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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唯科学主义”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凡是总结“五四”、反思20世纪的文章，大多要提到这一概念。据一本被人们经常引用的小册子称，所谓唯科学主义，即是指“那种把所有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观点。”这个定义说白了就是认为唯科学主义抹杀了世界原本存在的“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心理的”种种区别，把科学滥用到它的界域之外。可见“唯科学主义”并不值得褒扬，之所以一再提到它，只是要让它来承担20世纪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种种不幸的责任。可以说，90年代在“世纪回眸”中对百年中国的反思都是沿着这样一种思路展开的：唯科学主义把属于生物界的达尔文进化论运用到人类社会，直接造成了历史发展等同于自然发展、自然进化混同于人类进步、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的思维倾向。由此酿成了20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泛滥，使中国社会长期陷于急风暴雨式的不断革命之中；唯科学主义以自然法则取消人类的价值判断与道德批判，以必然性取代了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了人对自身的终极关怀的权利。这直接造成了20世纪中国人文精神的萎缩与专制主义的横行；唯科学主义又强调自然公理、法则的普遍主义，从而导致轻视多元性与个别性、把原则当作学术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的教条主义学风与以思想代替学术的浮躁心态。我们看到，上述观点在90年代几次最有影响力的学术争鸣，如关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问题、关于人文精神问题、关于儒学的复兴问题、关于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以及学术史的规范问题等等讨论中，都成为主流性意见。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仿佛20世纪中国最大的失误与教训，都是由于科学越出了自己的范围造成的。论者言之凿凿，然而听者却仍疑虑重重。
第一个疑虑便是“唯科学主义”概念的科学性问题。这不仅因为这一概念并不是被称为“唯科学主义”者自己的明确宣言，具有确定的内涵与外延，而是批判者事后为了批判的方便而“强加”给被批判者的，因而是否是一种“实然”的现象，尚须考证，而且还在于科学的界域到底是在哪里，这仍然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当一部分人站在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立场上，振振有词地把科学锁定在物质、无机界，最多是有机界之上，并坚决反对科学闯入人类社会与精神界时，我们也看到更有另一部分人仍无所顾忌地坚持着人与世界的统一性立场，如寻找“人文科学逻辑”的卡西尔就说过：“毫不奇怪，在人类思维中，对物理世界的直观与道德世界的直观是无法割裂开来的，这两种直观彼此相属，其根源乃是一个。”马克思、恩格斯也早有过“一门科学”的天才预言，指出永恒的自然法则转化为历史的自然法则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因此，当今“后现代”科学对原始随机涨落与浑沌的发现，与其说为反科学思潮提供了依据还不如说是对科学的深广性作了新的实证。由此，科学是否就等同于机械性，因果性的疑问也可迎刃而解。因为科学本身也是人的创造物，充满着人文精神。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代，“科学”就被划入“人文学科”，为人战胜“神”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第二个疑虑便是科学究竟给20世纪中国的文化、思想带来了什么？
这一问题表面看似属多余，再有偏见的人也不会否认科学的功绩。其实不然，只要把科学变为“唯科学主义”，那么“洗澡水”与“孩子”就难以分清了。平心而论，科学的功绩至少有两方面可说。第一，科学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时空视界。近代科学揭示的宇宙结构，就使本世纪初的人们认识到自然的“大小齐同之理”与“久速齐同之理”，认识到地球也是天上一星，“地上人也就是天上人”（康有为语），以及世界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法则，由此使中华民族确立起世界意识和宇宙意识，并使自身从过去充满着神秘主义的天圆地方的混沌世界中摆脱出来。如果说本世纪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曾有过巨大的发展的话，那么正是由科学的时空观念提供了最重要的精神动力。第二，科学孕育了中国的现代理性精神。通常理性是指人所特有的超越现象与感性而把握对象本质的认识能力和批判能力。这种能力一般说来，既可表现为直觉的顿悟，也可表现为科学的实证。但直觉顿悟总带着猜想的神秘色彩，把认识当作能一次性完成的绝对真理，只有科学才能通过猜想与反驳，归纳与演绎，获得关于客观对象的精确知识，并且通过实验不断加以修正与发展。因此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实证就成为现代理性精神的旗帜。但是在中国，直到19世纪末之前，占学术主体地位的仍然是以直觉顿悟为主要特征的经学知识体系。因此中国现代理性精神正是随着科学的广泛传播，在科学理性对经学体系的批判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它直接表现为，在学术对象上，由经义世界回到现实的客观世界，一切从事实出发，世界“本来是怎样的就把它理解成怎样的，也不去添加任何外来的东西”（恩格斯语）；在学术观念上，以科学求真为最高目标，赋予学术以独立的知识价值，从而取代了经学的求实观念；在学术方法上，强调以经验的归纳方法和实验方法为基础。
由科学引起的时空观的改变和现代理性精神的发育，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在文化思想上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由此引起了中国一系列的进步与变革，从而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与形象。因此，科学在20世纪中国始终处在上升的通道，肩负着解放思想与个性，破除偶像与迷信的历史重任。而西方那种在科学发展了几百年之后才出现的“唯科学主义”的弊病，（如把知识严格限于经验现象，拒斥本体论，拆解世界的统一性等）对于刚刚接受科学启蒙的中国来说，还没有产生的历史条件。这就意味着那些被错当成“唯科学主义”的东西，其实正是来自于传统的经学残余。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中国没有科学主义的传统，作为中国文化的形上之学，经学从观念、方法到致思方向都是与科学相背悖的。尽管这一体系在世纪初已遭到重创，但它仍然有着足够强大的力量，以致于接受科学文化所必须的所有思想资源与思维训练也仍得借助于经学。这一事实直接造成两方面的后果，其一，以经学之道误读科学公理，从而使科学公理与它所依附的实证知识系统相分离，形成以“主义”创造“问题”与解决“问题”的风气，为主观意志取代科学公理留下后患；其二，以经学观念神化科学公理，从而从根本上取消了对科学公理的反思精神，使20世纪中国现代理性走向非理性。前者突出地表现在著名的“五四”精神中，而后者则主要表现在“文革情结”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唯科学主义”，也就是“经学主义”，而且只有如此看与如此想，才能抓住反思20世纪中国的主脉。
原载1999年2月13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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