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至，道渴而死。

--读李锐

孔希仲

（一）

下面是摘录李锐同志的《旷日持久的煎熬》一文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此文发表于《读书》杂志1997年5期。是对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的文学评论）。

……当西方人在那些当初被他们认定后来也被我们所认定的真理的尸体上哀歌不已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所陷入的将是一种更可悲哀的无语的叙述和无字的书写。当年，我们从文革浩劫的废墟中走出来的时候，一种“得救”的激动掩盖了我们这个无比尴尬的处境。但那种控诉式的“伤痕”，并不能作为当代中国人的新的精神的立足点，也不能作为中国新文学赖以生根的坚实的土壤。……

……只要我们还稍稍记得一点文化大革命，对苦难还稍稍有一点承担精神，我们就该明白，我们中国的文化和价值重建，离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实在没有多远……

……不管有过多少次有过多少种“真理”企图把生命整齐划一，但是它们最终都没有能做到。……

……正是在这五十亿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厚土里，最终生长了又掩没了一茬又一茬的“真理”，最终生长了又传唱了一首又一首的咏叹的诗歌。

……一个半世纪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战乱，一次又一次的流血，一次又一次的自毁自戗，使这场煎熬变得惨绝人寰般的酷烈。一百五十年，对于历史太短，对于生命又是何其漫长！当希望一次次地变成绝望，当绝望一次次地变成虚妄，我们又拿什么慰藉生命？拿什么慰藉一代又一代悲绝的心灵？每想到此，我就反复想起那个中国人的古老的神话，这神话很短，它只有三十七个字：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饮于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这三十七个字，越过千年悠悠岁月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一个长长的没有走到“大泽”的道渴而死者的名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们死了；孙中山，黄兴，秋瑾们死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们死了；王国维，陈寅恪们死了；鲁迅死了；胡适们死了；胡风，老舍，傅雷们死了；离我们最近的顾准也死了……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道渴而死的。是的，还是“道渴而死”。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我们的心里都知道去“大泽”的路正遥遥无期。在我们之后，还会有不知多少“道渴而死”者倒在去“大泽”的路上。我们把这三十七个字刻到石碑上，把这三十七个字刻在石碑的两面，把这石碑放在我们的心里——以悼念死者，以昭示来者。

是的，“未至，道渴而死。”这是我们的宿命。

           ——见《读书》杂志1997。5。P31

这些话何其锐敏而深刻，放射出思想的光芒，迸发出睿智的火花。显示一个探索者的执著和艰辛。

我“接近”李锐是从读他的文章开始的。我喜欢他开阔的思路和流畅的文笔。但自愧孤陋寡闻，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文学评论家和政论杂文作家。是个文人学者。及至读到他的《卢山会议实录》，以及他为《1957，新湖南报人》一书写的序，以及其它的一些著作，我才惊异地知道他是一个革命实践家，是共产党的阁僚和谋士，是一个终生不惑的智者。叹服在山河破碎，救亡图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共产党内聚集了一大批有才有识有勇有谋的中华精英。一场伟大的革命就是以这些人为先锋搞起来的。

李锐其人：

李锐为国内外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湖南平江人。1917年生于北京。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参加《一二.九》运动，为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在湖南，延安，和东北，主要从事青年工作和新闻工作。1949年至1952年任新湖南报社社长，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1952年转业到工业部门，主管水电建设工作。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的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消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时期关在秦城监狱8年。1979年平反复职，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至1984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上被选为中顾委委员。著述甚丰。

——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封里

（二）

在李锐的文章中，他总是用“平视”的眼光来观察人和事。对上不谄媚，对下不作秀，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忠厚长者。在所著《卢山会议记实》中，我们看到最高领袖，国家元首，三军元帅，封疆大吏，阁僚谋士，无论是挨批者或批人者，其心态和窘状，和铺天盖的群众运动中被运动的群众并没有什么两样。有疾言厉色，无限上纲的；有应付表态，言不及义的；有违心检讨，蒙混过关的；有揭发检举，反戈一击的；……可绘一幅中国朝野通用的“运动百态图”。令人痛心的是，在一个大独裁者的周围，所有文韬武略，出类拔萃的英才都变成了侏儒。十亿人的央央大国的国运，就掌握在这样一群唯命是听的侏儒手里。毛泽东的恣意枉为，给国家造成无法补偿的灾难，这些人难道没有责任？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至今已二十多年，思想解放为什么如此步履蹒跚？从身处高层的人士的思想状况可略见端霓。

