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
作者: 孔希仲
今年春节，我侄女靖华，专程由湖南来天津看望叔婶。她哥々和妹々都工作很忙，靖华正好下岗私营。兄妹仨就推她为代表来了。
靖华长得很像她妈。我和她妈最后一次见面时，正是靖华这个年龄。我一楞神就把坐在我面前的靖华幻演成她妈。心中不免钩起淡々的惆怅。
她妈是我表姐，比我大一岁。我哥（靖华的父亲）比我大两岁。我们三人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手足情深。长大后，我哥和我先后外出谋生。只剩下表姐在家乡教小学，和孀居的姑妈相依为命。
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狂风巨浪。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４９年我哥和表姐结了婚。不久姑妈去世。他家移居Ｚ市，两人同在一所中学任教。我辗转到北京，５１年在北京也成了家。各人都肩负着生活的犁杖，互相很少联系。
６５年，我趁出差之便，到Ｚ市看望他们。２０多年不见，惊喜若狂。三人已过不惑之年。他们已有一男两女。靖宇十三四岁，瘦小文静。他爸妈支使他干这干那。靖华十来岁，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偎依着她妈撒娇。靖姗四五岁，天真可爱。搬出大々小々的玩具和我搁家々。她妈就说：“姗々！不要老缠着叔々闹，大人要说话呢。去，和姐々外面玩去！”
他家住的是简陋棚户，衣着和吃食都很简朴。但他俩对工作和生活都充满希望。晚上，孩子睡后，我们三人谈到深夜。相互倾诉分离二十多年的酸甜苦辣和各家的现状。
他俩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说现在生活紧巴点，攒点钱，将来送孩子们上大学。他们还欣喜地告诉我，说学校正在盖楼房，他们可分到一个单元，到时一定要我来看々他们的新居。我邀他们明年全家去北京玩，来回旅费及一切开销我全包了。他俩欣然应诺。
不料翌年“文革”开始。我被押送内蒙劳改。１５岁的大女儿去了边远农村插队。妻狠心撇下１１岁的小女儿，让她留在北京独自生活，她陪我去了内蒙。
在劳改中，从家乡传来消息，说我哥々失踪了，造反派通缉追捕，同时，把我表姐连同三个小孩遣送农村。表姐因不堪家毁人散的打击，在农村抑郁而死。
这消息使我撕肝裂肺。我正为我的两个离散的女儿揪心，现在又添这三个孤儿，他们怎么活下去呵！
在内蒙三年，我莫明其妙地被“解放”了，下放到西北某厂劳动。我和三个侄儿女取得了联系。每月给他们寄点钱去。我俩收入微薄，每月要给两家老人及离散的两个小女儿寄生活生费。只能从指缝中挤点钱寄给他们买点油盐。第二年，我借出差之便，决意去看々三个侄儿女。我在老家的火车站下了车。三张稚嫩的脸挤在出站口的栅栏外，一同挥手叫着“叔々！叔々！”我强忍住眼泪，笑着向他们走去。
靖宇和靖华为我提着包，我拉着靖姗的手，走了三四十里山路。一路说说笑笑，绝口不提他爸妈，把悲痛压在心底。他们的家在一个山坳里。土丕墙，茅草顶。两间阴湿的房间，每间房里有一张木板床，挂着薰黑的蚊帐。还有几张破旧的桌凳。厨房内砌了一个烧柴草的大灶台，嵌着两口大铁锅。还有一间杂屋，半间围了一个猪圈，喂着一头半大的猪。半间堆放着农具和柴草。屋前有一个小池塘，屋后有一小块菜地。这是一个典型的农家。靖宇和靖华每天在生产队出工。靖姗上小学。靖宇已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是家里的顶梁柱。粗活重活都是他干。家务事靖华当家，做饭，喂猪，洗衣，缝补…她手脚麻利。一边干活，一边招呼妹妹洗手，换衣，写作业…她从口袋里摸出一些绉巴々的零票，交靖宇去买酒买肉。我交给她一百元钱，她用手绢小心包好，掀起棉袄揣在内衣口袋里。当年那偎依着她妈撒姣的小姑娘，现在老成得让我看了心酸。可喜的是靖姗由于哥哥姐姐的呵护，天真，活泼，强悍，任性。她虽失去父母，心理成长倒还正常。对这样一个“家”，我不断地夸赞和鼓励，眼泪却在往肚里流。
晚上，点着豆大的油灯，三人坐在里屋的床沿，靖宇和靖华一边一个偎倚着我，靖姗躺在床里睡着了。我们絮々地谈到深夜。暂时沉浸在他们已失去的亲情中。他们谈父母的惨死和他们下乡后怎样挣扎活过来的。他们已没有眼泪，我强制着内心的巨大悲痛，脸上始终装着木讷的苦笑，心在滴着血。
靖宇告诉我，他家后来搬进了新居。此时“文革”已开始。他爸已挨批斗。爸妈整日愁容满面，无心收拾房间。他爸在家呆々地望着兰色的玻璃窗，喃々自语： “我这一辈子没住过这么漂亮的房子。现在有了，可不是我久住之家呵！”
