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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反科学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何在？
何祚庥
又在2004年3月12日的《科学时报》上读到一篇由任士新先生所撰写的题为《我为什么不能同意—与何祚庥院士商榷》的文章。在细读了这篇《商榷》后，一个突出的感想是：此文用了一系列“貌似有理”的论据，射向他们反对的“靶敌”；无如此文所悬的“靶子”，和真正的“靶敌”尚有一大段距离，所以只能是“所发不中”！究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我们和“反科学主义”者间的真实分歧。所以，本文就将进一步澄清彼此之间的根本分歧。
任士新先生虚悬的“靶子”之一，是说“何院士承认科学认识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常常是不甚准确不甚成熟，甚至其中不乏错误的，也承认并非一切科学认识都是客观真理”，并说，“看起来，这些言论和反科学主义者并无二致”。“但是，何院士强调的是，随着科学认识的逐步深化，科学认识将日益趋近真理”。接着，任士新先生便批评何院士“以科学知识作为唯一正确的知识来排斥非科学的知识就没有道理了。……这个逻辑应该是很清楚的吧！”
但问题是，何祚庥从来也没有说过什么“科学认识常常是不甚准确不甚成熟，甚至其中不乏错误的认识”，之类的昏话，何祚庥也从来没有承认过“并非一切科学认识都是客观真理”。何祚庥所写的原话是：“科学研究是一个过程。科学研究当然以追求客观真理为唯一目标。但是科学工作者，包括科学主义者从来也没有自封过科学工作所作的一切，都是客观真理。但是，在科学实践基础上，人们将能不断地清除认识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扬弃其中不甚成熟不甚精确的认识，从而最终达到对客观真理的认识。”把这两段话细致比较一下，可以看出，何祚庥说的是“研究过程”或“认识过程”，而任士新却改为“科学认识”。人们在“研究过程”或“认识过程”中会犯各种错误，但是并不能因此说人们不能达到科学的认识或真理性的认识。
“靶子”放错了位置，所射出的“箭”也就自然而然地偏向荒漠之野！这个逻辑也应该是很清楚的吧！
为什么任士新先生要虚拟一个“靶子”？其真正目的是为了掩盖彼此之间的真实分歧。真正的分歧实质是：人们有无正确地认识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能力？人们对于自然或社会的认识，能否达到真理的或科学的认识，并且这种真理的认识或科学的认识，必定是一元化的认识，亦即客观真理只有一个。人们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过程”中，（按：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认识过程，而不是已达到科学的或真理的认识），当然会出现有这种或那种错误，但是，在科学实践基础上，人们将能不断地清除“认识过程”中所犯的各种错误，扬弃其中不甚成熟不甚精确的认识，从而最终达到对客观真理的认识。
需要强调的是，“最终达到”是一个过程，这就是人们不断地由相对真理而逐渐地逼近于绝对真理。在相对真理中将包含有绝对真理的颗粒，无数绝对真理的颗粒的总和，就构成了绝对真理。本来，上述这些有关真理论的论述，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论中普通的常识。但是，我们这里所论述的相对真理却和任士新先生所说的“何院士承认科学认识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有原则性的区别。在任士新先生那里，这种“相对性和历史性”就变成了“常常是不甚准确不甚成熟，甚至其中不乏错误”，而从我们来看，相对真理只不过是尚不够十分精确，不够十分完善的真理，它将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而日臻精确，日臻完善，其适用的范围也将日臻确定。但是，相对真理并不是“其中不乏错误”的认识。真理和错误，这是彼此不相容的概念，二者不能混淆！同样，真科学和伪科学，彼此不能混淆；科学和迷信彼此也不能混淆！
在“反科学主义”人群中，有没有混淆科学和迷信的人？例如，在2003年8月8日的《科学时报》上，就刊登了一篇由田松先生所写的“科学的迷信与迷信的科学”的奇文。
突出的例子还是牛顿力学，那就是“牛顿力学以外的其它‘力学’是没有的”。任士新先生批评何祚庥说“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在基本理论和时空观上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并说，“说实在的话，作为一位很有造诣的物理学家说出这样的话，确实令人吃惊”。既然任士新先生对二者的关系感到“吃惊”，看来只好对任士新先生先“科普”一下有关狭义相对论和牛顿力学相互关系的常识。由于多数读者可能并不需要知道这些细节，所以将二者关系的证明写成一个小注列在本文的后面，专供任士新先生参考。(因公式和希腊文字在普通文本中表现有困难,而且是专给任士新看的,故在此处从略)
但是，牛顿力学并不是“其中不乏错误的”力学。在速度远小于光速C的条件下，如在“神洲五号”的火箭的设计中，人们完全没有必要“虚张声势”地用上相对论力学，因为各种观测上的误差或气流的干扰将远远大于如相对论力学所特殊给出的
的修正项。所以，结论还是只有一种力学！
任士新先生等人竭力批评所谓“科学主义的霸权”，批评所谓“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化”。但是，在航天飞行的实践中，我们能抛弃牛顿力学的“霸权”吗？我们能不对牛顿力学“意识形态化”吗？所以，“尽管一些反科学主义者说牛顿力学是什么‘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自然观”，但是，“载人航天却离不开牛顿力学”！抛弃或丢掉了牛顿力学，载人火箭就会偏离正常飞行轨道而最终掉了下来！
任士新先生说，“某种具体的科学知识如牛顿力学，即使是经过严格实验和大量实践检验证明有效，也不能说和它不一样的观点和理论就一定错误的”。坦率地说，任士新先生实在太缺乏有关严格实验和实践检验的科学常识。如果存在着另一套“力学”，它们也能同样地“经过严格实验和大量实践检验”的话，那么这套“力学”的实质性的内容，在确定的精确程度上，必定完全“等价”于牛顿力学。而如果这套新的“力学”竟然和牛顿力学得出不一样的计算结果，那么就一定通不过严格实验和大量实践的检验。
如果“反科学主义”人士认为力学领域还有另一套“观点和理论不一样”的，但不能说“一定是错误的力学”，那么，请你们举一个实例给我们看看。