周惠，此人在李锐的《卢山会议记实》中多次出现过。他当时是湖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和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一起参加卢山会议。两周和李住在一起。过从甚密。在卢山会议后期的反右倾批判中，他们三人和黄克诚，彭德怀被拴在一起，诬称为《湖南帮》，都是被迫害者。笔者最近在《五柳村》读到李锐作序的《1957，新湖南报人》一书。其中几乎每篇文章都有对周惠的控诉。此人在位专横跋扈，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反右中，他在新湖南报编辑部一百多人中，打了五十四名右派，创全国最高。是一个典型的“在老虎面前是老鼠，老鼠面前是老虎”的左王，是毛泽东极左路线的铁杆。此书编成后，特请离开新湖南报已五十多年的老社长李锐作序。相形之下，可见人心的背向。

周扬，是顺着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爬到文艺界的顶峰。建国以后，文艺界人士在他的手下，一批又一批被整下去，最后“剩下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多干净”。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文革中也在劫难逃，整来整去整到自己头上，被作为“反革命两面派”关进秦城监狱。监狱的冷酷生活，使他获得切身的体味和充分的时间，冷下来反思他的一生。终于翻然醒悟。出狱后，他在各种场合，对各个受害者，累累表示了深切的道歉和忏悔。受到人们的欢迎。

同是文艺界的领导者，林默涵的态度却与周扬相反。他说：“我没有什么可忏悔的，我从不忏悔。我是按组织的意图办事，按领导的指示办事。不存在个人恩怨。”这就是一些左爷至今不表示反悔的逻辑。“四人帮”也可以此进行狡辩。（见《叶凯：以组织的名义－－有关周扬的思考》。载《五柳村》）

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宣部顾问胡乔木，1983年与周扬与发生了一次争执。周扬大声斥责胡："这样做法不正派"，胡用更大的声音反问："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周扬更加愤怒："你们这样不正派。”胡则呵斥道："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说："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胡乔木说："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周扬说："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　在周扬看来，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人；而在胡乔木看来，自己就是代表组织的，反对自己就是反对党中央。对此周扬异常愤怒，但此时的周扬忘记了，自己以前也正是按照同胡乔木一样的逻辑来批判别人的，看来又应验了那句老话：历史总是捉弄人的。（见上引文） 

胡乔木是较早地公开提出对三中全会异议的人。早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时，就指出其要害在於"分裂党中央"。他认为三中全会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也否定了党的领导倾向，怀疑和否认社会主义制度。

他说：“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如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在形势比五七年初复杂得多。”华国锋说：“无论如何不能反右。”
胡乔木又把一个外国人来华参观後写的"意见'推荐给华国锋看。" 意见"说："毛代表一个时代，否定他，就否定了一个时代，也否定了自己的历史...”（见《胡耀邦与胡乔木——在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载《五柳村》）

那个外国人的“意见”实际上就代表了像胡乔木这样一批“身居高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意见，要害在《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从而又制造出“维护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啦，“信仰危机”啦，“危害安定团结”啦，“顾全大局”啦，等等一串吓人的紧箍咒，套在人们的头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们的思想解放为什么样步履维艰，原因就在这里。

这些人都是李锐的朋友和熟人，他们的思想可以左右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像李锐这样终生不惑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

笔者是一介平民，和李锐同志不处在同一社会层面。无论是学识，奉献，阅历，地位……都不能相提并论。只是，笔者虚度八十，同在二十世纪这个充满硝烟和血腥的时间隧道爬过来，对人生的感悟和追求有某些近似之处。到了这把年纪，也只好说：“‘未至，道渴而死。’这是我们的宿命”

2002年10月10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