教，甚至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无神论者宣传无神论，并不妨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执行，而且是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无神论者不宣传自己的世界观，才是对信仰自由原则的违背。
必须明确，科学无神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信奉合法宗教的人群大约在2亿人左右，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当然要有宗教信奉者和宗教不信奉者共同生活在一起。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界就一直采取团结合作的方针，现在就更要共同合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就宗教本身而言，宗教教义、仪式以及理论等等，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其格格不入的一面，这是无法掩饰的事实。早在抗日战争时间，毛泽东就说过，“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抗战时期的中国是经济上十分落后的国家，中国需要团结一切主张抗日的人士以汇成统一战线，但是在思想战线上，共产党却从来没有认为可以和唯心论与封建迷信或宗教教义建立统一战线。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则性的问题。
话说到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即宗教能不能与迷信划等号？何祚庥院士说，不能把宗教的全部内涵完全等同于迷信。宗教的某些内涵如：建筑、艺术、历史记载和实物资料等，当然有它的文化历史的价值，笼统地都称做是迷信是不妥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宗教中的主导思想是与迷信分不开的，或者就是迷信思想。其中有些是“土迷信”，有些是“洋迷信”。这是由宗教的唯心论本质所决定的。所以，在思想认识上，共产党人从来就认为宗教是民众的鸦片。《考察》一文的作者却称：“中国共产党人从未以鸦片说作为认识宗教的圭臬，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标准理解和制定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据。”真不知作者的依据在哪里？推究之，只能说是作者把自己的见解说成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宗教观，对这样极不严肃的意见，我们能够苟同吗？
何祚庥院士说，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宗教观。现在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有神论者可以公开跑到宗教场所以外宣传有神论，无神论者在公开场合宣传无神论，反而得不到支持与尊重。而宣传无神论，却被视为打击宗教，被看作是不利于团结宗教界，不利于团结信教群众。这难道是正常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秩序吗？
正是由于一部分人在宗教问题认识上产生的误区，直接导致了社会上有神论思潮的泛滥，也引发出越演越烈某些区域性、群体性的封建迷信，在全国的旅游景区，在农村基层，正处于上升势头。相当一级的党员干部不仅思想认识模糊，而且直接陷入了有神论不能自拔。一些人热衷于求神拜佛算命问卦，请算命先生测官运财路，按算命先生的指点行事。更为严重的是广大的青少年（本来应该是无神论的后备军），由于缺少对他们进行无神论宣传，在大、中、小学生中信神求佛问星座命运的日渐增多，把希望寄托于冥冥中的安排，污染了现代文明校园的空气。尤为注意的是，这种风气的蔓延，并没有在教育部门引起足够 的重视。严格地说，科学无神论的教育尚未进入教育系统。这与某些学校教育主管部门有关，也与全国某些宗教研究单位媚教、吃教为宗教评功摆好有关。对这种情况的出现，要从源头抓起，要从思想认识上正本清源，要澄清一些模糊认识，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亦即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
杭州日报 欧阳薇荪，2004/04/09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