其实,真正的分歧还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其尖锐的理论问题是：在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领域，有没有不依存人们主观成见的客观真理？这样的客观真理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这样的客观真理能不能为人们所认识？如果它们能为人们所认识，是按照科学的知识模式才能获得对社会或人文领域的科学认识，还是用任何一种“乱七八糟”的非科学的知识模式反而能得到科学的认识？
再如，在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一些人主张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树立科学人才观，要找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要科学地评估和发挥人才的积极作用。请问你们“反科学主义”人士将如何看看待这些主张和口号？
任士新先生表示同意“把科学方法……应用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研究”，但立刻说“科学主义的要害就在于抹杀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特殊性”。事实当真是任士新先生所宣称的那样吗？那些主张将“科学方法……应用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研究”的人士，竟然“愚蠢”到不知道在应用科学方法于不同科学领域时，要充分考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吗？举一位经典作家曾说过的一段名言：“物理学家是在……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而“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使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见《马恩选集》第2卷，第206页）所谓“要害就在于抹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特殊性”的说法，只是掩饰他们的真正观点的一种遁词。其实，就在任士新先生所说这段“遁词”之中，就暴露出他的观点，那就是人文领域是只有人文学科而不能有人文科学的！！！任士新先生强调指出，“通常西方主流学术界不说人文科学，这一点的差别很重要”。所以，至少任士新先生是认为科学方法是不能应用到人文科学的研究，或研究了也是不可能有人文科学的！其实西方主流学术界也不承认有社会科学，尤其不承认有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但是，你们反科学主义者将如何看待西方学术界的这些观点？希望你们坦率地把你们的观点说出来。
任士新先生所虚悬的“靶子”之二，是“何院士是一位标准的科学主义者，所以往往试图用无法解决价值问题的思路来研究价值问题,因而在价值问题上出现低级错误就不足为奇了”。
“何院士”是否“在价值问题上出现低级错误”，这将留在下面另行讨论。但遗憾的是，“何院士”却从未自称为“是一位标准的科学主义者”！需要澄清的是，何祚庥先生确曾在某些场合下，自认为是“不很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何祚庥早在青年时期，就追随马克思主义运动，只不过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很难全面而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只能是“不很合格”。但是“何院士”也还不至于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内涵比较庞杂，不同人群有不同理解。有些人认为有“强”科学主义者或“弱”科学主义者的区别。中国的“反科学主义”者曾将他们所反对的“科学主义”概括为5条罪状，并且发布了一声讨“科学主义”的学术宣言。其中有一条“罪状”是：“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并试图以科学的知识模式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但是从何祚庥先生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将“科学的知识模式”延伸到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等等领域，而且已在这些领域中作出巨大成绩。恩格斯曾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评价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做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马恩选集》，第三卷，第574页）但是，从“反科学主义”人士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科学主义”的思潮，“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是“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而且他们还要反对这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化”，说科学主义“通过与政治相结合变成了国家的意识形态”。由于何祚庥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虽然还“不很合格”地全面而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是也还能看得出这一群“反科学主义”人士的真正目的，是“在那里反对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加以研究”，“是反对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再说得直白一些，是在那里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是在那里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在2004年4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文章，在谈到“我国的哲学社会工作者应当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时说，“当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原本清清楚楚的指导思想问题，现在在一部分人心目中似乎并不明确。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以及思想文化的其他领域，不赞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有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有之；任意修改、随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搞得面目全非的亦有之。漠视甚或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需要十分重视的倾向性问题，绝不是细枝末节。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所以，何祚庥先生就不能不站出来说《为什么要批评反科学主义》。