我在内蒙听到的消息是不确切的。他爸肯定是投江自尽了。因为他把唯一值钱的上海牌手表和身上的一点零钱和粮票都留在家里。他爸失踪后，造反派把他妈抓了去，日夜吊打，逼她交待他爸的去向。他妈就被活々打死。紧接着造反派就把他们三个“狗崽子”送往农村，丢在一个窝棚里。他们就像三只小野兔，惊恐地蜷缩在一起。农村的大娘大爷们怜悯他们，给他们送来粮食和蔬菜。后来老队长指给他们一片山坡地。派两个劳力协助他们盖了一间茅草屋。十五岁的靖宇领着两个幼小的妹妹开始为生存而拼搏。盖房时他们用独轮车推土，运石。靖宇张开双臂，迈开双腿推着，靖华在前面弓着腰拉着，靖姗就像小马驹一样跟着跑。山道泥泞路滑，好几次连车带人都翻在水田里。他们像燕子衔呢一样，一点一点建立起简陋的生存条件。又一年一年搭盖偏屋，开避菜地和水塘…在苦难的深渊中三个小孩终于顽强地活下来了！
我想不出改善他们厄运的办法。出发时妻曾提出把小的带去西北。来这里两天的观察，感到这三个孩子在感情上是分不开的，而且小的在这个“家庭”中还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没有她，这个“家”将不成为家。
第四天一早，我要离开他们了。三个小孩送我。翻过一座林木苍郁的大山，就到了举世闻名的韶山。朝圣的人熙熙攘攘，许多青少年个々胸前别满了主席像章，戴着红袖标， 举着红旗， 雄纠纠气昂昂地在主席像前宣誓合影。狂呼“万岁”或 “打倒”的口号。靖华和靖姗也兴致勃々，买了许多主席像章别在胸前。我和靖宇却沉默无语。靖宇可能是出于政治自卑感。我脑子里却极不平静：两个天真无邪的侄女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血管里流着“黑五类”的血液，她们已被排除在这狂热的行列之外。
下午太阳斜西时，我们已兴尽力竭。按事先的安排，靖华和靖姗先回家，靖宇送我一程。他在中途下车，去亲戚家过夜。当我眼看这两个小侄女将走进莽莽大森林，回到那阴暗冰冷的小茅屋时，我只说了声“你们走吧！”憋了四天的泪水，就像暖瓶炸了胆，哗啦一下夺眶而出。引得三个小孩都哭了。我望着她俩擦着眼泪走上山路，我的眼泪一直没有停止。我和靖宇来到火车站候车室。我没有和他说话，眼泪仍在簌簌地流。等到电灯亮时才上火车。车厢里人很少。我和靖宇在车厢一角坐下，俩人仍然没有说话，任眼泪自由地流淌。一直到靖宇下车时，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声：“叔叔！我下车了，您到家时来信呀。”我没有送他，一直默默地流泪到湘潭。人呐，当伤心至极时，泪腺里究竟能流出多少泪水？
我没有能力把这三个孤苦伶仃的侄儿女从厄运中解救出来。只陆续寄去一些养兔、养蜂之类的书去，希望他们能找到一条谋生之路。
粉碎“四人邦”后，大地回春。全国开始落实政策，当地组织把三个孤儿接回Ｚ市。这消息喜从天降！我妻立即赶赴Ｚ市，为孩子们料理家务，以淡化他们对父母的思念。靖宇和靖华分别被安排在一个小家具厂和一个小化工厂当学徒；靖姗继续上学。我日夜揪心的难题一下都解决了。这使我暂时忘却哥嫂的不幸，为三个孩子的顺利返城就业而喜笑颜开。我写信教诫他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就业机会，教他们怎样兢々业々地学徒。并叮嘱他们要坚持自学文化。还陆续寄去一些初级技术书籍。只希望他们学一技之长，能自食其力。
后来，靖宇进了电大，考试成绩全省第一，上了电视。在厂内，他被提拔为班长，入了党。后又被任命为厂长兼书记。在改革开放中，他搞多种经营，把一个百十来人的小厂，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三四千员工的集团公司，他任董事长。被评为优秀企业家，优秀共产党员。当选为市人大代表。曾参加省考察团赴欧美考察，并接受电视台专访。靖姗天性活泼，能歌善舞。在铁路局搞宣传工作，常应电视台邀请，在文艺节目中露面。靖华下岗，给她带来施展才能的机遇。她邀几个下岗的姐妹合夥，开了一家化工器材公司，她担任经理。生意相当红火。
兄妹仨各有一个温馨的家，都有一个相爱而能干的伴侣和一个可爱的小宝贝。
三个从患难中爬出来的兄妹，感情非同一般。逢年过节，三家九口都在她哥々家团聚。每逢这个时候，总要打电话来向我俩问候祝福。
靖华临走时，我没有什么送给他们兄妹。只随手书写了一幅对联: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2001年7月13日重编