正是由于《为什么要批评反科学主义》一文，打中了这些“反科学主义”者的要害，所以就有任士新先生出面虚拟了一个“何院士是一位标准的科学主义者”的“靶子”，并以一种极其傲慢的态度，说上许多漫骂式的语言：什么“出现低级错误”，什么“如此缺乏理性、逻辑混乱的话”，此外还有一些话说“何院士”“莫名其妙”，“让人诧异”，“令人吃惊”，“如此不科学的想法真是令人跌破眼镜”，……等等。至于论据，我们却没有看到。但是，“辱骂并不等于战斗”，“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只能说明他们并不敢真正面对双方分歧的实质所在。
不过，任士新在这篇《我为什么不能同意——与何祚庥院士商榷》的文中，倒是提出一个新的有实质性的分歧的观点，那就是任士新先生认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所处理的不仅包括事实和逻辑关系外，而且包括价值。所谓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主要是帮助理清和解决事实与逻辑问题，而价值本身是无法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解决的。”任士新先生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按：应改为人文科学）……包括价值”，对这一点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何祚庥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等同于科学主义，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有确定价值观，而在“科学主义”名下的某些“科学主义者”的价值观点却比较含糊不清或鱼龙混杂。但是，何祚庥不能同意任士新先生如下一些看法，“价值本身是无法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解决的”，“用无法解决价值问题的思路来研究价值问题”，……等等。
有一种理论观念，马克思主义不研究价值问题，或不能解决价值问题。这大错特错！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是说“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其中“立场”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者公开宣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解放了全人类以后，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无产阶级的立场或工人阶级的立场，又体现出全人类的根本利益，用现代的语言来说，那就是以人为本。可是，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封建社会里，有封建地主和广大农民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在当今中国，阶级矛盾已不是占主导地位的矛盾，但阶级的划分仍然存在，至少，人群中包含有不同利益群体，有强势群体，但在人数上往往最少数，也有弱势群众，在人数上却往往是大多数。主张“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要优先代表人数上是压倒多数，但在资产和权势上处弱势状态人群的根本利益。“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现“以人为本”，就要研究具体的人。要研究一下那些“具体”的人处在什么地位。例如，在一本名为“《中国农民调查》的书中，就较为具体地研究了中国农民的现状。很不幸，在中国的强势人群和弱势人群之间，就是有实际利益上的冲突。这种冲突就反映为不同的价值观，由不同的价值观就反映不同的学说主张、理论观念；……等等。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就是说人们所站的位置，或“立场”决定了他的“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坚决站在捍卫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人群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或者说“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在捍卫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进程中，才能逐步“摆平”强势人群和弱势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步实现“以人为本”。
这里就要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反科学主义”者或自称为“科学文化人”的人群们，你们在代表那些人群的利益呢？任士新先生质疑“最大多数人群是否就是弱势人群”？又说“在社会文化领域就一定要少数服从多数，更是莫名其妙”！这充分暴露出他们也心知肚明地在代表哪些人说话。
价值问题当然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且也必须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比如说，中国的工人阶级（其中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根本利益是在中国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将来还要逐步过渡到********。但是，中国是比较落后的社会，人们不能期望在“一个早晨”就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反复研究和试验之后，终于认识到现在只能实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太急了，反而“欲速则不达”。近来，又在“发展”问题上，提出“科学发展”，要“以人为本”，要统筹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和根本利益”问题的研究。那些处于强势地位的人群当然也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他们的利益何在。例如，为了保证美国有充足的石油的供应，美国已有两届政府先后打了两次伊拉克战争，并在战争中力求用最小的人员的伤亡来获得最大的战争效益。所有这些都是美国两届政府运用科学方法精心研究的结果。怎能说价值问题或利益机制问题，不能应用科学方法来进行研究？
在价值问题或利益机制问题的研究上，有一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那就是处在强势地位的利益集团，往往讳言他们只代表少数人利益，而往往要冒充为代表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群的利益。就在近10年来的两次中东战争中，美国的两届政府都宣称他代表了伊拉克人民的利益。问题是，占人口多数的伊拉克的人民，不认同这一观点。
没有什么理由说在社会文化领域中，一定要少数“服从”多数，因为人们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人们也完全有理由研究和分析一下，社会文化领域中不同意见争论的背后，究竟是牵涉那些“人群”的利益，并且可以“量化”一下，这些“人群”有多少，他们的真实利益何在。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大汉奸汪精卫发出“艳电”响应日本军国主义的号召。那时，不少亲朋故交，呼吁汪精卫先生回归广大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但是，汪精卫“先生”却执意不从，一定要和处于强势状态的侵略者携手合作。所以，在价值的选择的问题上，在少数和多数的问题上，人们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别人也有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一下，“你的价值选择，究竟在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的自由。
中国的“科学文化人”为什么会突然对“反科学主义”感到兴趣？他们的利益机制或所追求的价值何在？请看2003年1月24日在《科学时报》B2版上刊登的由江晓原先生所撰写的一篇文章，《科学本身不可以被研究？》里的较长一段论述：
“正当科学家对科学信心十足，豪情万丈，而公众对科学一见钟情，虔心顶礼之时，哲学家们却也没有闲着。
哲学中原有一路被称为“科学哲学”，这是专门研究科学的哲学（类似的命名有“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这些科学哲学家们有不少原是学自然科学出身，是喝着自然科学的乳汁长大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对科学有着依恋情绪。起先他们的研究大体集中于说明科学如何发展，或者说探讨科学成长的规律，比如归纳主义、科学革命（库恩、科恩）、证伪主义（波普尔）、研究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等等。对他们提出一个又一个理论，许多科学家只是表示了轻蔑——就是只想把这些“讨厌的求婚者”（极力想和科学套近乎的人）早些打发走（劳丹语）。因为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些科学哲学理论不过是一些废话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价值，当然更不会对科学发展有任何帮助。
然而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求婚者”屡遭冷遇，似乎因爱生恨，转而开始采取新的策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策略至少有如下几种：1、关起门来自己玩。……2、从哲学上消解科学的权威。……认为科学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别的学说（甚至包括星占学）也应该有资格、有位置生存。3、更进一步，挑战科学的权威。科学已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绝对优势的话语权。让我们想象这样一幕场景：在一间众声喧哗的屋子里，一位哲学家试图对科学有所议论，谁知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么叫科学？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哲学家当然大怒——哲学原可以研究世间一切，我们如今就要将科学本身当做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研究科学究竟是怎样在运作的，科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这时原先的“科学哲学”也就扩展为“科学的人文研究”，于是……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第3种策略的激进主张，透着“淡淡的反科学情绪（刘华杰博士语）。”
很抱歉，我在这里大段地摘录了江晓原先生在《科学时报》上的发表过的文章，并不是为了多骗取稿费。但是，从江晓原先生的“大段直白”来看，人们将不难发现，这些“反科学主义”的“科学文化人”究竟持有何种价值观，他们在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请注意，连你们的追随者刘华杰博士也觉察到“反科学主义”，“透着淡淡的反科学情绪”！
结论：反科学主义必然导致反科学。
感谢任士新先生提醒我们在学术论战中“不要变成各自攻击风车的闹剧”。不过，唐吉诃德和“风车”去战斗，是为了突出他的热情和勇敢；而任士新先生所虚悬争论的“靶子”，所突出的却是他们心虚和胆怯！
顺便说说，如果任士新先生愿意，当然也可以宣称除牛顿力学以外还有另一种力学，亦即量子力学，其中也有一个特征量，普朗克常数h。可以证明当h趋向于零时，量子力学也将还原为牛顿力学，只不过量子力学引起修正项太小太小，以致于在航天领域内的力学工作者根本不会去讨论量子力学所可能的修正的问题。由于本文已写得太长，没有必要再讨论量子力学和牛顿力学的相互关系问题，请“科学文化人”当作一个习题，去求出它的解答！
五柳村2004/04/30收到并制作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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